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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出版社编辑工资的不合理性

作者:宽嘴青蛙   转自:豆瓣社区

按照“按劳分配”原则,有劳就有得。得, 就是工资。

 

一个雇主,雇几个工人,讲好条件,签约。事后雇主付工人工资,这是合理的。

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一年规定招收保户若干。完成任务即可得奖金若干。并有提职的具体标准。职工只要努力向前,这一切都是有保障的,可以兑现的。这是合理的。

某建筑公司包下一楼房建筑,请来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根据工种不同而有不同工资。公司提供材料工具,被聘者付出技术劳动得到工资,双方遵守合同,这都是合理的。

上述几种情况,均可以量化,流程透明,账目清楚。即便出了争端,便于协商,甚至诉诸法律。

 

出版社则不同。出版社付给编辑工资的方式和数目都缺乏合理性。

 

出版社工作流程是这样:由编辑提供选题(组织作者、稿件)----社领导批准----社里负责造书----由发行科发行----回款到出版社----工资奖金给编辑。我们看一下,编辑在这些环节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选题.

 

(1)由编辑对图书市场的理解和把握,制定选题,选择作者,组织稿件。社长总编一般不提供选题。

(2)选题审批权归社长。社长认同的选题通过, 社长不认同,不能通过。好选题不一定得到认同;认同不一定是好选题;好选题未必有好效益。

(3)为了保证选题上乘,具体讲挣到钱。为了保险起见,社长要求编辑提供的选题带印数。

(4)有人情选题,由于和社领导私交过密,私批选题。选题批准上存在不公平。

(5)有的社领导亲自做责编。称为社长级的大责编,因而有选题上的优先权,加剧不合理性。

(6)有的选题被批准后又被撤下,其责任习惯地归于编辑。经济损失不合理地由编辑

承担。

(7)有好选题,好效益,却不能给予保障,好选题好不起来。

(8)为了创收,任意扩大编辑队伍,人人可以做编辑。无须经过选拔,也不经过培训。

整体上降低了编辑水平,加大了成本。见人不见利。

(9)补报选题,由于不能及时研究,而贻误战机。

(10)社领导交派的选题,出现的经济损失,也由编辑承担。

 

在选题这个第一也是最重要环节,编辑处于完全被动地位。

 

二、出版.

 

有幸批准通过的选题,纳入出版计划。经三审发稿,出版部门负责造书。

(1)由于资金短缺。因多年效益欠佳,每逢投产需要贷款。但僧多粥少。保证不了每个编辑每个选题投产。必然会出现编辑之间工作的无序性和恶意性竞争。

(2)每年年初全国例行订货会是出版社出书的高峰期。全年的选题都挤在同一时间出书。由于财力不足,最多也只能满足全社出书的1/3。有2/3的选题搭不上头班车,预示责编全年无收成。这与人为制定的当年必须出书,当年结算,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一年一出书,一年一结账,貌似有理,实际不合理。

(3)同样由于财力不足,即便有幸先出样书,也未必能保证能如期大批出书和送货。由于脱期使畅销书变成滞销书,由挣钱变成亏损。责任不在责编,却由编辑承担亏损。

(4)有的社领导直接作责编,在出版上也占有优势,使有限的资源又受到合法的侵占。

(5)出版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的浪费和潜在的问题,处于无人监管状态。不能及时有效地阻止资金潜在的流失。

(6)有的书初版见不到利,利在重版,又无钱重版,见书不见利。

(7)纳入选题计划,自然得投产。除了需要大笔贷款之外,还需要随时将回款再投入生产中,随挣随花,见钱不见利。

 

在整个出版过程中,编辑处于听之任之,无能为力状态。

 

三、发行.

 

(1)出版社基于市场行情,图书以50%甚至更大的折扣对外发行。即便有的书很好,也不能增加折扣,首先内部就通不过,能多挣也挣不多。

(2)出版社出一本书,编辑每出一本书,发行部门至少可得4个折扣。多发多得。东方不亮,西方亮。发行部门总有书可发。发行部门人员工资相对有保障。

(3)发行由发行部门负责,有的书回款很慢,甚至无回款,责编因此承担经济损失。

(4)同样是由于财力不足,对于图书的策划、宣传、营销也无法进行,无法有效地扩大发行。

(5)一本书以发行1万册计算,一出手50%折扣,加上 30%的制作成本,再加上作者稿费等其他费用,编辑所得无几。而能达到万册印数,又少之又少。

 

在发行方面,多数编辑没指望。

 

四、回款.

 

出版社的资金由财务科掌管。所有销售图书回款都要返回财务科。

由于管理方面存在问题,财务尚不能公开,不能排除假账、改帐和私设小金库等弊端。因此每年即便有极少数编辑盈利,其准确性也很难确定。

 

出版社目前的管理机制基本上还是属于粗放式管理,处于既管理又不管理状态。在生产流程各个环节出现的各种问题,很难及时得到正确的解决。如果个人与社领导发生矛盾也无人裁决。出版社内部长时间形成了潜规则,在选题、出版、发行、回款、统计等方面出现的任何问题既使与编辑无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都要记在责任编辑的帐上。

 

编辑受“气”,气不打一处来。

 

出版社给每个责编的经济指标(纯利润)过高,不切实际。多在10万—20万以上。多数编辑根本没有完成的可能。从根本上讲,决定了编辑工资的不合理性。

 

选题,原则上来讲,应由社长和总编辑提供。但现有的情况是,多数社长和总编辑不具备(实际应该具备)这种能力,都改由编辑提供。表面上看是重视编辑,实际上是规避选题上的风险。

 

编辑根据各自的学识、经验、对图书市场的理解和把握提出选题。这是自主研发,是再创作、创新的过程。

有时,一个选题就是一个金点子,就是一个金矿。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出版社专门设有策划编辑的原因。因此,它是有价的,也是有偿的。此时,编辑的工资起码应与一般的行政人员的工资相抵。这应作为编辑的基本工资。轻视编辑这种工作是完全错误的。把编辑的工资归零更是完全不合理。

 

当编辑提供的选题,一旦通过,便纳入出版社的选题计划。之后组织作者,组织稿件,再经过加工,三审通过之后,发稿下厂。至此,编辑的工作基本上完成。至于出版、发行、回款等工序与编辑 —— 与责任编辑基本上无关。各司其责。

 

在上述出版社工作最重要的四个环节中,编辑处于“四邻不靠”。见人不见利,见书不见利,见钱不见利,见累不见利。

 

出版社工作归结起来无非三点:把书“生”出来,把书卖出去,把钱收回来。按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出版社的图书编辑其实就是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应该对所出的书“一生”负责。但你封他是“弼马瘟”,却让他管理“天宫”,他想负责负不了责,还要徒背骂名。这就是出版社的现状。

 

现行的选题由编辑提出,社长批准。造书,发行由专人管,最终挣多少是多少,亏损都是编辑的,由此决定编辑奖金和全年的工资是不合理的,不讲道理的。

与此并行还有一种做法:责任编辑提出选题,被批准后,出现的印不好,发不好,不回款,亏损等情况,都由不具备相应权利的责任编辑负责。责任编辑负责“交租”,社长只负责“收租”。这种懒政,更是错误的。

 

为了同国内国际图书市场相适应,近些年,各地纷纷成立出版集团,造大船。但是出版社在选题开发上仍是各自为战,单兵独勇。每年提出的选题五花八门,近百种,全面开花。不是每战必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十指分开,好比从大船上下来的个个手执木棍长矛,结果被各个击破。广种薄收,甚至光种不收。这种经营方式连财大气粗的民营书业公司都不敢采用,出版社却沿用至今。

 

到了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怎么改?变个体选题为主体选题。(当属一家之言,一种做法)

个体选题,以编辑个人为单位提出的选题。主体选题,从编辑提出的大量选题中选出优秀选题,为一部分人的共同选题,共同经营。

 

具体做法是:

 

一、“御驾亲征”。改变社领导只“赶车”,不“驾辕”。社领导把选题分成四部分,或四种,分别带领1/4编辑作为团队,亲自带队,“御驾亲征”。有效地利用财力,物力,人力,提高效率,便于策划、营销、宣传和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减少资源流失,进而保证盈利。

 

二、“傍大款,吃大户”。谁的选题好,效益好,次之者向其靠拢。做到选题优化,人力优势。全力以赴,做到效益最大化。而使每个编辑由选题暂时劣势向暂时优势转移,摆脱有劲无处使,空转,摆脱贫困。占据优势,变被动为主动。

 

三、争做“想当将军”的士兵。每个编辑务求三年之内有选题进入主题选题。便于激励奋进,提升内功,减少流失,加强团队意识,增长才干,为领导层提供优秀人才。

 

四、社领导和编辑的工资应分为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其中一部分的“主体选题”之所得为绩效工资。主体选题提出者同社领导同享盈利的60%,其余分享40%,作为编辑一部分绩效工资。

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主力军。编辑的工资是否逐年递增,是标志出版事业,出版改革发展是否正确的风向标。在一定意义上讲,逐年增加、提高编辑工资是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根本。

 

东北某出版集团所辖的出版社,有的编辑月工资连续两年降至300元(以下)。远远低于省内最低工资510元。这是典型的无法无天。“下不保底”的违法行为却不能得到制止,是十分危险的,这是出版社编辑工资不合理性的最高体现。

 

与编辑的工资“下不保底”相反,集团和出版社领导却“上不封顶”。据说,集团机关内部员工月工资5000左右,中层7000左右,集团最高层副总达万元,正总万元以上。年终还有大额度奖金入账。这是明收。暗得,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出版社有的编辑月工资300元是正确的,为什么集团机关内部员工不效法? 如果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制止?这不是什么“仇富”心理,而是编辑“愁”自己“不富”心理。在以有编辑存在为特质的出版行业,为什么没人来保护编辑的利益?

 

各社领导,如果完成集团指定的经济指标,还有重奖。有的出版社即使年终完不成任务,也会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任务,从而套取高额奖金。而编辑则永远是“无保户”。

 

钱散人聚,钱聚人散。出版集团内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相差数十倍,现行工资分配方式上的风险,是出版发展的最大危险。

 

出版事业改革是发展经济,但绝不是唯“经济”。大搞拜金主义,放松甚至放弃政治思想,企业文化和职业道德教育,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仅靠“自律”,势必极大地满足一部分人的私欲而断送人民出版事业。

http://www.zgbjweb.com/view.php?tid=6397&cid=24

低稿费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魏雅华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20日 02 版)

把中国的稿费与国外发达国家的稿费作一比较,我在美国网站上查到的情况如下:在美国,全国发行的刊物的稿费在每字0.75至2.00美元之间,地方刊物则为每字0.1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每千字的稿费在750到2000美元之间。像《纽约时报》这样级别的报纸,相当于中国的《北京日报》或《新民晚报》,一篇千字文章的稿费是2000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每千字的稿费为4800元到12800元。而中国国家级报刊的稿费为每千字100元人民币左右。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欧洲的报刊,每千字稿酬大多为四五百欧元,折算成人民币为四五千元。欧洲自由撰稿人一般每月做一个调查采访,或每周一篇的专栏,即可生活无忧。国外的稿酬高吗?国外的传媒业认为,采用自由撰稿人的稿件成本,仅为专业记者成本的1/10。非常地价廉物美。所以国外的自由撰稿人不仅队伍庞大,而且社会地位很高。

之所以说低稿费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后的盲区,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春风跟本就没吹到过这个地方。中国之所以设定低稿费制度,是基于所有的撰稿人都有工资收入,是一种工资外收入,或叫“外快”。这一点在版权局稿费制度的规定中便说得明明白白。

稿酬的上涨不仅大大地低于工资的上涨,甚至低于同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不过3857亿元,可2010年竟然达到了39.7983万亿元。上涨了100多倍。稿酬的上扬仅为同一时期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涨的1/20。难道不是改革开放最后的盲区吗?

1980年,大多数报刊所执行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10元。可现在,30年后,2011年许多报刊所执行的,还是1990年国家版权局的******的稿酬标准,仅为每千字30~50元。中国稿酬标准居然30年未变,这真是个奇迹。包括许多年收入超过亿元的大报,仍在执行30年前的稿酬标准。

低稿费制度给中国都带来了什么?几乎消灭了自由撰稿人这个重要的行业。到2011年,据行业内的统计,中国靠稿酬生存的自由撰稿人,己濒临灭绝,己不足千人。中国的大熊猫总数还有1750多只呢。

这里披露一家外省大报的前任总编,在饭局上对我披露的一点内部情况,以作为这条新闻的注释。

这家省级大报,改革开放前曾有过日发行量50多万的辉煌,可现在己衰败到了上不了街道上的邮亭。在省会城市,你跑遍大街小巷,满城没法买到一张。要看该报,得到报社去看。可日子过却得很滋润。总编记者们都活得很体面,社会地位很高,俸禄很厚。他说,我们根本不愁钱。每年省上的财政补贴在3200万元。另外,他们根本就不征订,到省市区县各级财政直接划款就成。每年发行10万份。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订报不许摊派,可那不过是说说而己呀。他们才不关心有没有人看他们的报纸。

去年,我在该报上发了篇两千字的大文章,半年后才收到30元稿费。他说,今年我们不给作者发稿酬了。

东方早报: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出版热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读书热,几乎任何一本新书出版,都会引起抢购的热潮。据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岳全传》时,第一次印刷定了一个当时觉得很保守的数字——九十万册!这种我们现在看起来近乎神话般的现象,当然不是出版业的常态。八十年代曾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先生,正是那个出版热潮的参与者。如今他虽已年近九十高龄,可不仅耳聪目明,广泛阅读书报,关心出版信息学术动态,而且《阿凡达》、《盗梦空间》等电影大片一部不落,甚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依然凌晨两点起来为西班牙队加油。钱先生一直说编辑是杂家,什么都要感兴趣。也许对他来说,如今充实的生活正是数十年的编辑生涯带来的额外福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内曾出现书荒,这和“文革”时期出版的停滞有关,那么“文革”前的出版情况怎么样呢?

钱伯城:“文革”前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我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现在解嘲的说法叫“错划”。当时全社有六个右派,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当时各单位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我们社里还打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我是主帅,何满子先生是军师,当时的小青年陈文坚是先锋。如今军师、先锋先后逝去,只剩下我这个主帅了。

“反右”结束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1962年出版社(当时的名称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中华文史论丛》,我作为刚摘帽的右派,负责编辑这本学术刊物,还配备一位助手。可是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本来已经排好,但是不敢出了,因为里面有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先生的文章。“文革”刚开始,当时的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开动员大会,抛出了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反革命学术权威,李平心是其中之一。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称他“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他义不受辱,自杀了。

“文革”结束后,很快出现了读书热和出版热,您能谈谈当时的具体表现吗?

钱伯城:“文革”后的读书热,是由书荒和知识荒造成的。你看我们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最高的印数达到四万五千册(因为登了胡适的文章),最低也有两万五千册。我们把新书预告发出去,新华书店反馈回来的订数就是我们的印数。当时读者买《红楼梦》、《水浒》都要通宵排队。那时木材很值钱,有人拿了《水浒》、《红楼梦》可以直接到乡下去买木材。我们出了一本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因为书名有“小说”两个字,也卖得很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是文言小说。当时社里员工内部买书还是有特权的,但是这种热门书也只能每人限购两本。

我们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比如语言文字、太平天国等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还整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的日记、书信,其中《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等都是与近代史研究相关的资料。当时不大容易见到这些资料,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很多人引用。这些都是我们编辑业余自己标点的,主要是为了大家能有更多工作做,当然也有点稿费收入。我做责任编辑把关,主要为大家改标点。

当时很多学者都没有平反或恢复名誉,出版他们的著作有阻力吗?

钱伯城:阻力还是有的,不过主要体现在出版社自己身上。那时上级并没有具体的什么通知,就看出版社自己有没有勇气和眼力。那时没有一级一级的评审小组,图书也不需要送审。八十年代出版主要靠自律,大家都觉得守土有责。

我1978年从工厂“战高温”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到文史论丛编辑室,复刊号有一篇《致读者》,原稿是我写的。复刊号发了李平心先生的文章,就是“文革”前编好的那篇文章,只不过这次加上了“遗稿”两个字。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这篇文章之前在大陆没有发表,章士钊先生奉命到香港前,到中山大学拜会陈寅恪先生的时候,陈给了他油印稿,香港方面就流传了。我们后来在1979年就根据油印稿发表了。

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在引文后的按语另起一段,“寅恪按”是顶格写的。当时编辑室里有一位编辑是报社出来的,按照报纸的规矩,坚持“寅恪按”不能顶格。我和他争起来,一直告到罗竹风那里(罗那时刚落实政策,下放到出版社待命,请他担任《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之一)。他不太留意这些细节,也没有给出具体意见。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按照陈寅恪先生行文的格式排印了。

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书都能出。没有平反的学者,都不能发文章或出版著作,要发表,需要上面批准。我们发表胡适的遗稿《〈水经注〉校本研究》,就是有压力的。我们拿着报告去市委宣传部,当面请分管的副部长批示,方才发表。此外,也有自己的方法,比如在出版说明中都会提到“英明领袖华国锋”,把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
出版社的工作也得到很多学者的帮助,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几位?

钱伯城:有很多啊,比如朱东润先生。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复刊的时候,李俊民社长建议请朱东润先生担任主编。他说,朱先生是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时的英文老师,有师生之谊,深知他的学问道德,请他最合适。我们请朱先生做主编,一分钱主编费也没有。每期的选目他从来不干预,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

顾廷龙先生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他是上海图书馆馆长,和我们的关系很好。在解放前的合众图书馆,藏了很多东西,顾先生任馆长,后来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我们标点出版的那些近代史研究资料,就是顾先生从图书馆藏书中无偿借给我们的。现在要是借出来,底本费就不得了。胡适先生的书信和遗稿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我们很多书的书名也都是请顾先生题签的。

还有王元化先生,他“文革”后平反,先是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副总编。他对古籍整理一直很感兴趣,跟我们也熟悉。他研究《文心雕龙》,“龙学”成了当时的显学。后来他推动成立古籍规划整理小组,办公室就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每年有二十万块钱的经费,就是他亲自带领魏同贤和我到市里申请来的。八十年代末,我们策划出版海外汉学丛书,请王元化先生做主编,不过当时的主编都是挂名的,连编辑费也不给。这套书影响很大,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比较有规模地翻译引进出版海外汉学著作。

您能谈谈那时组稿以及与学者交往的情况吗?

钱伯城:我到北京去过好多次,其中有两次是做王元化先生的助手,为他主编的《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拟定条目开座谈会,一些知名的老学者如朱光潜、唐弢、王瑶先生等来了很多。为出版社组稿,主要拜访了杨向奎、罗尔纲、钱锺书、杨绛、林庚、季镇淮等几位先生。那时落实政策,他们中有的已住进副部长级的住所里,房间地面都是用大理石铺的。记得去拜访钱锺书先生的一次,他正在为出席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在客厅里准备发言稿,在一本笔记簿里用英文写提纲。见我们来,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接待,并请杨绛先生出来一同会见。杨绛先生还送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

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是我们同行,当然关系密切,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我每去北京都是必去的,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并通过他们,为我们出版社扩大了与学术界的交往。

我们感觉当时出版的重点是在资料的汇集、整理,知名学者旧作的再版,以及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国内原创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少,是这样的吗?

钱伯城:“文革”以后,知识界曾为“读书无禁区”一句话受到鼓舞。我记得这句话是周扬经历了“文革”劫难的痛定之痛后最先说的。殊不知思想还是有禁区的,出版也是有禁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限制着出版社老总们的头脑。直到2005年上海主办的全国书展,评选出“十大好书”推荐给读者。我做过一次统计,并写过评论,登在《北京日报》上。这“十大好书”,翻译国外的就占了七种,中国的仅占三种,而中国中台湾的又占一种,且全是旧著重印。这也基本反映了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的情况,目前恐怕也没有多少改观。虽然不能把责任全归之学术界或出版社,但也不能以为全无责任。“文革”期间的学术停滞固然是事实,其实是由来已久。

按照现在的标准看,那时的出版也不是很规范,比如不与作者签出版合同,对图书的宣传营销也不重视,员工收入与出版社经营的好坏也无关,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质量比较高。那么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可以算兴盛吗?兴盛的原因在哪里?

钱伯城:那时确实不怎么规范,一般就是给作者写信约稿,作者答应了也就不签合同了。对图书广告也不怎么重视。我有一次到北京组稿,到人民出版社见社长范用先生。我对他说,三十年代的图书广告写得太好了,短小精炼,让人一看就想买,现在都见不到图书广告了。范用先生马上翻出一摞三十年代广告的复印件,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在住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用笔名“辛雨”登载在《读书》上。后来改革开放后在长沙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范用先生还把这篇文章作为导言,连同许多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图片一同印成小册子在会上散发。

当时图书做广告的情况确实不多,登一次要一两千块钱,很多编辑都觉得图书登不登广告无所谓。我们社还是坚持了,每月在《光明日报》登广告介绍新书,至今未曾中断。现在许多出版社已重视书籍广告,《中华读书报》上常有大幅书籍广告。但不大讲究文字与要点,有的仅有书名而无作者名,有的翻译书仅有作者名而无译者名,有的一上来就是社长或总编某某“率全体员工”如何如何,居高临下,连一点起码的礼貌用语也不在意了。

至于八十年代的出版兴盛,我看只能是相对而言。十年浩劫刚过,万物复苏,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有一股干劲,出版就上去了。

九十年代不少出版社都曾陷入困境,与八十年代比起来,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钱伯城:我看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出版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流的转型过程中,无法适应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的要求。说得坦白一点,过去中国的出版社,以国家的名义、政府的名义,一个号召,知识分子无私奉献,低稿费、低报酬,一部部大型书籍就出版了。现在虽然国家对大型出版物也有不少补贴和支持,但是不少钱都用在会务费、差旅费上,底本费也越来越高,作者真正拿到手的稿费还是比较低的。第二是出版社的老总们似乎还应增强一点出版理念。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社为例,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就是那个年代出版社的代表,各以开一代学风、引领学术潮流为己任。在全国大省市分设二三十家分馆、分店,商务印书馆且以每天出一本新书号召,并在《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上每天登一大块由名家推荐的“每日一书”广告,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我们今天出版社有那么好的环境和条件,也要有这样的雄心大志就好了。当然,有些问题也不能全怪出版社,主管部门应该给出版社宽松、宽容的环境,对出版社要松绑,少点规定。我觉得现在对图书的审查愈紧、愈密、愈严,这并不是好现象。如果给出版社充分的自主权、主动权,它们是能做出很多大型的好书的。比如中华书局的校点《二十四史》、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已出齐一百种,这些大型图书都是出版社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地做出来的。

您在出版社做了近十年的总编辑,退下后也还关心出版事业,总会有些感想,能请您谈谈吗?

钱伯城:说来惭愧,志大力小才疏,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感,留下的只有一大堆的遗憾。我最钦佩陈原先生,他从商务印书馆总编任上退下来后,在内部报刊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列举在任时想做而未做成的几大遗憾。我也仿照举几条遗憾:一、虽然成立了一个索引编辑室,却在普遍轻视索引工作(特别是四角号码)的气氛下,半途而废。二、开始时提倡影印工作,却引导全社误入了一个“影印万能”的出版捷径,最后想扭转也无力了。三、原想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出一套以版本为主的新四部丛刊和中华那样以实用为主的新四部备要,都未能实现。 ■

《科幻世界》:那些不科幻的事——全球发行量最大科幻杂志的非幻想事件

摘自《南方周末》

中国的科幻文学在它新一轮高潮来临时,曾经历“清除精神污染”的劫难。如今,一本影响几代科幻迷的老牌杂志面临灵魂被抽空的遭遇,编辑发表公开信,科幻迷在网上呼应,最终导致杂志社社长被停职。这被认为是中国期刊业绝无仅有的“民间力量”的成功倒阁。
4月1日,科幻迷在网上过起了自己的“双节”,对他们而言,这一天除了愚人节,还有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四川成都的《科幻世界》一大早召开中层会,宣布暂停杂志社社长李昶的职务。至此,在科幻迷中喧闹了十几天的“《科幻世界》编辑倒阁”事件终于暂时告一段落。
科幻迷在网上转发这一消息时,都没忘记强调,“这不是愚人节的恶作剧”。
供职于新华社的科幻作家韩松曾在几天前处理一则与“《科幻世界》编辑倒阁”的英文电讯,当时他在微博客上感叹,“看了半天稿子,不知道怎么向外国人解释清楚为什么科幻是由党委来领导的。”
《科幻世界》隶属于四川省科协,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
“《科幻世界》编辑倒阁”事件始于3月20日,那天,社长李昶出差台湾。而一封直指李昶“瞎指挥”、“外行领导内行”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开来,公开信以《科幻世界》全体编辑的名义发出,题目是“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不到一天功夫,这封公开信就迅速被科幻迷传播,随后波折到科幻领域之外,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李昶是这本老牌杂志的第四任社长兼总编辑,于2008年底走马上任,上任后推行了一系列“新主张”。公开信列举了李昶的“七宗罪”,其中包括编辑取代作者写小说、杂志封面改为学校广告图片、拒付或拖延稿费、将广告资源出让给私人朋友的广告公司、拒签劳动合同、败坏企业文化和倒卖刊号等。公开信要求“撤销李昶同志在杂志社的一切职务,重新公开选举新领导”。
3月29日,李昶从台湾出差回来了,他召集会议,与《科幻世界》编辑面对面沟通,会上,李昶表示“很遗憾、很痛心、很委屈”。
科幻,精神污染源?
《科幻世界》创刊于1979年,最初叫《科学文艺》,1991年更名后有过四届社长及总编辑。这本杂志在去年刚刚庆祝了它创刊三十周年的生日,当时,科幻作家潘海天曾用“伟大”形容《科幻世界》:“它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找到了那些最美妙的幻想小说,还催生塑造了一群最会幻想的作者和读者。这些人潜伏下来,必然将改变世界。”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的吴岩就是这样一位潜伏者,他创作科幻小说,也是国内并不多见的科幻研究者。现在,他带的研究生中,就有专门研究《科幻世界》与中国科幻文学的。
1978年,吴岩还在北京灯市口中学读初中,就突然在学校里成了名人。有了这样的身份,他把一条红绳系在脖子上去上学,同学老师也不会批评他穿着奇装异服。吴岩在学校里的出名,源自于他写了一篇关于的叶永烈书评,寄给了《光明日报》,《光明日报》的编辑为了核实作者身份还专门找到校长。书评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以后,吴岩的名字也在学校里传开了。
叶永烈那个时候已经在上海的《少年科学》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他的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和《世界最高峰的奇迹》。后一部作品讲述了一个“翻身农奴养朗朗”的故事,朗朗是一只从喜马拉雅山的恐龙蛋里人工孵化出的恐龙。
到了1978年,叶永烈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畅想了未来的中国。这本小说第一版便发行了160万册,成为迄今本土科幻文学界再也无人企及的数字。
中国最早出现科幻小说是在19世纪末,那是从国外翻译进来的作品。鲁迅和梁启超从1902年起的几年里也着力推动过科幻小说(当时叫哲理科学小说)。科幻小说的创作在中国因时局的动荡而时断时续。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被认为是郑文光的《从地球到火星》。这篇作品发表在1954年的《中国少年报》上。
“从这个时候,科幻就开始恢复,郑文光、叶至善、迟叔昌、童恩正就开始做科幻。当时基本上都是短篇,构造都挺有意思的,每篇都是一个小的科技故事。”吴岩说。
《从地球到火星》发表以后,瞬时点燃了北京市民对火星的好奇心,位于建国门的北京古观象台还设了一架望远镜,在晚上免费供市民排队观看火星。
《珊瑚岛上的死光》被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科幻走进大众视野的另一发端。这部作品获得了1978年度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吴岩认为,它“曾给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带来无数充满奇趣的幻想,让他们对于星空。对于科学,产生出数不清的憧憬和想象。”
《科学文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张的,1979年出版的首期就发行了15万册,一年之后发行量升到了20万。但是好景不长,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科幻因“宣扬伪科学”等罪名被定性为“精神污染源”之一,遭到严厉批判。《科学文艺》元气大伤,订阅量下跌到三万份,财务账上一度只有六万三千块钱,这种状况下,杂志社决定自负盈亏,自寻出路。编辑部民主选举出第一任社长,当年只有34岁的杨潇走到了台前。
杨潇曾经在1990年为了争取在中国召开世界科幻协会年会,与两名同事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陆到达荷兰海牙进行申辩。他们乘坐火车是为了节省经费。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年会终于如愿在成都举行,杂志在这一年更名为《科幻世界》。如今,《科幻世界》除主刊外,也定期出版《科幻世界译文版》,向中国读者介绍最新的国外科幻文学佳作。

《科幻世界》的插图在科幻迷中有着良好的口碑,风格各异的插图成为这本杂志的一大亮点。这是科幻 小说《太初有一》连环画风格的插图,讲的是一位来自穷乡僻壤的不列颠人带来了一台他设计的“分析机”,可以大大地提升运算速度。 (《科幻世界》杂志社/图)
在“蜗居”里迷科幻
科幻迷被认为是一个小圈子,但“《科幻世界》编辑倒阁”事件却超出了小圈子范围。
西方研究科幻文化的人认为,科幻其实是一种“Cult文化”。Cult一词含有崇拜的意思,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幻世界》公开信发出后,读者对它的品牌的认同度和保护它的决心与信心都非常高。
科幻迷的人群构成也超出了人们的认知,热播电视剧《蜗居》中的女主角海清就是一个科幻迷,晚上喜欢看《科幻世界》,这件事让杂志社的编辑们也感到惊讶。
像海清这样在“蜗居”里悄悄迷科幻的形成了一个并不那么小众的群体。“《科幻世界》编辑倒阁”事件发生后,刘恩慈曾对媒体表示:“我认为目前科幻文学不是小众文学。现在看科幻的人还是不少的,遍布于中学和大学之中。说是小众只是与那些排名前列的畅销书相比,或者套用科幻评论家冈恩的话比较准确:科幻是少数人的大众文学。如果把科幻影视也考虑进去,那它绝对是大众文学了。”
“读者经过几代的培养之后,很多人小时候读《科幻世界》,长大之后进入媒体圈或者其他地方,他们都关注这个事情。”《科幻世界译文版》编辑明先林说,“你看豆瓣上有个帖子说杂志的传阅率,我想基本上读过中学的人60%—70%的人都知道或者看过《科幻世界》,后来可能下撤了没看过。这给了他很美好的少年时期的回忆,结果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就会产生一种想要关注的渴望。”
《科幻世界》吸引的是特质非常明确的一类人。按照刘维佳的归纳,这样的人对科学有一定的热爱,第二他关注人类的未来。“中国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故纸堆里,中国文化就是向后看的,从来不向前看。”他说,“这样向前看的人少,所以就会团结,《科幻世界》相当于盟主,出了事大家都来声援。”
对科幻的喜爱影响了很多中学生的专业选择。一些人看了《科幻世界》之后选择读理科,进行科学研究。《科幻世界》将在今年5月号刊登的一篇“科幻家书”,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他中学就读于北京四中,本来要被保送去经济类的学科,但是他当时看《科幻世界》,他想研究宇宙,就报考了北航的航天器专业。进去之后却发现这个专业相当枯燥,但他还是坚持下来,现在从事航天研究工作。
“科幻甚至影响了他的职业,影响了他的一生。这样的一个重要影响,听到《科幻世界》出事的消息,他如果不闻不问,是不可能的。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给杂志社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刘维佳说,“你能理解到这种Cult文化,是一种心心相连的,而不是说看了之后笑一笑、乐一乐的就完了,更大作用的启发你去思考很多问题,促使你做出很多决定,甚至改变世界观、人生观都有可能。”
1999年,时任《科幻世界》主编的阿来在当年高考的前一周上市的那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科学畅想文章《长生不老的梦想》,同期还有一篇科幻新人王麟的短篇小说《心歌魅影》,它们的核心内容都是人的记忆移植。结果便出现了《科幻世界》与当年高考语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撞题的热门事件。
这一事件让《科幻世界》的发行量在2000年达到了最辉煌的顶峰——40万册。“那是非正常状态,很多读者是出于功利目的的。”主编姚海军说。
想象力,还是想象力
星河认为现在中国不是科幻上升的阶段。“奇幻对科幻的冲击特别大。世界科幻的落潮也有奇幻冲击的原因。美国很著名的刊物一个个在死亡,书一个个在减量。日本也在萎缩。”
中国当前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并不输于国外,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的前两部已经销售了十万册,《三体Ⅲ》也预计在几个月后面世。但是中国科幻文学的整体水平仍然与欧美国家差距甚大。“还是想象力不够,看咱们最好的作家的作品想象力有什么特别出奇的地方?真的不多。当然《三体》中的一些部分我觉得写得蛮好的。但是多数作品没觉得想象力太强。还有一方面,是作品跟中国的现实的接触点不够。”吴岩说。“你要和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方式这些东西一致起来。日本的科幻作品和日本的青春作品是很衔接的,去乘坐‘银河铁道’列车的孩子和一个乘校车去名古屋学校的孩子可能有很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的作品没有让人感到这一点。”吴岩解释说。
李昶被停职了,但刘慈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依然不乏担忧,他说他担忧的是科幻将失去灵魂。“科幻不会猝死,但她的血会慢慢流光,那一天到来时,她的病榻前将空无一人。”刘慈欣说。
在他看来,“好的科幻小说,能让人在下夜班的路上突然停下几秒钟,做一件以前很少做的事:仰望星空。当我们把目光从星空收回,投向幽男怨女们可怜巴巴的小心灵时,科幻离死就不远了。”

为孩子推荐读物——从一则中国童话说起

    现在的孩子很是幸运,有许多优秀的儿童读物可以选择,像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这样传世不衰的经典,不论在堂皇的书店,还是路边的书摊,到处都可以见到。给人的感觉,好像说到童话就只有格林、安徒生了。其实,产生格林、安徒生童话的时代,早在100多年前的十七、十八世纪,那时不仅我们父母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即便出世了,也不读他们——远在异国他乡的他们,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祖先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幼小心灵的“饥渴”是怎样得到满足的?许多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教育学家的研究都表明,民间口头文学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口耳相传是他们享受文学的基本方式:夏夜的星空下,冬天的火炉边,孩子们围坐在长者的身边,听他们讲一个又一个故事。

故事:从前有一个叫叶限的姑娘,父母双亡,后母虐待她,常常叫她到危险的山上砍柴,到深溪边取水。一天,叶限取水时得到一条美丽的小鱼,红色的鳍,金黄的眼睛。叶限很喜欢,就偷偷养了起来。鱼越长越大,越长越美丽。后来被后母发现了,后母骗走了叶限,把鱼杀死吃了。叶限伤心地将鱼骨收藏了起来。以后,叶限需要什么,鱼骨都会满足她。

一年一度的节日到了,后母带着亲生女儿去参加节日舞会,让叶限留下看家。叶限见后母走远了,就向鱼骨求援,让她穿上翡翠的服装,踏上金色的鞋子,也去参加舞会。叶限在舞会上的表现十分抢眼,被后母注意上了,就慌忙往回跑,匆忙中丢失了一只金鞋。后母回到家,只见叶限正抱着一棵树睡觉,就不再怀疑了。后来,邻国的国王得到了那只金鞋子,下令让全国的女子试穿,最终都没有人适合。国王四处寻访金鞋的来历,终于找到了叶限,娶叶限为王后。后母和她的女儿都被飞石砸死了。

这个故事很像格林童话的《灰姑娘》,但它却见于我国唐代段成式(803?—863年)的笔记故事集《酉阳杂俎·叶限姑娘》。段成式的记载在公元9世纪,比格林童话早了近千年,应该说,《叶限姑娘》是世界范围内“灰姑娘型”童话的发端之作了。而且有趣的是,段成式还曾明确说过,叶限姑娘的故事发生在我国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今天在壮族地区还流传着《达架和达仑》的故事,女主人公叫达架,其妹叫达仑。据说“达”是女子名的冠词,“架”是孤儿的意思。“达架”与“叶限”在古代语音相近;还有人说德文中的“灰”(Ascnhn)也与“叶限”音近。不幸的是,中国版的“灰姑娘”却没有好的命运,不仅没有能传遍世界,而且在中国的儿童中也没有流传了,甚至压根儿不知道我们也有《灰姑娘》那样优秀的童话,而且历史比它们还要悠久。

其实,中国古代童话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像《山海经》、《列子》、《庄子》、《淮南子》、《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酉阳杂俎》、《广虞初新志》、《聊斋志异》、《西游记》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很多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的幻想故事。我们应该多做些整理工作,把其中适合今天孩子阅读的故事推荐给孩子们,让他们在吸收国外先进文化营养的同时,也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今天的孩子不能只知道格林、安徒生,他们的阅读视野应该更广泛些,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都应该广泛阅读,尤其应该多了解些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今天的优秀作品。

(韩进) 《江淮晨报》 2001年9月29日

经典是什么

杨健民

  命名文学经典其实是十分困难的。对于我来说,“经典”二字永
远只是一种感觉。假如有那么一本书攫住了我,我可能会说这是一本
好书;但我不会说,我读了一部“经典”。

  ———因为我至今没有弄明白“经典”二字的真正分量。

  经典的意义绝不在于那些“排行榜”上。在我看来,排行榜有着
“经典指南”之类的效应,但它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价值。黑塞的
《玻璃球游戏》算不算经典呢?我不能妄加敲定。然而这部作品在精
神力度和艺术灵气上赋予我一种智者的感觉,它这样告诉我,人之所
以成为“人”的观念,以及人如何在“没有完成试图建立一种受精神
控制的生活的目标”时,恰恰“正是他的胜利,重大的胜利”———
这一似乎无法企及的理想,还真的攫住了我的精神。

  对于许多人来说,普鲁斯特永远是一座幽邃的小屋,而乔伊斯则
更像一道总也猜不透的谜语。《追忆似水年华》里的清晰记忆和《尤
利西斯》里的语言智慧,曾经一度成为了我的阅读游戏,———一种
没有规则的游戏。我想,倘若真的有什么规则的话,这种阅读游戏就
会变得没有任何意味了。

  《日瓦戈医生》并不是一部新鲜的小说。说句实话,我是在看了
以此改编的电影录像带后,才去读这部小说的。我在那里读到了一场
心灵的战争,它甚至比实际的战争表现得更加严酷和深刻,因为它表
达了人类的一种命运,一种灵魂的力量,从而显得富有诗意和激情。
相比之下,《古拉格群岛》则显得直接和真切,那种全然由鲜血和生
命凝结的历史见证,同样令人灵魂颤栗。而《1984》的寓言形式,总
是让我无法像读奥威尔的另一部小说《动物庄园》那样轻松和诙谐,
人类文化的一场罪案在这部小说中以一种难以避免的生硬和片面,表
现出对于批判理性的理性批判,及至对于理性批判的某种反作用力。
这种寓言式的悖论,不禁使我想起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卡夫卡绝对是20世纪的一位文学天才。卡夫卡的一生放弃了一切,
包括父亲、女人乃至他自己的作品。这种放弃表达了20世纪的一种荒
诞感。这可以在他的《城堡》和《审判》中得到证实,前者在荒诞中
残留着些许惆怅的诗意,后者则在荒诞中笼罩着一种恐怖。尽管,这
两部小说都异乎寻常地表现出卡夫卡式的敏感,然而,我在那里读到
了卡夫卡的一种宽容精神。按照他的话说,是“可以接受一切既存的
事物”,当然,其最终的结果,是“也可以极端的活在一个几乎是幻
象的世界里”,我想,在一个物欲横流和一切无序的世界里,能够做
到这一点,实在是不容易的。

  当然,我还要提到中国作家的作品。我首先想到的是鲁迅的《阿
Q正传》。我一直以为,《阿Q正传》在剖解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以及
那个人歌人哭、鸟来鸟去的世界中的鬼影上,无疑是极锋利和有力的
一刀。那一刀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仍然是深痛的。对于民族的这
种不觉悟,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外,我们今天的文学还能做
到其他的什么吗?我由此想到了贾平凹的《废都》,尽管它引起了中
国当代文坛的一场争论,但我仍然以为,它所表达的一种情绪———
一种在特定的年代里才可能出现的情绪,正是预示了一种丧失了人文
精神的历史,悄悄地向人类一步步走来。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应该做些什么呢?难道可以仅仅去读那些该死的“经典”吗?

  经典究竟是什么,我们还能为它定位么?

鬼趣与鬼话

金宏达
  鬼神是人类拂之难去的一个梦魇,恐怕非独中国人而然,也可能
中国人更甚。中国太老,除却祖先崇拜,还有鬼神崇拜。虽然“子不
语怪力乱神”,几千年官方和民间汗牛充栋的书写中,鬼神诡秘身影
仍频繁出没,而且圣人们身后,大抵也都歆享着祖先兼鬼神俱而有之
的尊崇。鬼神成为一种文化一种气候,时不时地,人就在其覆盖之下。
近来亦有人著书号称《鬼学》,鬼而岸然成为“学”,自是人的立场,
人的态度。人之于鬼,可以信可以不信,可以将信将疑、半信半疑,
亦可以恐惧可以敬畏,可以蔑视可以戏谑,由鬼可以观照人总结人。
文学是人学,亦不妨捎带上鬼学。自古而来,搜神志怪说鬼形成传统
绵延不绝,大量笔记小说载录各种鬼怪行状,其中当然许多都是宣扬
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的,殊不可取,然而汰芜存菁,却也有一些闪耀
人民性、思想性锋芒的篇章,拔头筹者应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蒲公自称“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一本书邀
集了多少各具性情风神的花妖狐魅,笔触游弋于他们之间,读者尽可
领略作者的逸兴旷怀,“青林黑塞”的鬼世界里,长存着他一腔孤愤
的回响。大约在60年代初,国内有一本书经毛主席推荐大红大紫,名
曰《不怕鬼的故事》,收集了散见于古代各书的虽遇鬼而不惧直至战
而胜之的故事若干,时当困难时期,是借以激励民气的,古时的这些
故事的作者大概都并不相信有鬼的,否则早在鬼怪面前匍匐而行,何
谈什么不怕鬼?而无论信其有或无,其实都显现出一种超越于鬼神世
界的人格立场,一种洞达世事的人学视景,是颇值得玩味的。

  《聊斋》是中国文学鬼话传统的一次豪华回顾展,此后再有什么
展出,也都只是类似逢场作戏,然而“戏路”仍各有不同,文学的开
拓本就无涯无际。旅美学者王德威曾撰一文《“女”作家的现代“鬼”
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文采意想令人流连,触处皆能让人读出
现代作家对聊斋传统的向往与传承,可注意之处是他在“女”字和
“鬼”字上都加了引号,既是此文尝试讨论的重点所在,也标识出在
此“鬼”与它“鬼”之间,作者犹抱一份慎重。其实现代“鬼”话的
特点就在于并无真鬼,“避谈怪力乱神,却自能召唤出一颓废荒凉的
恐怖世界”(王德威语)张氏以及其他女作家所写并无真鬼的鬼世界,
反而鬼气森森鬼影幢幢,更令人毛骨悚然。

  正是透过这一视角,新文学中偶尔一露的鬼魂也每有新装束新内
涵,本来就腾挪幻衍在想象与传说中的它们,谁能阻止其进入这一个
新的表现天地?鲁迅叙说的孩提时期所见鬼戏中的“鬼而人,理而情,
可怖而可爱的无常”,竟然相当动人可亲,而“女吊”形象中民间的
鬼趣加上复仇的精神,尤使其对沉重幽黯的礼教传统挑衅意味十足。
作为新文化的力倡者,鲁迅绝无附会迷信的记录,倘说回忆中涉及鬼
魂的传言便是相信它们的存在,那绝对是极其迂执的误读。鲁迅的同
时代人或稍后的后来人都带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王鲁彦的短篇
《菊英的出嫁》敷叙的是一起以活人充赴“冥婚”的事件,态度相当
客观,想象空间不大,礼教与迷信弥漫的鬼气令人郁闷,论鬼趣则告
缺缺。而吴组缃的《竹山房》以怨妇为“鬼”的故事,予人幽秘惊
悸之感,笔锋所向也嫌直露。待至徐名作《鬼恋》一出,景观大变:
丽人坚称自己是“鬼”,“我”却深恋不舍,扑朔迷离,幽明难辨,
最终“艳鬼”道出原委,又神秘地隐逸,十里洋场演绎的这一浪漫传
奇果然震眩视听,由此此作名声大噪。徐早年攻读心理学又留学欧
洲,是受过一些科学训练的年轻知识分子,却颇热衷于“鬼”道。写
于国外的《阿拉伯海的女神》,其中轮船上邂逅的母女亦为洋鬼魂,
最后仍以一场梦醒作结。梦中的鬼魂实做不得数,否则人人都“活”
见鬼了。但是,也不知是不是渐渐上年岁的缘故,徐往后却由假鬼
而至真鬼,似乎愈来愈有些信鬼。《痴心井》按说是一则凄美哀艳的
“人恋”故事,从环境氛围到情节架构,全都罩上幽靡阴郁的鬼气,
年轻的女主人公银妮重演了一出前辈女性的爱情悲剧,令人骇然的是,
与传说中的那个美艳女鬼毫无二致,她竟也手持一珊瑚的心状物追问
他人:“你看见过这个东西没有?”“你有这东西没有?”银妮此物
何所而来,作者不做交待,直令人视鬼魂附身为当然。新鬼旧梦,余
恨悠悠,两代女性悲剧命运的交相回映,也许就凭这一缕幽幽鬼趣的
凝聚,作者的意绪可谓是百折千回。到后来,他就写《园内》,述说
主人公清清楚楚目击一已死去的姑娘在园中走来走去,又写《离魂》
则是上坟时亡妻鬼魂殷勤陪他一路,借给他伞的“七星婆”赫然竟是
棺中人。写鬼故事是不能坐实的,一坐实,不但鬼趣荡然,而且必然
引发正常思维的质诘。沉溺于这些篇章,是这位作家的末途,以后的
创作就不见有大的起色。

  迩来作家中,热写鬼魂的要数贾平凹。或者是与为凸现传统文化
神秘背景有关,让人总觉得他有些急不可待:《白夜》也罢,《高老
庄》也罢,都是叫“再生人”抢先登场。“什么是再生人?”“就是
人死了十年八年,突然几十里外有人来寻他老婆,来的人年轻轻的,
老婆却五十岁了,说他生前是这老女人的丈夫,能把生前的事说得清
清楚楚,连那女人屁股上有颗痣也说得出来!”(《高老庄》)《白
夜》开篇,“再生人”来找他前世的妻子戚老太太了,一切都说得头
头是道,终于“老妻”少夫相认,接着家庭风波陡起,“老妻”上吊
自尽,“再生人”则当街自焚,再死了一回。这还没完,“再生人”
的一把开门钥匙竟然落在作品主人公夜郎手中,弄得他常常夜游到那
家门前。而《高老庄》开篇也是“白日见鬼”,子路携妻子西夏还乡,
西夏在车站邂逅一女子,自称是电视台记者,还有亲戚在高老庄,随
手送她一发卡,后来才知道这发卡竟是纸箱厂王厂长送给其妻的,而
其妻则早已亡故,则所见之女记者必鬼无疑。如此等等,一听就像是
巫婆神汉搬弄的地道鬼话。不听也罢,偏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篇累牍
推到你眼前来,只是索然地一点鬼趣也无。这或者就是鬼话走到末途
了?

话说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

美国近代著名科幻小说家弗里蒂克·布朗曾写过一篇就目前来说,堪为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

把它译成现代汉语恰好是25个字,仅仅只有一句话: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尽管只有一句话,但它同样具备了小说的特点。

就小说的三要素而言,有人物(一个人)、有情节(一个人独坐,听到敲门声)、有环境(仅有一人的地球上的某房间里)。

科幻,重在科学幻想,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擅长夸张、制造悬念,给读者设置自由而广阔的联想、想象等思维空间。

这25个字促使读者追究、探求的问题太多了—— 地球上怎么会只剩下一个人?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是去往别的星球还是都死了?如果死了是因为什么而死的?既然地球上仅剩一个人,那么敲门的又是谁呢?是人类,是外星人,还是其它高智能的动物?这最后一个人是否去开门?开门后将看到什么?如果是外星人,他们能够通过语言来沟通彼此的情感吗?……最后故事又将会怎样发展?……

总之,将会使每个读者都产生多维而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有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关于“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的故事

“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导赏手册序言

4月21日在国家图书馆,由公益研究机构新阅读研究所组织专家研制的“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在京正式发布。新阅读研究所名誉所长朱永新教授参与项目研制。下面是朱永新教授为“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导赏手册做的序言。

  《“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导赏手册》序  言

我曾经说过,童年的秘密远远没有被发现,童书的价值远远没有被认识。是的,我们对于儿童的研究太落后了。西方心理学家把人的大脑比喻为“black box”(黑匣子)。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人类的童年就是一个黑匣子。儿童是怎么认识世界的?儿童的各种能力发展的敏感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为什么精神分析学家总是追溯到童年去寻找心灵的密码?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

而童书的价值远远没有被认识,是因为我们长期只关注儿童的躯体发育,而忽视了儿童的精神成长。乃至于现在,孩子们物质的充盈与精神的贫瘠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与鲜明的对照。为什么惠特曼说,一个孩子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为什么格林说,人生14岁以前所阅读的东西会远远比以后的学习重要得多?为什么那些伟大的学者都认为儿童早期的阅读会深刻地影响人的一生?

我在许多场合一直强调,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所以,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首先要做的就是拯救阅读,特别是儿童的阅读。我们把“营造书香校园”作为新教育六大行动的基础,在全国860多所新教育实验学校里,“晨诵、午读、暮省”已经成为儿童的生活方式,以读写绘一体化为特色的“毛虫与蝴蝶”儿童阶梯阅读已经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用伟大的童书滋润孩子们的童年已经成为新教育人自觉的追求。

事实上,目前中小学生特别是小学生的阅读状况令人堪忧。有调查表明,59.2%的学生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时间来阅读课外书籍,甚至有6.2%的学生阅读时间为零。在竞争激烈的应试压力下,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一些懂得阅读重要性的父母,在面对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图书时也很困惑:除了四大名著、安徒生童话等耳熟能详的图书外,应该选择哪些图书给孩子读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困惑。在推进儿童阅读的过程中,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选择怎样的图书?因为只有真正的好书,才能够走进孩子的心灵,才能够点燃小学生的阅读兴趣。我国每年新出版图书有30万种左右,其中少儿读物约4万种左右,常销的书还有数十万种。在这浩如烟海的童书中,究竟哪些书最适合各年龄段孩子阅读?从2000年开始,我们的《新世纪教育文库》为中小学生各选择了100本的推荐书目;2004年以后,我们又专门为新教育学校推荐了“新教育儿童文学书包”。

2010年,我们新教育研究院专门成立了新阅读研究所,作为民间性的阅读研究机构,组织专家开展了这项“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的研制工作。我们的项目组克服了众多困难,付出了极大心血,在腾讯网和教育在线网站等媒体进行了10万份左右的调查,在不同地区的近10所学校进行了学生试读,召开了多次各种规模的专家论证会和咨询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终于将目前的这个书目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具体来说,我们遵循如下要求:第一,按小学低段(1-2年级)、中段(3-4年级)、高段(5-6年级)三个学段,以及文学、科学、人文三个类别推荐。最终每个学段选出基础书目10本。第二,推荐时围绕“核心价值观”教育展开,把人类那些最重要的价值,如爱、自信、尊重、友谊、同情、敬畏、宽容等,通过那些书籍带给孩子。最终的30本基础书目应囊括小学生核心价值的主要内容。第三,推荐时对题材、体裁、国别、出版时间、出版社等均不做严格限制。但是强调突出民族性,中国作者的图书应超过一半。第四,同一作家原则只选择一本代表作品,在30本基础书目中基本不考虑套书或丛书。第五,综合考虑装帧、插图、价格、翻译质量等因素,选择性价比最合适的图书。

我知道,做书目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何书目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我们的基本原则是精选精编,努力做到经典性与广泛性统一、深刻性与可读性统一、层次性和整体性统一。

也许我们的这个书目还有不足或缺憾,欢迎各界朋友特别是小学生及老师、父母们能够提出宝贵意见,我们会不断完善,每隔一两年持续进行修订,力争做出一个大家满意的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

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宏大的梦想,就是继续研制学前儿童、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教师、父母、公务员、企业家等各种人群的基础阅读书目,最后形成一个中国人的基础书目。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有了这次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的研制经验,我想,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各种阅读书目研制中做得更好。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给予的巨大支持,感谢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对本项目给予的大力资助,感谢在书目研制的过程中给予指导的各位专家和顾问,感谢为研制书目付出辛勤劳动的、以王林博士为班长的新阅读研究所的全体同仁!

童年是最美好的岁月,童书是最美丽的种子。希望这个书目里的图书,能够走进校园,走进孩子的心灵,在城市和乡村的孩子们心中播下美丽的种子,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打上美丽的底色。我相信,这些美丽的种子,经过无数岁月,终将在他们的漫长人生中开出美丽的花儿来。

朱永新:走进儿童的世界 认识童书的价值

我曾经说过,童年的秘密远远没有被发现,童书的价值远远没有被认识。是的,我们对于儿童的研究太落后了。西方心理学家把人的大脑比喻为“black box”(黑匣子)。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人类的童年就是一个黑匣子。儿童是怎么认识世界的?儿童的各种能力发展的敏感期是什么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为什么精神分析学家总是追溯到童年去寻找心灵的密码?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

而童书的价值远远没有被认识,是因为我们长期只关注儿童的躯体发育,而忽视了儿童的精神成长。乃至于现在,孩子们物质的充盈与精神的贫瘠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与鲜明的对照。为什么惠特曼说,一个孩子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为什么格林说,人生14岁以前所阅读的东西会远远比以后的学习重要得多?为什么那些伟大的学者都认为儿童早期的阅读会深刻地影响人的一生?

我在许多场合一直强调,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所以,我发起的新教育实验,首先要做的就是拯救阅读,特别是儿童的阅读。我们把“营造书香校园”作为新教育六大行动的基础,在全国860多所新教育实验学校里,“晨诵、午读、暮省”已经成为儿童的生活方式,以读写绘一体化为特色的“毛虫与蝴蝶”儿童阶梯阅读已经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用伟大的童书滋润孩子们的童年已经成为新教育人自觉的追求。

事实上,目前中小学生特别是小学生的阅读状况令人堪忧。有调查表明,59.2%的学生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时间来阅读课外书籍,甚至有6.2%的学生阅读时间为零。在竞争激烈的应试压力下,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一些懂得阅读重要性的父母,在面对书店里琳琅满目的图书时也很困惑:除了四大名著、安徒生童话等耳熟能详的图书外,应该选择哪些图书给孩子读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困惑。在推进儿童阅读的过程中,我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孩子们选择怎样的图书?因为只有真正的好书,才能够走进孩子的心灵,才能够点燃小学生的阅读兴趣。我国每年新出版图书有30万种左右,其中少儿读物约4万种左右,常销的书还有数十万种。在这浩如烟海的童书中,究竟哪些书最适合各年龄段孩子阅读?从2000年开始,我们的《新世纪教育文库》为中小学生各选择了100本的推荐书目;2004年以后,我们又专门为新教育学校推荐了“新教育儿童文学书包”。

2010年,我们新教育研究院专门成立了新阅读研究所,作为民间性的阅读研究机构,组织专家开展了这项“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的研制工作。我们的项目组克服了众多困难,付出了极大心血,在腾讯网和教育在线网站等媒体进行了10万份左右的调查,在不同地区的近10所学校进行了学生试读,召开了多次各种规模的专家论证会和咨询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终于将目前的这个书目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具体来说,我们遵循如下要求:第一,按小学低段(1-2年级)、中段(3-4年级)、高段(5-6年级)三个学段,以及文学、科学、人文三个类别推荐。最终每个学段选出基础书目10本。第二,推荐时围绕“核心价值观”教育展开,把人类那些最重要的价值,如爱、自信、尊重、友谊、同情、敬畏、宽容等,通过那些书籍带给孩子。最终的30本基础书目应囊括小学生核心价值的主要内容。第三,推荐时对题材、体裁、国别、出版时间、出版社等均不做严格限制。但是强调突出民族性,中国作者的图书应超过一半。第四,同一作家原则只选择一本代表作品,在30本基础书目中基本不考虑套书或丛书。第五,综合考虑装帧、插图、价格、翻译质量等因素,选择性价比最合适的图书。

我知道,做书目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何书目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我们的基本原则是精选精编,努力做到经典性与广泛性统一、深刻性与可读性统一、层次性和整体性统一。

也许我们的这个书目还有不足或缺憾,欢迎各界朋友特别是小学生及老师、父母们能够提出宝贵意见,我们会不断完善,每隔一两年持续进行修订,力争做出一个大家满意的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

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宏大的梦想,就是继续研制学前儿童、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教师、父母、公务员、企业家等各种人群的基础阅读书目,最后形成一个中国人的基础书目。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有了这次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的研制经验,我想,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各种阅读书目研制中做得更好。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给予的巨大支持,感谢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对本项目给予的大力资助,感谢在书目研制的过程中给予指导的各位专家和顾问,感谢为研制书目付出辛勤劳动的、以王林博士为班长的新阅读研究所的全体同仁!

童年是最美好的岁月,童书是最美丽的种子。希望这个书目里的图书,能够走进校园,走进孩子的心灵,在城市和乡村的孩子们心中播下美丽的种子,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打上美丽的底色。我相信,这些美丽的种子,经过无数岁月,终将在他们的漫长人生中开出美丽的花儿来。

龙应台:中国文化我安身立命的依靠

2004-10-28 10:05:11 新闻周刊 黄艾禾

台湾作家龙应台已经在香港安了自己的新家。9月,她接受香港大学的邀请,任该校的客座教授。

2003年,龙应台圆满干完一届台北市文化局长。她决定重回文学生涯。先是应聘香港城市大学,后来是香港大学。让她分外欣喜的是,这回,不是她只身一人在此安家,15岁的小儿子华飞从欧洲赶来陪她,留在香港念书。这回的家,才更有家的感觉了。

龙应台为华飞选择的,不是香港的“国际学校”,而是正规的德国学校。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她这样道出自己的深思熟虑:孩子是在德国长大的,“既然我们生活在德国,我就让孩子做个快快乐乐的德国人,认同他们生长的地方。你把歌德的文学、马丁路德的宗教、康德的哲学都吸收消化成你自己的人文素养系统后,再去欣赏莎士比亚或者海明威或者屠格涅夫、川端康成,但不是在你自己空无所有的时候,到处漂浮。我希望他们有一个厚重的锚,船有了锚,就可以放心地启航,万里飘荡。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锚。”

龙应台份外珍重一个人的文化根基。这可以从她自己的文化经历中找到缘由。

哪里是你家?

在此之前,龙应台在多少个地方,安过多少次家?

当年,23岁的龙应台赴美留学,一待就是8年,在那里与德籍丈夫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她的心里却没有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1983年,夫妇二人一起返回台湾。

她向记者这样解释当年她回台湾的动机:“我选择离开美国,一方面应该是深受胡适、罗家伦、蒋梦麟等五四前辈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是有责任的。当时觉得,如果我留在美国,那么我就应该加入美国文化,对美国社会有所贡献,如果对美国没有这样的热情或承担,我就应该离开,回到自己的本土,寻找自己的位置。”

“而那时更直接的念头是,23岁离开台湾之前,我对台湾只有幼稚的了解。我必须回去,以比较成熟的眼光、国际的参考系,去重新认识我生长的地方。”

当时台湾的现实与从美国带回的“参考系”反差如此之大,令龙应台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她投书《中国时报》,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始刮起席卷台湾全岛的“龙卷风”。“写《野火集》,一开始当然是一股天真的义愤,美国的‘参考系’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化里的陈腐面和政治体制的荒谬面。”龙应台说。

龙应台本以为这次她可以真正安下家,但他们在台湾只住了3年。因为在台湾丈夫事业上没有多少空间发展,1986年,他决定赴瑞士应聘,龙应台随夫同行。当时,“野火”正在狂烧,龙应台的隐退,一时还引起“被国民党政府驱逐出境”的谣言。

实际上,龙应台自己说,她决定去瑞士“应该有性别的因素存在。如果龙应台是个男人,他比较可能趁着‘野火’巨大的成功去‘开创事业’,写更多的评论,或者加入反对运动,成为政治活动家。”而她“其实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要专心做母亲。从34岁到47岁,龙应台在欧洲度过了相夫教子的13年,一路随着丈夫从瑞士搬家到德国,把两个儿子带大。

然而,尽管龙应台在欧洲的温暖小家离故乡非常遥远,但她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土。所以,当1999年去台北担任文化局长的机会到来时,她无法拒绝,只身返回故乡。

现在,她决定,不再回欧洲,要把家安在香港了。

你是哪里人?

龙应台出生在台湾,但却是个祖籍湖南的“外省人”;她在美国留学时,绝对是来自不发达的亚洲的“外籍学生”;但等她回到台湾时,已是个有留洋背景的“海归”;她到了欧洲,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人,尽管怀里抱着混血的婴儿。

龙应台形容自己在欧洲定居的13年是“离群索居”的生活,那些岁月里她远离主流文化。“但是欧洲13年给了我三件珍贵的东西:一是美国以外的参考系。我发现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是如何地被我们的‘美国观’所窄化。欧洲的多元打开了我的国际观;二是,离群索居测验了同时加深了我甘于寂寞的修行。这种甘于寂寞不仅只是乐于独处,更使你学会一心孤寂,素对穹苍,练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沉静;三是,13年的育儿生活使我稍微认识生命的本质,不从抽象的知识着手,而从为婴儿深夜哺乳、清晨把尿的体验出发。那是一种深情。如果说我知识分子的气质是往天上张望的,那么育儿经验就是我脚踩的泥土。没有这片泥土,我可能只是个浮夸空泛又自大的知识分子吧。”

也正是到了欧洲居住以后,她才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就是中国人。龙应台曾在她的书《人在欧洲》中写到过她的遭际。那时,她的大儿子只有一岁多,每当她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耍时,总会有人问她:“你是泰国人吗?”当时,有许多泰国女人到瑞士从事皮肉生涯,她知道,自己被看成又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了。而更让她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些非常善良好心的瑞士人,常常往她的手里塞上几块瑞士法郎,“给可爱的孩子买点玩具吧!”——她被当成当时正在瑞士避难的越南难民了。这种慈悲心肠,让她无从与人解释,也难以消化。

今天的龙应台这样为自己的归属定位:“在政治意义上,我是个台湾人,在文化意义上,我是个中国人。但是当台湾的政府走向违反我的核心价值方向时,我是不惜与之为敌的。而中国的文化,我也不认为它是什么凌驾全球的伟大,更不认为它有真正本质上的独特,我们其实对印度、埃及、希腊甚至阿拉伯的文明都认识得太肤浅、太轻率。但因为汉语是我的母语,因此中国文化就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从大海回溯川流时不得不回到的上游源泉。我珍惜这个源泉,但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源泉是世界上众多源泉之一。我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画在很大一张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所以,当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文化上的极端自卑或极端自负,是一百年来多数中国人在精神世界中无法摆脱的两个极端。您是如何‘超越’的呢?”龙应台答道:“当我和一个巴勒斯坦的诗人,一个古巴的小说家,一个土耳其的评论家或者一个德国的学者对话时,我看见他们身后的川流谱系——每一个文化都曾经有过高峰和谷底,里头的人都曾经‘自卑’或‘自负’过。当你有这么一个文化谱系的世界地图在心中,‘自卑’和‘自负’是比较容易超越的。”

龙应台的两个孩子都可以讲汉语。“我给他们一把钥匙。他们一出生我就跟他们说汉语,不掺一句英语或德语,以保持汉语的纯粹。有一天,当他们自己有了欲望要进入中国文化的川流谱系时,他们的钥匙可以开启那个世界。”但龙应台并不强求他们认同中华文化。“孩子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生路途。他会自己找到自己在地图上的那一点。”。

我的憧憬:华文世界产生自己的“语境”

今天,龙应台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同时在六个地方发表的: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广州、美国。在华文世界中,只有龙应台能做到这一点。对此,龙应台表示:“我心中有一个憧憬:华文世界产生自己的‘语境’,从而与其他世界对话。”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眼界,龙应台更清楚地看到了这六地间“一堵又一堵名目不同的高墙,阻隔语境的交流。”

龙应台的文章常常会招来骂声。这种“千夫所指”来自两岸。但她说,这“不对我造成压力,因为,那本在意料之中——觉得很孤独是真的。”她忧虑的是,“北京和台北之间那么需要沟通,却阻隔得厉害。”

“北京的知识分子太需要虚心了解所谓‘边缘’——香港、台北、新加坡等等——的思维,台北太需要了解每天在内部质变的北京;香港和台北更需要相互学习。我觉得,中国人不能老在舔自己的伤口,或者得意于一时的‘崛起’姿态,而应该思索我们对人类这个社群可以有什么贡献。把鸿沟和高墙拆除,让一个丰富多元、自由开放、充满创意的华文世界变成可能,大概是第一步吧。语境要流通,对话要打开,眼界要放大。”

“这是我心中的憧憬。自己的文章,则是那第一只从沼泽飞出的鸭子,吸引了众多猎人的枪。”(记者 黄艾禾)

文怀沙推《四部文明》叫板《四库全书》 推崇孔子 称纪晓岚是汉奸

重评中华文明

去年,由文怀沙主编的100卷本《隋唐文明》出版。该书有“唐全史”之称,共100卷,近6000万字,收录了古籍原典646种,是迄今为止首次对隋唐300年间的历史文化进行全面的、学术的、总结性的大规模纂述,成为展现隋唐文明的精髓与核心的集大成者。故而,被外界认为是“叫板”《四库全书》。

然而,文怀沙却说:“不是‘叫板’《四库全书》,而是要‘炮打’纪晓岚!他的确很有才华,但在真实的历史中,却是一个文化败类和奴才。更可悲的是,他现在居然在电视荧屏上如此吃得开。”在文怀沙看来,文人中有一种是奴隶,有一种是奴才。司马迁是个伟大的奴隶,就像汉武帝是个伟大的奴隶主一样。司马迁终其一生,没有走出奴隶主的阴影,但是他的作品《史记》成为了中国二十四史的第一史。而司马相如和纪晓岚都是文采斐然的奴才。“所以我不仅要编《隋唐文明》,而且今年上半年还要完成6000万字的《商周文明》、《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文明》。《四部文明》共一亿多字,就是将矛头指向纪晓岚。”文怀沙说。
他对破坏中国经典文化的行为大加鞭挞。并直称清朝才子纪晓岚是“汉奸”,因为他编纂《四库全书》时,“为了迎合爱新觉罗氏,而对大批经典进行了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