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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出版热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读书热,几乎任何一本新书出版,都会引起抢购的热潮。据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岳全传》时,第一次印刷定了一个当时觉得很保守的数字——九十万册!这种我们现在看起来近乎神话般的现象,当然不是出版业的常态。八十年代曾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先生,正是那个出版热潮的参与者。如今他虽已年近九十高龄,可不仅耳聪目明,广泛阅读书报,关心出版信息学术动态,而且《阿凡达》、《盗梦空间》等电影大片一部不落,甚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依然凌晨两点起来为西班牙队加油。钱先生一直说编辑是杂家,什么都要感兴趣。也许对他来说,如今充实的生活正是数十年的编辑生涯带来的额外福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内曾出现书荒,这和“文革”时期出版的停滞有关,那么“文革”前的出版情况怎么样呢?

钱伯城:“文革”前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我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现在解嘲的说法叫“错划”。当时全社有六个右派,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当时各单位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我们社里还打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我是主帅,何满子先生是军师,当时的小青年陈文坚是先锋。如今军师、先锋先后逝去,只剩下我这个主帅了。

“反右”结束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1962年出版社(当时的名称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中华文史论丛》,我作为刚摘帽的右派,负责编辑这本学术刊物,还配备一位助手。可是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本来已经排好,但是不敢出了,因为里面有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先生的文章。“文革”刚开始,当时的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开动员大会,抛出了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反革命学术权威,李平心是其中之一。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称他“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他义不受辱,自杀了。

“文革”结束后,很快出现了读书热和出版热,您能谈谈当时的具体表现吗?

钱伯城:“文革”后的读书热,是由书荒和知识荒造成的。你看我们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最高的印数达到四万五千册(因为登了胡适的文章),最低也有两万五千册。我们把新书预告发出去,新华书店反馈回来的订数就是我们的印数。当时读者买《红楼梦》、《水浒》都要通宵排队。那时木材很值钱,有人拿了《水浒》、《红楼梦》可以直接到乡下去买木材。我们出了一本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因为书名有“小说”两个字,也卖得很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是文言小说。当时社里员工内部买书还是有特权的,但是这种热门书也只能每人限购两本。

我们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比如语言文字、太平天国等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还整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的日记、书信,其中《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等都是与近代史研究相关的资料。当时不大容易见到这些资料,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很多人引用。这些都是我们编辑业余自己标点的,主要是为了大家能有更多工作做,当然也有点稿费收入。我做责任编辑把关,主要为大家改标点。

当时很多学者都没有平反或恢复名誉,出版他们的著作有阻力吗?

钱伯城:阻力还是有的,不过主要体现在出版社自己身上。那时上级并没有具体的什么通知,就看出版社自己有没有勇气和眼力。那时没有一级一级的评审小组,图书也不需要送审。八十年代出版主要靠自律,大家都觉得守土有责。

我1978年从工厂“战高温”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到文史论丛编辑室,复刊号有一篇《致读者》,原稿是我写的。复刊号发了李平心先生的文章,就是“文革”前编好的那篇文章,只不过这次加上了“遗稿”两个字。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这篇文章之前在大陆没有发表,章士钊先生奉命到香港前,到中山大学拜会陈寅恪先生的时候,陈给了他油印稿,香港方面就流传了。我们后来在1979年就根据油印稿发表了。

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在引文后的按语另起一段,“寅恪按”是顶格写的。当时编辑室里有一位编辑是报社出来的,按照报纸的规矩,坚持“寅恪按”不能顶格。我和他争起来,一直告到罗竹风那里(罗那时刚落实政策,下放到出版社待命,请他担任《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之一)。他不太留意这些细节,也没有给出具体意见。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按照陈寅恪先生行文的格式排印了。

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书都能出。没有平反的学者,都不能发文章或出版著作,要发表,需要上面批准。我们发表胡适的遗稿《〈水经注〉校本研究》,就是有压力的。我们拿着报告去市委宣传部,当面请分管的副部长批示,方才发表。此外,也有自己的方法,比如在出版说明中都会提到“英明领袖华国锋”,把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
出版社的工作也得到很多学者的帮助,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几位?

钱伯城:有很多啊,比如朱东润先生。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复刊的时候,李俊民社长建议请朱东润先生担任主编。他说,朱先生是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时的英文老师,有师生之谊,深知他的学问道德,请他最合适。我们请朱先生做主编,一分钱主编费也没有。每期的选目他从来不干预,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

顾廷龙先生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他是上海图书馆馆长,和我们的关系很好。在解放前的合众图书馆,藏了很多东西,顾先生任馆长,后来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我们标点出版的那些近代史研究资料,就是顾先生从图书馆藏书中无偿借给我们的。现在要是借出来,底本费就不得了。胡适先生的书信和遗稿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我们很多书的书名也都是请顾先生题签的。

还有王元化先生,他“文革”后平反,先是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副总编。他对古籍整理一直很感兴趣,跟我们也熟悉。他研究《文心雕龙》,“龙学”成了当时的显学。后来他推动成立古籍规划整理小组,办公室就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每年有二十万块钱的经费,就是他亲自带领魏同贤和我到市里申请来的。八十年代末,我们策划出版海外汉学丛书,请王元化先生做主编,不过当时的主编都是挂名的,连编辑费也不给。这套书影响很大,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比较有规模地翻译引进出版海外汉学著作。

您能谈谈那时组稿以及与学者交往的情况吗?

钱伯城:我到北京去过好多次,其中有两次是做王元化先生的助手,为他主编的《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拟定条目开座谈会,一些知名的老学者如朱光潜、唐弢、王瑶先生等来了很多。为出版社组稿,主要拜访了杨向奎、罗尔纲、钱锺书、杨绛、林庚、季镇淮等几位先生。那时落实政策,他们中有的已住进副部长级的住所里,房间地面都是用大理石铺的。记得去拜访钱锺书先生的一次,他正在为出席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在客厅里准备发言稿,在一本笔记簿里用英文写提纲。见我们来,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接待,并请杨绛先生出来一同会见。杨绛先生还送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

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是我们同行,当然关系密切,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我每去北京都是必去的,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并通过他们,为我们出版社扩大了与学术界的交往。

我们感觉当时出版的重点是在资料的汇集、整理,知名学者旧作的再版,以及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国内原创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少,是这样的吗?

钱伯城:“文革”以后,知识界曾为“读书无禁区”一句话受到鼓舞。我记得这句话是周扬经历了“文革”劫难的痛定之痛后最先说的。殊不知思想还是有禁区的,出版也是有禁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限制着出版社老总们的头脑。直到2005年上海主办的全国书展,评选出“十大好书”推荐给读者。我做过一次统计,并写过评论,登在《北京日报》上。这“十大好书”,翻译国外的就占了七种,中国的仅占三种,而中国中台湾的又占一种,且全是旧著重印。这也基本反映了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的情况,目前恐怕也没有多少改观。虽然不能把责任全归之学术界或出版社,但也不能以为全无责任。“文革”期间的学术停滞固然是事实,其实是由来已久。

按照现在的标准看,那时的出版也不是很规范,比如不与作者签出版合同,对图书的宣传营销也不重视,员工收入与出版社经营的好坏也无关,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质量比较高。那么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可以算兴盛吗?兴盛的原因在哪里?

钱伯城:那时确实不怎么规范,一般就是给作者写信约稿,作者答应了也就不签合同了。对图书广告也不怎么重视。我有一次到北京组稿,到人民出版社见社长范用先生。我对他说,三十年代的图书广告写得太好了,短小精炼,让人一看就想买,现在都见不到图书广告了。范用先生马上翻出一摞三十年代广告的复印件,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在住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用笔名“辛雨”登载在《读书》上。后来改革开放后在长沙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范用先生还把这篇文章作为导言,连同许多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图片一同印成小册子在会上散发。

当时图书做广告的情况确实不多,登一次要一两千块钱,很多编辑都觉得图书登不登广告无所谓。我们社还是坚持了,每月在《光明日报》登广告介绍新书,至今未曾中断。现在许多出版社已重视书籍广告,《中华读书报》上常有大幅书籍广告。但不大讲究文字与要点,有的仅有书名而无作者名,有的翻译书仅有作者名而无译者名,有的一上来就是社长或总编某某“率全体员工”如何如何,居高临下,连一点起码的礼貌用语也不在意了。

至于八十年代的出版兴盛,我看只能是相对而言。十年浩劫刚过,万物复苏,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有一股干劲,出版就上去了。

九十年代不少出版社都曾陷入困境,与八十年代比起来,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钱伯城:我看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出版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流的转型过程中,无法适应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的要求。说得坦白一点,过去中国的出版社,以国家的名义、政府的名义,一个号召,知识分子无私奉献,低稿费、低报酬,一部部大型书籍就出版了。现在虽然国家对大型出版物也有不少补贴和支持,但是不少钱都用在会务费、差旅费上,底本费也越来越高,作者真正拿到手的稿费还是比较低的。第二是出版社的老总们似乎还应增强一点出版理念。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社为例,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就是那个年代出版社的代表,各以开一代学风、引领学术潮流为己任。在全国大省市分设二三十家分馆、分店,商务印书馆且以每天出一本新书号召,并在《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上每天登一大块由名家推荐的“每日一书”广告,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我们今天出版社有那么好的环境和条件,也要有这样的雄心大志就好了。当然,有些问题也不能全怪出版社,主管部门应该给出版社宽松、宽容的环境,对出版社要松绑,少点规定。我觉得现在对图书的审查愈紧、愈密、愈严,这并不是好现象。如果给出版社充分的自主权、主动权,它们是能做出很多大型的好书的。比如中华书局的校点《二十四史》、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已出齐一百种,这些大型图书都是出版社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地做出来的。

您在出版社做了近十年的总编辑,退下后也还关心出版事业,总会有些感想,能请您谈谈吗?

钱伯城:说来惭愧,志大力小才疏,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感,留下的只有一大堆的遗憾。我最钦佩陈原先生,他从商务印书馆总编任上退下来后,在内部报刊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列举在任时想做而未做成的几大遗憾。我也仿照举几条遗憾:一、虽然成立了一个索引编辑室,却在普遍轻视索引工作(特别是四角号码)的气氛下,半途而废。二、开始时提倡影印工作,却引导全社误入了一个“影印万能”的出版捷径,最后想扭转也无力了。三、原想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出一套以版本为主的新四部丛刊和中华那样以实用为主的新四部备要,都未能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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