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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VS商业文明,李约瑟难题试解

作者:一生只做一件事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本文志在寻找这个难题的终极答案。个人认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是中国古代工商业没有充分发展,而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西方的工商业能充分发展?作者的回答是,欧洲没有统一。为什么欧洲没有统一?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是中西方最原始的差异,“李约瑟难题”得解。

以上是本文的基本思路。下面让我们看看,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中国只有农业,而西方既有农业又有工商业
我们知道,科学是由许许多多的知识点组成的。这些知识点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试验、总结出来的。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更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所以中国古代农业遥遥领先其它国家。实践早,实践多,(中国人)掌握知识点早、掌握知识点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原因。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点都能在农业实践里获得,还有很多知识点要在工商业实践里寻找。中国古代农业领先,工商业被抑制,所以,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和农业密切相关。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科学是一套知识体系,知识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门学科微小的进步往往会带来其它学科质的飞跃。同样,一门学科遇到瓶颈,往往也会拖累其它学科甚至整个科学体系停滞不前。中国古代科技就是因此遇到了瓶颈。打个比方,近代科学的大门上有两把锁,只有找到这两把锁的钥匙才能打开近代科学的大门。第一把钥匙要务农才能找到,第二把钥匙要务工务商才能找到。中国人先天条件好(地理环境优越),务农早早地找到了第一把钥匙,可她不愿意务工务商,所以一直也找不到第二把钥匙;西方人先天条件差,虽然找到第一把钥匙时已经比中国人晚了几百上千年,但他们务农的同时还务工务商,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第二把钥匙,打开了近代科学的大门。
(二)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决定了她会鼓励科技发展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生产又是工商业的核心――没有生产,哪儿来买卖?所以工商业会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科技发展,比如悬赏奖励发明创造,比如用专利制度保护发明者的积极性,等等。
而农业文明却不是这样。在农业文明里,最重要的是秩序,经济是否发达,科技是否进步并不重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而会破坏秩序。易中天教授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就论述过,农业文明的政权组织形式――“帝国”的“最佳”状态是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民众刚好维持温饱为宜。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水平太高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比如形成破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比如国家力量过剩,君王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比如王朝会急剧膨胀,官僚机构臃肿,遇有突发事件顾此失彼。。。。。。最终导致帝国解体。帝国的解体往往伴随着战乱,战乱之后一片萧条,也就谈不上科技发展了。有的朋友可能会奇怪,那商业文明就不用担心这一点吗?物理学上有一个规律,相同材质相同比例的情况下,越小的物体越结实。欧洲都是小国,他们的承受能力比我们强多了。
所以农业文明往往对科技不感冒,“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或者,出于维持秩序的目的,农业文明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重农抑商”,比如科举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在维持秩序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所以说,农业文明承受不了经济的极大发展才是农业文明抑制科技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之类不过是一些具体的措施而已。即使没有科举制度,农业文明也一定会用其它办法来抑制经济、抑制科技。
多说几句。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个伪命题,中国的文化、科技传统不同于欧洲,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不能用欧洲的标准衡量中国,不能要求西方发生过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中国。现在我们明白了,即便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不是“科学”而是另外一套知识体系,只要这套知识体系也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这套知识体系也会象“科学”一样,早期在中国发展迅速,后期在西方发展迅速。理由同上。不知道我的回答,能不能让这些研究者满意。
(三)工商业的很多特性和科研是相通的,比如严谨,比如交流
先看“严谨”。胡适先生说过,中国人喜欢“差不多”。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长期处在农业社会,缺乏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洗礼。农业社会就是“差不多”,时间“差不多”,数量“差不多”。先说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晚起“差不多”,全凭自觉;再看数量,自己做饭自己吃,多放点儿米少放点米也“差不多”。而商业社会则不同,谈判要约时间,约了八点就是八点,晚一分钟都是迟到;至于数量,商业活动要计算成本,(卖米饭)多放点儿米就亏了,少放点儿米就赚了,可不敢“差不多”。(李约瑟先生曾提出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怕也是缘于此吧。)
科研是离不开“严谨”的,开普勒三大定律、海王星、惰性气体的发现都是得益于此。科学家发现实验观测值和理论计算值之间有小小的偏差,他们苦苦追求“小小的偏差”背后的真相,才取得了这些伟大的成果。类似的例子在科技史上不胜枚举。设想一下,如果是“差不多”的中国人遇到这些“小小的偏差”会怎么做呢?
“严谨”有时候表现为“较真”。我们的祖先早早地发现了很多自然现象,遗憾的是,这些发现大多没有上升为理论。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满足于“知其然”,懒得去追究“其所以然”呢?
再说交流。科学研究离不开交流,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取得更伟大的成就。科技史上,中国国内国外都缺乏交流。在外,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在内,研究者们总是单兵作战,没有协同。缺乏交流,是中国古代科技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那为什么西方就没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交流;而商业就是“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去卖”,商业的过程就是交流的过程。而且,“物离乡贵”、“坐商不如行商”,经商不但要交流,而且交流越远越好。商业交流的力量是惊人的。中西方文明相距数千公里,中间还有大片的荒漠,所以******战争以前,两大文明交流很少。但是史载,两千多年前,凯撒大帝就穿着中国制的丝绸袍子去看戏。请问,是谁把这件丝绸袍子从中国带到遥远的古罗马?当然是商人。
总之,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许有朋友会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商业发展迅速,为什么中国还没有迎来科技的爆发呢?这并不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的进步还是明显的。问题在于这种进步更多地是“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自己“原创”的不多。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也有原因,但它更多地属于“钱学森之问”的范畴。作者会就“钱学森之问”专门撰文,本文就不赘述了。

介绍完“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西方的工商业能充分发展,最终战胜封建势力。
二、西方工商业能充分发展的关键是欧洲没有统一
(一)欧洲没有统一,小国之间有工商业发展的间隙
欧洲没有统一,诸侯林立,林立的诸侯力量都不够大,而且诸侯之间的力量彼此抵消。因此在诸侯林立的缝隙当中,城镇容易产生出来,工商业容易发展起来。
(二)欧洲没有统一,小国们迫于竞争的压力,必须发展工商业
有竞争才有压力,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说,尼德兰革命胜利以后,荷兰共和国诞生。广泛的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急剧发展,使荷兰经济特别兴旺,富甲全球。整个欧洲为之吃惊,各国资产阶级羡慕不已。不少国家都向荷兰学习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连俄国的彼得大帝都亲自到荷兰学习造船。
无独有偶,迫于竞争发展工商业的例子中国也有。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工商业空前发展。改革开放也是如此。
(三)欧洲没有统一,新兴资产阶级面对就只是一个国家的封建势力,力量对比没有中国那么悬殊。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西欧,经历了尼德兰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4个阶段。
“万事开头难”,先看看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头”――尼德兰革命。尼德兰地区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地区。16世纪初,这里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尼德兰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溃。换句话说,尼德兰面对的只是西班牙一个国家,西班牙还受到英国的牵制。即便这样,尼德兰革命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尼德兰南部仍然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如果尼德兰面对的是象中国这样的庞大封建帝国呢?
尼德兰革命之后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是个岛国。英国资产阶级面对的只是英国一国的封建势力;再看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遭到了周边国家的干涉,英、普、奥、西等国7次组成“反法同盟”。但联军就是联军,指挥协同不可能亲密无间,“反法同盟”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拿破仑就是利用联军的间隙、矛盾,多次瓦解、击败了“反法同盟”。再看美国独立战争,我们知道,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得到了法国的援助。
可以这样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封建势力不团结。封建势力不团结,资产阶级革命还历时好几百年,中间还有复辟、倒退。那如果封建势力团结如一国呢?如果面对的是象中国这样的庞大封建帝国呢?恐怕,资本主义连萌芽都长不出来吧。

介绍完“西方工商业能充分发展的关键是欧洲没有统一”,下面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欧洲没有统一。
三、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关键是地理环境
中国统一的关键是中国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民族――汉族,中国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文化――汉语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的认同把中国人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而欧洲的核心民族太多,语言文化圈也太多,欧洲统一没有凝聚的核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这是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造成的。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文明之初,黄河流域上出现了很多人类定居点,慢慢地邻近的定居点开始融合,定居点变成了小部落。小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和西方是一样的。但黄河流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注定了这些小部落早晚会融合在一起。传说中,黄帝部落打败并吞并了炎帝部落,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开始萌芽。夏、商时期,华夏民族开始成形。周朝时,集华夏制度、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形成,华夏民族最终形成。以上是中国核心民族汉族的形成过程,再看看核心文化汉语文化的形成过程。核心民族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核心文化形成的过程。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到夏商周,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了汉语汉字。当然了,各地有自己的方言,各地对每个字的写法也多少有点差异,比如有的地方多一撇,有的地方少一捺。但这种差异并不是特别悬殊,大部分的字是可以“猜”出它的意思来的,这有点儿象我们今天的“书简识繁”。所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书同文”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更何况,对同一个中国的认同也使得原六国的人们对“书同文”没有太大的抵触。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汉语文化圈正式确立。
再看西方,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群岛,岛屿易守难攻,岛屿之间的交通也远不如陆地上便利、频繁。因此,岛屿天生就有自治的传统。所以,与中国“大一统”不同,古希腊是由许多城邦组成的“邦联”,城邦之间是平等的邻邦关系。地形同样保护了古希腊不被别国侵略,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帝国两次试图吞并古希腊。古希腊都凭借地形(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赶跑了侵略者――小小的希腊都不能“统一”,更何况整个欧洲。从整个欧洲看,欧洲被阿尔卑斯山脉隔离成几个区域,在落后的古代,它成为欧洲“统一”的障碍。它也直接导致了欧洲有近30种语言。
中国统一的关键在于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民族,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民族的关键在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核心当然是语言、文字的一致。而要想让语言、文字一致只有在其还没有成形之前就“书同文”才有可能。换句话说,要么早早统一,要么永远别想统一!

四、结束语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总之,“李约瑟难题”所描述的现象不是由于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历史重来一次,一定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反之,如果黄河流域不是平原,或者欧洲没有阿尔卑斯山脉,也许历史会改写。又或者,如果历史上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大致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周围有崇山峻岭保护,或许资本主义会在那里萌芽、壮大。江南甚至可能象荷兰共和国那样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率先胜利的地区,进而带动整个中国早早进入资本主义。
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它直接导致了我们近代的落后,导致了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屈辱。也许有朋友会想,如果当初中国象欧洲一样没有统一就好了,近代科学就有希望诞生在中国了,我们也不会落后了。其实不然,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在近代落后,但也同样决定了中国在古代领先,甘蔗没有两头甜。个人认为,造物主创造世界,让中西方有这样的地理环境自有她的深意,作者将在《“李约瑟难题”的启示》一文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该文还将写一些作者研究“李约瑟难题”的心得,敬请期待。

杨某人2012年4月3日夜写于安徽巢湖,天涯首发。
参考文献:
1.《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和《帝国的终结》。黄仁宇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详细描述了帝国制度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过程。个人认为,读完这两本书,读者对“李约瑟难题”会有更深的理解。
2.《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评近年来中西学者的若干解释理论》何平著。本文借鉴了很多前人的成果。由于本文写作过程较长,参阅的文献较多,无法将这些文献一一列举,只能列出这篇作为代表,并以此向前辈们表示感谢。
3.互联网。1999年作者开始接触互联网。10余年来,作者从网友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在本文的写作及发布过程中,互联网都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查阅资料。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本文。感谢互联网,互联网万岁!
4.《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关键是没有大学》,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18928.shtml这是作者的早期作品。现在看来,当时还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但这篇文章内容翔实,素材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说明:作者保留本文的所有权利。

评《七星汇》:一个全新的童话世界

童话,永远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最神奇最瑰丽的一块儿秘密家园;是每个鲜活生命用儿童般最天真澄澈的眼光关照世界的一个心灵窗口。

无论是安徒生童话里那个为了心爱的王子宁愿放弃鱼尾忍受剧痛在刀尖上舞蹈的小美人鱼,还是王尔德笔下那个用胸口抵着玫瑰花刺唱一夜的歌,只为求一支赞颂真爱的红玫瑰的小夜莺,童话里的主人公们往往超脱了世俗羁绊,拥有神奇的魔力,任作者放飞想象的翅膀在梦幻的空间里自由翱翔。于是,童话的魅力就在于给所有尘世中的人们一个会飞的梦,而那梦里弘扬和赞美的,却是人间最最珍贵的:真,善,美。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让人耳熟能详的大都是西方童话故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经典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长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交流越来越密切,跨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成了必不可免的趋势。而滋养心灵的童话也不例外。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原来的故事,从小长大,我们对妈妈不止一次的讲给我们听的睡前故事习以为常,也许,心灵深处,我们渴望着有种更新鲜而奇异的创举能打破曾经的惯例。就在这时,王言涵出现了,他自身的经历和背景给了他能够融贯中西的独特视野,而聪敏,好奇的天性又赋予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感受和表达世界的能力。

想想看,这本《七星汇》是一种多么奇妙的组合:中国武术小说、传统神话、亚洲特色的漫画和西方古典文化、古希腊罗马神话。仿佛是让人类文明起源的不同形态在几个世纪之后的现代来一次神奇的交汇与碰撞,这将会展现一种怎样的丰富与精彩?!

正如本书作者自己所说:他最喜欢的事是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出相同点,在试图把几种不同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并创出新的童话。

当跨出这一步时,一个有趣的想法出现在面前:如果能把几种不同的文化和之为一,并创造一个故事,那不是很有趣吗?把他所喜欢的故事结构,浪漫、武打、魔法、侦探、军事、战场等等一系列都和之为一,这是不是很有趣?《七星汇》就是这想法的结果。作者是抱着‘不管是什么人都能在此书中找到一部分他们喜欢的’这种心态创作的。

虽然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虚构的,但里面所表达的人情世态、内心纠结与感动却是深刻、丰富而真实的。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热爱生活的人都能在自己喜欢的童话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自己的偶像。说到底,作者是用了一种幻化了和升华了的手法描摹现实世界,讲述瑰丽人生。

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现代,王言涵融不同的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实践充满了时代感,相信《七星汇》这本书将会给我们展示一个全新的童话世界。

当然,要想了解《七星汇》中的奇幻与精彩,还需要你得喜欢英文并愿意去感受神奇,你,是那样的人么?

(本文来源:网易读书 作者:玉娇龙)

一个全新的童话世界:新西兰留学生《七星汇》出版

《七星汇》英文名为《Seven Stars – the Unite of Seven Stars》中文《七星——七星汇》。《七星汇》是三部曲《七星(英文 Seven Stars)》中的第一部,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十五岁的小鬼帮助几个朋友返回自己世界的故事。

菲利普是一个十五岁小鬼、 有着一手熟练的偷技、住在一个充满恶人的村庄里。一天,一个通往异空间的裂隙从脚下打开,把他拉到一个神奇的世界里。让他喜悦的是,他从星赐的一本魔法书中学会了法术、 甚至自居为黑暗魔法师。但让他无奈的是,他发现这块土地的帝王要捕获他和掉入这个世界与他相似的青少年。

他很快相识并救出一名与他相似的青少年——亚伦,一个八九岁、失去记忆的男孩。他们很快就成为朋友,菲利普并且答应保护这位男孩直到帮助他回到自己的世界为止。但是,因为他的骄傲,亚伦又再一次被捕获。因此,菲利普决心桥证他的错误,履行他为完成的诺言。

他在路上遇到了几个值得信赖的青少年:严,一个文武双全的武僧;乔迪·艾琳,一个正直的公主;阿莫蓝莎,善良、 温柔的美人鱼;布莱恩·康拉德,滑稽又性急的护卫;安飞·海葵,喜欢捣乱和自由的半精灵。借助这些朋友的力量,他救出了亚伦并准备将他送回属于他的世界里。但是,慢慢的,菲利普发现了一个秘密。这是关于他们七人与这个世界命运的神秘预言。

作者王言涵,198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他从小饱受中国武侠小说、亚洲特色的漫画和东方神话的影响,广泛地涉猎加强了他天生丰富的想象力。十五岁时,他去新西兰留学,在那里阅读了许多西方的神话和童话故事,并将之与中国的武侠和神话融合起来。

当跨出这一步时,一个有趣的想法出现在他的面前:如果能把几种不同的文化和之为一,并创建一个故事,那不是很有趣吗?作品《七星汇》就是把东西方的浪漫、武打、魔法、侦探、军事、战争等不同的故事结构融合在一块的结果。于是,一个全新的神话世界诞生了。

目前,王言涵正在进行第二本书《七星——英雄会》的写作。

(编辑:樊炳辛)

毛泽东给儿子开的书单

中华读书报 张铁民

中国自古代以来的经书典籍很多,想要人们一本本地读过去,恐怕就是搭上大半条性命都不算完事,古人所谓的皓首穷经,也就是这个道理了,那么这时要是有一张由读书多的人开出来的书单在手,那可就不一样了。这里就有一份毛泽东为他的儿子们开的一张书单,今日读来,颇有令人可玩味处。

电视剧《延安颂》说到毛泽东给儿子写信寄书的事。确实,在延安时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正在苏联上中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1939年寄去的一批书,途中丢失了。1941年1月寄出第二批书时,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少年集团,泛指和岸英、岸青一起读书的中国学生。

这是一批什么书呢?毛泽东随信附了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上面写道:“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细看这份书单,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和《中国历史教程》,大概都是当时的中国教科书,可用来补充岸英他们只读苏联教科书的不足。《大众哲学》是书单中唯一的一本政治类书,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这本著作曾反复读过,并和作者当面讨论过,认为写得通俗易懂,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这些都在意料之中。

古典文学和历史小说在这份书单中占有很大比重,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毛泽东自己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读这些书。这里的《三国志》恐怕不是陈寿写的记传体史著,而是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1950年中华书局还曾以《三国志》为名出版。《精忠岳传》即清人钱彩编著的《说岳全传》。“洪秀全”即清末黄小配写的《洪秀全演义》,章太炎写有序。《清史演义》,当时流行有三种:陆士锷《清史演义》、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许啸天《清宫十三朝演义》。毛泽东寄出的,很可能是蔡东藩的。1936年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请购整套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演义)。”就是指蔡东藩写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子不语》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笔记小说,正编二十四卷,续编十卷,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包括神狐鬼怪、三教九流,长则数千字,短则几十字,如《四耳猫》一则仅两句:“四川简州,猫皆四耳。有从简州来者,亲为余言。”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何典》是清乾嘉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用英语方言写的讽刺滑稽小说,通篇描绘了阴曹地府里的形形色色的鬼。刘半农于1926年获得四十七年前的印本后,标点刊印,一年之内居然印发了两版。鲁迅对《何典》也非常感兴趣,曾感叹“访而不得”,故刘半农请他写序时,竟在1926年5月25日一天内写了《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章,并向日本友人增田涉推荐,被收入日本编印的《世界幽默全集》。

毛泽东向儿子推荐《子不语》、《何典》这两种带有“野狐禅”味道的书,似乎有点出乎意料之外,岸英他们毕竟还是中学生嘛。但更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居然寄出了好几部武侠小说。《小五义》、《续小五义》讲的是“七侠五义”后代的故事。《峨嵋剑侠传》类似著名武侠作家还珠楼主写的《蜀山剑侠传》。《侠义江湖》不知是否是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或《侠义英雄传》?现在风行的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新派武侠,均源于这些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历来遭到正统派人士的贬斥,却在民间广泛流布,迟至近年才引起学界的重视。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杂志设辟过“武侠小说漫谈”专栏,学者陈平原著有《千年文人侠客梦》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开设过“新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讲坛。确实,青少年读一些武侠小说,有利于开发思维能力。试看那些剑侠,上天入地,修身寻道,仗义除恶,既是江湖社会的折射,又突破了时空界限和人力界限,跟西方当代影视作品中的“超人”、“魔幻”形象异曲同工,极具幻想力。而思维幻想力是思维创造力的基础。剑侠使出种种剑光斗武,或紫金色,或青白色,岂不就是激光武器?那些邪恶的剑侠,往往采集毒物用作武器,岂非就是细菌化学武器?

武侠小说和《岳传》、《三国》、《水浒》、《洪秀全》、《薛刚反唐》等历史小说,是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前者多用浪漫笔法,后者多用写实笔法。浪漫的尚武,现实的英雄,构成了这些书的文化主调。而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正恰是充满浪漫气息和英雄气概的。反观时下为提高学生素质而推出的种种必读书目,谁会选入《子不语》、《何典》、《小五义》、《峨嵋剑侠传》、《薛刚反唐》等?这是胸襟所使然!

《兰花梦奇传》,笔者查过一些资料,未见著录,望有识者补正。

 

小简报与大丛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纂一得

 作者:郑晓方   原文选自《编辑工作研究》

1997 年,在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中,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获得了最高奖—— 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这套被称为“集近代文学精萃,是现代文学桥梁”的大型套书,共12 专集、30 分册、2000万字。它的出版,凝聚了全国众多近代文学学者、专家、教授的智慧,是上海书店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共同劳动的成果。它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填补了空白。

在获奖的同时,我们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比别人更多一份感受。回想10年来的编辑历程.回想出书过程的前前后后,回想老一辈编辑的谆谆

教导,我们更想起了在编辑过程中那份伴随我们工作的小小的《简报》 ,它的编辑和出版,为这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高质量的编纂工程起到了呼风唤雨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离开了这份《 简报》,如果没有范泉先生出的这个金点子,这套大型丛书不知将会编成什么样子,我们是否还能问鼎这样的大奖。

范泉知难而上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编纂范泉,是一位老编辑、老出版家,三四十年代曾主编《 作品》半月刊、《文艺春秋》 月刊,一直活跃在我国进步文艺界。五十年代,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流放到青海长达20 年,1979 年平反,在青海师大带了两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1986 年,当他已经是70高龄的时候,终于调回上海,来到了上海书店。

有鉴于讲授“五四”新文学质变时,需要迫溯到近代文学的量变,而我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和整理,由于难度较大,基本上还是空白,一直成为学术史上的一笔胡涂账。为了摸索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形象和基本内涵,范泉知难而上,大胆提出编篆一部多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设想。但是,上海书店出版社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小社,过去出版的主要是一些影印书刊,编辑力量十分有限。而且中国近代文学的时间跨度长达80 年,资料繁、散、乱,还要衡量取舍,组织导论,工程巨大,如果不依靠老一辈的学者、专家和教授,仅凭自己的努力是不行的。这时候,他考虑到自身的有利条件,他和这些专家学者大部分熟识,只要亲自恭请他们,妥善组织,适当引导,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小社一定能够编好大书。于是,他从上海、北京、开封、苏州、广州等地,先后聘请了老一辈近代文学研究者以及知名的近代文学教授学者陈子展、王元化等,组成25人的“大系”编委会,并且经过讨论和调整,确定了12 专集的主编和副主编。

编纂构架建成以后,接着便考虑如何提高各分集的编选质量问题。

由于各分集的主编和编辑成员散处各地,不可能经常集合,召开会议,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编委、主编、编辑成员乃至国内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加强沟通,及时联络,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编纂质量,从1987年12月起,编辑了一份打印的16 开本、每期数千字到近两万字、装订成册的(简报》,这就是至今被大家所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 ,有人叫它《信息》 ,有人叫它《 简报》 。这份不定期的《简报》 ,每月出版2 至3 期,发表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大系”编辑室的书简、短文、编辑设想、选目、导言、悄况介绍、访问记、通知、新年贺词等等,包罗万象。在1987 年12 月20 日印发的第I 期上,《 开场白》 这样说:

为了沟通情况,协调部署,相互借鉴,以保证编选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我们印发了这份不定期刊《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挥工作信息》。

竭诚希望各位编辑、各集编辑同志随时惠踢意见或信息,如能介绍在编辑工作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则更是欢迎。

陆续发表在本刊的各集的“编选设想”和选题计划,都是征求意见稿,请各位编委、各集编辑提出不同的意见,交流探讨。

这便是《简报》 的宗旨,也是《简报》 自始至终的中心内容。从此,这份《 简报》 成了“大系”编辑室与各地人员联系的一座桥梁。正如上海书店出版社前总编俞子林所说:“《信息》 是作为沟通信息、讨论问题、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工具。”

编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的所谓“编辑室”,其实不过三五个人。除范泉为总编纂,一位青年助手(后来又增加一位)外,另聘三位侮周来书店参加一次碰头会的老编审。可想而知,庞大的出书工作已经大大地超负荷运行,许多工作由范泉一人操作、全面掌握,因为出版《简报》 是为了更好地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部12 专集30 分卷么2000万字的出书计划丝毫不能松懈,在不间断地出版《 简报》的同时,势必加大编辑室的工作量,但首先又必须保障“大系”的正常运转。况且,《 简报》 的印数从一开始的100 份而发展为后来的250 份。这样的小小简报,看似简单,却非常繁琐,编、校、订、发,都由编辑室两个人来完成。范泉包揽了每一期的编、校工作,而他对于装订的要求也特别高,每份《简报》都必须严格装订整齐,不许马马虎虎。我们这些在他手下工作多年的小编辑对他的“严”字都深有体会。跟着范泉既学习编大书,又学习编小简报,这是我们的荣幸,为此常引起同行的羡慕。据当年与范泉共事的一位老师介绍:范泉在五十年代初,任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副校长时,也编了一份学校的简报,坚持每周一期,自己排版,办得相当出色。也许,范泉最初办《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 的始发点是来源于他当年办学校简报的延续。

《 简报》 的内容

《 “中国近代文学人系”编辑工作信息》 共出版了74 期。我们充分利用这个媒体,有意识地组织了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着重讨论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审议“大系”的构架是否合适。

我们要求从总体上,审议2000万字30分卷应该如何分理给各个专集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从原定的10 个专集增加到12 个专集,即增加《 民间文学集》 和《 少数民族文学集》各一集,使被忽视的“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在卷数分配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即《 文学理论集》 、《 诗词集》 、《 戏剧集》和《俗文学集》 ,都从原来的3 卷减为2 卷,面原定5 卷的《 小说集》 增加到7 卷。为此,我们增聘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任《 民间文学集》主编,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任《 少数民族文学集》 主编。

其次,探讨各集主编的编选指导思想。

我们要求各集主编按照各自对选材特点的认识,首先在《 信息》 上公布自己的《 编选设想》 ,然后在编选材料搜集得差不多时,再公布《选目初稿), 让大家审议。在审议过程巾,由编委伍盆甫的书简,引出了编选指导思想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我们组织大家争呜,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讨论:( l 、“文学作品选”和”文选&
rdquo;的界限在哪里?“大系”应该按怎样的标准选材2 ( 2 ) “中国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特色?怎样从选材上反映这些特色?( 3 )如何理解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应该怎样通过选材,体现这种承启作用?

经过讨论,认为“文选”和“文学作品选”有区别,但是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散文集),与其他各集关系不大,而编选散文,当然要选文学散文,但又不能离开救亡图强的时代背景,不能认为所有政治论文都不该选,那些确有文学价值的政治论文,也应归属于文学散文的范畴,可以人选。从这一问题上,后来又引出了何满子和周振甫对“近代散文作品与文章的分野”这一问题的好几个回合的争鸣。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大家认为,从时代背景理解,主要是救亡图强,反帝反封建和倡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改革开放,经世致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独立,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便失去革新的色彩和时代的精神。因此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桥梁,体现在思想上,从“载道”、“言志”到反帝反封建:题材上,从脱离现实到面对现实;方法上,从封闭到开放,从因袭陈规到接受外国影响;语言上,从文言开始走向白话。总起来说,完成盘变阶段的近代文学,是从思想到形式,为现代文学的质变准备了条件。但是所有这些,是反映在近代文学的众多作品上,而不是少数儿篇作品可以体现出来的。

第三,重点讨论了《小说集》 的三次选目。

《 小说集》 的篇幅占“大系”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大系”的重要部分,种经展开过较长时间的争鸣。《 小说集》最初由编委章培恒任主编,他在1988 年5 月辞去编务后,我们又邀请吴组湘、端木慈良、时萌任主编。两任主编都曾公布了《编选设想》 和《 选目初稿》 。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以后,继任的主编在1988 年12 月乃日印发的《 简报》 第30 期上公布了《 选目二稿),同时发表了《 诚恳的答复》一文,对各家热情关注并惠赐宝贵意见,表示感谢。除部分采纳外,对若干尚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说明。各家对《 小说集· 选目二稿》反映较好。季镇淮认为’‘许多短篇被发掘出来,开眼界,增知识,明源流,考优劣,确是讨论的结果”。他特别赞赏端木燕良的意见,即要求选目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脉络来”。他认为《小说集》 选目确实做到到了这一点。

第四,全文印发《总序》初稿,广泛征询各家意见。

我们非常重视各集导言的写作,要求具有一定的数量(字数)和质量,确实具备各专集文学品种从历史到现状以及欣赏选材本身的指导性阐述。最早出书的<翻译文学集》导言,就曾一再改写过。而写整部“大系”的《 总序》,更必须是画龙点睛之作,因此我们邀请了明清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季镇淮,《 中国近代文学史》作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则光合写一篇《 总序),由陈则光执笔。为了撰写《 总序》 ,“大系”的总编篆范泉曾与陈则光两次长谈,要求把《 总序》写好,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渊源出发,梳理出近代文学的主流、支流、逆流和回流,给人以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指南。此后,当两万字的《 总序》(初稿)经吴、季两位教授审议同意后,我们立即在1989 年6 月5 日印发了《简报》第38 期的“号外”,广泛征询“大系”编委和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讨论,在同年10 月11 日《 简报》 第45 期上,发表了三位教授合写的《 关于<总序)初稿的几点说明》,表示将接受各家所提意见,尽可能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谈理论,但同时说明,有些如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分期等问题,尚无权威性的定论,分歧难以统一,《 总序》所说,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 简报》 最活跃的时期是1988 年1 月至1990年6 月。参加讨论的人即使不是我们的主编、编委,即使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或热心人,只要有一得之见,只要对编辑出版“大系”有所建议,我们都给予刊登,平等地开展讨论。为这个《简报》写稿的有编委马学良、王元化、任访秋、伍盆甫、吴初之、吴组细、陈子展、陈则光、时萌、张庚、郑逸梅、周振甫、季镇淮、范伯群、柯灵、钟敬文、施蛰存、徐中玉、钱仲联、贾植芳、章堵恒、楼适夷、端木旗良、魏绍昌等。国内专家学者参加争鸣的,有何满子、郭豫适、冯至、丁景唐、孙文光、刘北祀、叶至善、钟贤培、吴泰昌、锡金、袁进、裴效维、汤钟玻、徐开拿、陈子善、左鹏军、吉少甫、姚福申、林其钱、秦痰鸥、陈鸣树、郭延礼、赵家璧、王勉、关德栋、蒋星坦、周而复、赛先艾、马荫良、徐铸成、陆佩弦、曹树钧、骆宾基、许杰等。

《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 的出版

出于《 简报》一直保持着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作风,成为研讨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场地,而且发表的大部分争鸣文章,对一些文学爱好者、中国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都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有些文章已由报刊转载,因此不少大学科研单位和图书馆同志,纷纷口头或来信建议出版“选刊”,公开发行。所以,在《简报》 已出版到第35 期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还没有开始出书的时候,千1989 年10月,先从这份不定期刊《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上发表的文章中,编选出部分文章,出版了一本《 中国近代文学争鸣),以飨读者。

《中国近代文学争鸣》 的出版,可以说是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额外收获。

 

专家夸《 简报》

1996年8 月,2000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书出版。《文汇报》首先以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作了报道。在“大系”的出版座谈会上,与会者纷纷赞扬上海书店出版社“功德无量、造福后人”,为中国文学的史料系列填补了空白。在会上印发了一些书面发言,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施蛰存先生在书面发言中说:

在编辑过程中,印发一种《 编辑工作信息》简报,使散居各地的编委、各分集主编、编辑工作人员乃至有关专家学者,有一个互通信息、互相讨论的场地,有利于提高编选质诬,加快编辑进程。这一方法,以前各出版社编辑大型丛书、辞书、类书,似乎都没有用过。我建议把这74 期《 简报》合为一书,选编出版,给今后各出版社编辑大书时作一个榜样,也可以给近代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批有关近代文学几个专题的争鸣资料。

季镇淮先生为这套书的出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为了使各集主编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提高编选质量,通过《简报),组织大家争鸣,尽全发表不同意见,最终使大家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所以这部书是编得有特色,编得好的。

钱仲联先生在谈到《简报》 时说:

通过(简报》 争鸣,各专家发表意见与建议,集思广益,俾全书于不到10 年时间里,较快完成,这是集众多人智慧的结晶。

曹旭博士则认为:


1987年12 月开始到1992年4 月,“大系”编辑室出版了74 期《简报》,就编写的大致方针、编纂方法以及各种技术问题展开争鸣,对确保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这就是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值得同行们学习。

由此可见,这份小小的《简报》 ,种经受到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赞赏,深得人心。它的编辑出版,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高质量、按计划地胜利完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点体会

大型套书的编纂工作,特别像“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那样,由于从无到有地搜集和甄别资料,时间跨度大.编选人员多,而且又不在一地工作,不可能经常集中研讨,如何发现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如何在个别编选人员取得局部经验或教训后及时交流,如何将不同意见通过争鸣取得一致,作为交流的桥梁和争鸣的园地,编印一份“编辑工作信息”一类的(简报》是完全必要的。《 简报》 缩短了散处各地的各位编委和专家教授们的距离。

其次,编印为大型套书编纂工作服务的《简报),总编纂必须心中有数,按照既定的架构体系,有针对性地组织稿源,适当引导,在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做到微观探索,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小结,以便继续深人这方面的探索,或另行开展新一轮主题的讨论。

第三,编印《简报》,发表各个专集主编的选题初稿、编选计划(包括编选指导思想)乃至各集“导言”初稿或节录,既可以促发各位编委和其他各集主编或编辑成员发表意见,而且还可以将《简报》 寄赚给有关专题的国内专家学者发表意见,拉开探索的网络,吸取更广泛的意见,真正做到“集各家智慧,编大型套书”的目的。

通过《简报》的编印,集中了国内第一流近代文学(包括部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智慧,群策群力,共同合作,高质量地完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其工程,充分证明小社也能出大书,而且还在这部大书的编共实践过程中,培养了一批青年编辑,使这个创立不久的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力量很快壮大了起来。

保卫潭州

作者:刘吉芳 稿源:长沙晚报   

《长沙晚报》整版刊登长沙人民抗击蒙古侵略史迹,是对《施琅大将军》无言的反击,代表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心声。找到《长沙晚报》这篇文章,转贴过来:
    
    
保卫潭州
    
    前言
    
      除夕,应是阖家团圆、喜庆的日子。
    
      但长沙700多年前的一个除夕夜,却至今让人慷慨泣下———地方长官全家赴死,老少19口人无一苟活;部属官员有的手刃娇妻稚儿,而后点火自焚,有的阖家投水自尽;城中百姓,多举家自尽,以致“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我们长沙人的先辈,这样义无反顾地舍弃了生命?是为了大节、大义。
    
      蒙元铁骑呼啸而来,势不可挡,而长沙百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挺起瘦弱的胸膛,打响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长沙抗元之战。这场以卵击石的战斗注定要失败。面对残破的家园,长沙人选择了慷慨赴死———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从他们身上,我们明白,人,可以被打败,但决不能被打垮。
    
      长沙人应以有这样的先辈为荣。
  
    
    一,兵起
    
      公元1206年,统一而强悍的蒙古政权建立。其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铁蹄席卷畏兀儿、吐蕃、西夏和金国。南方的宋王朝则是其侵吞的下一个目标。
    
      1271年,忽必烈夺得汗位,正式定国号为元。元军加紧了灭宋的进程。
    
      元军铁蹄势不可挡,早已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顿时一片血雨腥风。
    
      潭州(长沙),是元军南下途中的一个障碍。拿下潭州,元军即可随即拿下整个湖南,进而直逼两广———南宋王朝的最后地盘。
    
      而此时的潭州,壮健守军早在先前的战事中被抽调一空,城中仅余老弱病残。
    
      1275年,数万元军兵临潭州城下。潭州,元军势在必得。
    
      极端残暴的元军的惯例是:投降者则掠之为奴,稍有抵抗,则全城屠尽!
    
      在潭州之前,常德府等已然降元,湘潭不降,城破后则惨遭屠城,城中老少百姓尸横遍野!这是血淋淋的现实。
    
      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题摆在潭州百姓———我们长沙人的先辈面前:面对嗜血骠悍的元军,降,还是不降?
    
      望着外来者之铁蹄卷起的滚滚黄尘,潭州老少相持而立,泰然自若:不降!
  
    二,军民相携,不令而集
    
      领导潭州保卫战的,是衡州(今衡阳)人李芾。
    
      李芾为官颇有政声。先前他在浙西,大力赈灾,“活数万计”;还设立书院,亲自制定学规教导学生,“学者甚盛”。在永州,“有惠政”,永州人还专门建了祠堂来感怀他的恩德。
    
      李芾也早有威名。早前在永州为官时,有强盗作乱,李芾带人大破匪巢,并生擒匪首父子;在德清,“妖人扇民为乱……遣芾讨之,盗闻其来,众立散归。”“浙西亦多盗,群穴太湖中,芾迹得其出没按捕之,盗亦骇散。”(《宋史》)
    
      1275年7月,李芾来到潭州,赴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之任。此时,元右丞阿里海牙率领的数万大军已经南下,元军游骑已到湘阴、益阳诸县,潭州危在旦夕,铁定是下一个险恶的战场。
    
      李芾之赴潭州,就是走向战场。而且,这回他的对手不是为乱一方的江湖强盗,而是横扫了欧亚的蒙古精兵。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回,李芾手中几无兵士可用,而对方,有数万兵马。
    
      这就是说,战斗尚未开始,胜败就已经非常清楚。
    
      但是,有些时候,胜败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精、气、神。
    
      在赴潭州之前,李芾之爱女突然夭亡。大哭一场之后,李芾收拾好悲痛的心情,带上家眷从容上路:“我以家许国矣!”
    
      李芾到达潭州之后,加紧进行守城的准备。他紧急召集城内尚能作战的军民约3000人,又约请湘西苗民为援军,同时储备粮食,整修器械,加固城垣。
    
      9月,元军抵达潭州城。不过,也是从这时起,元军在潭州再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同仇敌忾。
    
      《宋史》对潭州遭大兵压境之后的反应作了如下记载说:“芾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结保伍助之,不令而集。”
    
      好一个“不令而集”!根本不需要官方下令,潭州城老老少少主动拿起武器———或许是一把柴刀,或许是一根木棍,或许干脆就是一把扫帚,相互搀扶着,走上了保卫家园的战场!
  
  
    三,以卵挡石,创下奇迹
    
      10月,阿里海牙在潭州城外连环扎营,布下重兵,将潭州团团围住。
    
      重兵围城,广西、衡州宋军因此不敢赴援。失去外援的潭州,成为一座孤城。
    
      元水军逆水而上,击毁城西的防御设施,向着城中射去一箭。
    
      元军一箭射来的,是招降书:这时投降,为时不晚,城中军民,或可保住一命。
    
      但李芾,竟然不应,虽然他知道,他和他的军民注定要失败。
    
      阿里海牙于是很愤怒,下令元军立即展开凌厉的攻势。
    
      一路所向披靡的阿里海牙没有想到,只余老弱病残的潭州城,竟然是那样一块硬骨头———
    
      阿里海牙命令元军掘开潭州城之护城河,竖起云梯,在投石机、大炮等重型武器的协助下,从已失去防御设施的城的西侧强行攻城。一时间,元军喊声震天,潭州城内外大石纷飞,炮声隆隆。
    
      而李芾,却迎着纷飞的箭、石,走到了战斗的最前沿,亲自督战。
    
      箭用完了,李芾令百姓将废箭磨光,配上羽毛,再射向敌军;
    
      盐尽,则将库中盐席焚毁,取灰再熬,分给兵民食用;
    
      粮绝,则捕雀捉鼠充饥……
    
      有将士受伤,李芾亲自抚慰,给以医药。他又日夜巡视城池,深入兵民之中,以忠义勉励部属。元兵派人来
招降,被李芾抓住,当场诛杀。
    
      元军久久攻城不下,阿里海牙乃令军队将领冲在最前,带领士兵攻城,潭州城最终才被攻破,而阿里海牙自己则付出了身受重伤的代价。
    
      潭州城被攻破了,但潭州军民并没有倒下,他们迅速筑起内城,又与元军展开了巷战。
    
      就这样,凭着极其虚弱的兵力、极度匮乏的武器、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李芾率潭州百姓与元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硬是将蒙古铁骑挡在城外达3个多月之久。直到弹尽粮绝。
  
    四,慷慨赴死,天地动容
    
      弹尽粮绝。
    
      但元军的杀声已逼近耳边。
    
      跪下来求生么?
    
      这样的设问对李芾而言简直是侮辱。
    
      他决定用最后的利器给元军最震撼地一击,这利器就是---生命。
    
      这一天,正好是除夕。一个阖家团圆、喜庆的日子,却上演了长沙历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
    
      潭州军民亦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尹谷,潭州学界领军人物,潭州保卫战打响后,被李芾聘为参谋。城破前夕,他积薪于家中,"正冠端笏危坐",点火自焚,其家上下无论老少皆共同赴死。
    
      岳麓书院数百文弱书生,放下书本,荷戈登城,选择了为大义而死。
    
      执行了李芾之最后命令的沈忠,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儿女,然后拔剑自刎。
    
      潭州的老百姓,大多举家自尽,几乎十室九空,以致"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每一口井中都有投井自尽的人,潭州城内到处悬挂着自缢而亡的尸体……
    
      元军最终得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满眼所见都是烧焦的房屋、沉默的尸首,那感觉,就是踏入了人间地狱。
    
      潭州军民的选择,让嗜血骠悍的征服者失色。
    
      硝烟散尽,寒风中,潭州城死一样沉寂,只有元军兵营里偶尔传来一两句歌声,那歌声唱道:"……潭州城是铁州城。"
    
      连暴戾的征服者都向潭州军民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潭州城是铁州城!"

    
    注:"潭州城是铁州城"一句,出自此战后,南宋诗人郑思肖在《咏制置李公芾》中所写:"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到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

常香玉和陈素真的情商对比分析

作者:曹桂锋 
 
在豫剧届,常香玉与陈素真到底谁是领军人物现在一直争论不休。关于两位大师的艺术水平的高低也存在很多争议。
 
我觉得,两位大师在艺术水平上是并驾齐驱的,也没有必要非要分出个高低。再说每一位艺术家的风格是不同的,不能互相比较。但是,两位大师在戏曲界、在全国的影响力,显然要常香玉要比陈素真大的多。在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大师级水平的情况下,影响力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确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我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常香玉大师有一副好嗓子,而陈素真却过早地坏嗓。
 
常大师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一直到晚年嗓子都很好。而陈大师却过早地坏了嗓子,这对一个戏曲演员来说是致命的。我们很多人看戏主要是听戏曲的唱腔,甚至于很多人把看戏说成听戏,可见唱腔在戏曲里面的重要性。有人说陈大师是自己故意坏了嗓子,也有人说是樊粹庭当初让陈大师录制唱片时让陈用本嗓演唱而坏了嗓子。不管怎样,坏了嗓子对扩大陈派的影响是极为不利的。在传媒很不发达的建国前后,戏曲是主要靠唱片和广播来推广的。唱片和广播只能听到声音,却看不到图像,所以传播的只能是唱腔。陈大师虽然后期主要致力于做功戏,但是做功戏除了能有幸去现场观看演出的观众能欣赏到,是无法通过唱片和广播传播的。当常大师优美的唱腔通过广播、磁带、唱片广为流传的时候,陈大师的细腻的做功却无法让更多的人看到。影响力自然就小了很多。
 
二、          常香玉找到了好丈夫陈宪章,而陈素真婚姻不幸。
 
常香玉大师很幸运地找到了陈宪章,一生幸福。更为重要的是,陈宪章不但是一个好丈夫,还是一个剧作家,能够为常香玉写剧本,为常香玉在艺术上的进步很有帮助。而陈素真婚姻却很不幸,影响了在事业上的发展。找一个有文化、肯帮助自己的丈夫,对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的老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幸运的。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陈宪章一直是常香玉事业上的坚强后盾。可见,在婚姻上,常大师又胜出陈大师一筹。婚姻对二人在艺术上的发展进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不过常大师的婚姻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陈大师的婚姻却对她的艺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三、          常香玉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扩大了豫剧的影响。
 
常大师在抗美援朝捐献战斗机的壮举,知道现在还不断被人提起。虽然常大师当初捐献飞机一心想的是报效祖国,并没有其他的想法,但是捐献飞机这件事却对常大师的人生道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一个爱国艺人,在政治上得到重视,也得到更了更多的机会,排演了很多新剧目,还有很多的现代戏。而陈大师由于性格直爽,在政治上屡受迫害,被排挤出了河南,自然机会就少了很多。在捐献飞机这件事上,常大师又胜出一筹。
 
四、          常香玉赶上了电视传媒发达的好时候,而陈大师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常大师在晚年赶上了电视文艺发达的好年代,经常参加各种晚会和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尤其是录制了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常大师的个人魅力通过央视的电波震撼了无数人。而陈大师却在1994年就已经去世了,没有能赶上电视文艺发展的好时候。
 
在艺术上两位大师难分高下,但是在以上的几个方面,常大师却高出陈大师很多。如何保护嗓子,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如何得到政府的支持,如何使自己有一个好身体,这些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这些方面其实是情商的具体表现。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情商比智商起着更大的作用。常大师在艺术上并不逊色,但是在情商方面超出了陈大师,从而确立了自己在豫剧界的领军人物的地位。
 
现在很多人为陈大师鸣不平,但是历史是无法改写的,这些人应该正视这种现实。至于有些人不断地攻击常大师,想以此来提高陈大师的地位,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不现实的,这样做也只能给陈大师抹黑。我们应该爱护每一位为豫剧、为戏曲事业作出贡献的艺术家,尽力推广我们的民族戏曲,这才每一个戏迷朋友应该做的。

《草房子》何以一百次印刷

苏 文 《 光明日报 》( 2010年10月09日   06 版)

 曹文轩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是少年文学创作的标杆性人物。他的《草房子》已印刷100次。

    曹文轩持久地将目光放在儿童和少年的成长这一主题之上,是因为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中国的儿童打好“精神的底子”。因为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承载着希望,承载着责任,儿童的精神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儿童精神就是社会精神。“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感。”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在塑造儿童的民族性方面担负起了重任,它树立了一个标杆。

    曹文轩追求美,追求“雅致、雅趣、雅兴”,反对和批判“粗俗、丑陋、阴沉、冷漠”。他热衷于在作品中展现美感,一场雨,一场戏,一条河,一间屋,几个再平凡不过的孩子,如此平常的事物,却透出无限的美来,使得作品显得干净和蓬勃向上,因为“美的力量决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正是这些“美”,冲击读者的心灵,让读者的心灵得到净化。

    曹文轩认为:“世界中已有那么多丑陋的景观使我们躲闪不及,小说又何必再去增加?”“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全都放在对人性的下作、猥琐部分的描绘与揭示上。”他的作品中对美的展示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让优美的自然风景富有诗意。(2)以一种优美的方式抒写“苦难”。(3)最终展现的是人性之美。

    著名作家张之路在评价《草房子》时曾说:“我感觉市场上卖得好的书和优秀的图书是两个概念,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是相悖的。在曹文轩身上是统一的。还有,孩子喜欢的书和孩子需要的书,这也是两个概念,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是相悖的,这在曹文轩身上也是统一的。所以曹文轩在他写的书里做到了有意思和有意义两点。”

    《草房子》是曹文轩的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作品写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六年中,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感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著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

    《草房子》是一个美好的所在,她让我们想起浪漫、温馨、遥远,想起浪漫的童话。当我们走近曹文轩为我们搭的《草房子》时,我们确实被这样一种气息所弥漫。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写了离我们已远去的小学生活,这种看似平常实则并不简单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未必经历过,但无疑我们都能体悟得到,那种发生在还未长大却向往长大的少男少女之间的纯真故事,有许多茫动,但也是必然。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的经历,不幸少年与厄运抗争的悲怆,残疾少年对尊严的坚守,等等,在这所并不大的草房子里扑朔迷离地上演,感人心魄,催人泪下。

    专家评语:

    《草房子》描写人物与传统小说偏重情节和环境,多在行动中刻画人物的描写方法不同,它善于写人物微妙的情感关系,表现心灵的颤音和丝丝缕缕的酸楚和慰藉,强调人物的抒情性和心灵化,仿佛它并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而是以人物来抒情。

    ———蔡葵,《〈草房子〉启示录》,原载《光明日报》1999年9月30日

    在这部小说里有着意描写一唱三叹的故事,却不尽是故事;有音乐乐章复调式的形式,但不仅是形式;有沉稳扎实感人至深的细节,又不光是细节。在我看来,曹文轩靠的是对孩子、对生活、对文学的真诚,靠的是弥漫着全书字里行间的童心和爱,方才营造出弥漫全书这样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学氛围,才使得这部小说不仅是走进喧嚣的市场,而是走进人心;不仅走进生活,更是走进文学。

    ———肖复兴,《〈草房子〉是一首诗》,原载《瞭望》新闻周刊1998年第15期

    这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然有成的儿童文学作家,对他文化信念的又一次坚定的表达。他试图用对一个少年小学六年丰富生活的叙述,用对一个孩子心灵世界的充分揭示,用孩子对各种不同事物的理解方式和感知方式,来表达他对孩子的精神世界的理解,以及回答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的问题。

    ——孟繁华,《卡通时代的文化信念——评长篇小说〈草房子〉》,原载《新闻出版报》1998年4月10日

《草房子》 曹文轩著 江苏少儿文艺出版社

《小蝌蚪找妈妈》与一段书缘

高 信     《 光明日报 》( 2010年05月29日   06 版)
    从网上看到著名漫画家和动画艺术家特伟逝世的报导,报导之后,附有他的代表作1960年导演的水墨动画艺术片《小蝌蚪找妈妈》的视频。几十年没有看《小蝌蚪找妈妈》了,现在重温,倍觉亲切,更重要的是,由《小蝌蚪找妈妈》这个剧名,又想起多年来需要检讨的一件往事。

    大约七八年前,去老前辈何金铭先生家拜望。何先生年过古稀,使用电脑却已有几年,他曾多次动员我快点换笔。这次见面,就专为我演示起电脑的搜索功能。他打出“高信”二字,然后检索,一古脑就出来一大串带“高信”的信息,看得我眼花缭乱,忽然一条引起我的注意,立即停下细读,原来是谭宗远先生2001年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一篇短文《书边小札·小蝌蚪》,指出我《华君武的封面画》一文之误。循常例,开首表扬了我的治学态度和文章,后一段就是指误:

    “但百密一疏,高信也偶有失误的时候。在《华君武的封面画》一文中(载《书海小语》集内),他写道:‘他(即华君武)为严文井童话选集作封面,画严文井与一小女孩并坐河畔,河中之水画作五线谱状,活泼泼的小蝌蚪往游嬉戏,自是严之代表作《小蝌蚪找妈妈》的诗情童趣。’此语就有毛病,毛病出在他把《小蝌蚪找妈妈》的著作权给错了人。”宗远说《小蝌蚪找妈妈》的作者是方惠珍、盛璐德。严文井写的是《小溪流的歌》,“因为这是‘小溪流的歌’,自然容许有五线谱;又因为文中写到小蝌蚪,而蝌蚪又很像五线谱中的音符,所以华君武才创作了那样一幅有趣的漫画。”(这篇文章,宗远后来收入《寂寞的缆绳》和《卧读偶拾》两书)

    有理有据,铁证如山。当年的确把《小蝌蚪找妈妈》和《小溪流的歌》混在一起,又把《小蝌蚪找妈妈》的著作权错给了严文井先生了,实在对不起原作者方惠珍、盛璐德二位和严文井先生。而且发表稿如此,收入《书海小语》如此,又收入《常荫楼书话》时亦如此,一误再误,又一无所觉。虽然《华君武的封面画》只是一篇千余字的短文,并无足道,但写时仅凭记忆,率尔落笔,以致误导读者,这实在是教训啊!

    但事情还未完结:五年后的2006年10月,三联书店寄来新出版的《书衣翩翩》毛边和切光样书两本,翻开目录一看,《华君武的封面画》一文就赫然列为第六篇。刚一入目,就感到大事不妙,翻开正文,果不其然,仍然是原发稿那样,毛病依旧,著作权还是错给了严文井先生。《书衣翩翩》是从《常荫楼书话》中转刊的。看来,《书衣翩翩》的编者,也是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了!我想,编书时征求一下我的意见,不就可以更正了么?再一想,何必怨天尤人,你一错再错,有何资格怨人?

    于是赶快打听宗远先生的地址,赶快向他致谢。我是早就读过宗远发表在《博览群书》上的不少读书随笔的,只是心仪已久,无缘识荆,就因为这次指误,彼此成了好朋友。几十年来,因书而结缘的朋友多矣,与宗远的结缘却是起于指误,所谓不打不相识也。现在写这篇迟到的短文,既向读者深表歉咎之情,又记一段难忘的书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