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为 "作家" 的存档

作家难靠写作养活自己

作者:陈村

翻看各大畅销书排行榜,严肃文学的身影几乎已经消失不见。占据销售量前列的,除了严肃文学之外,任何题材都有可能,励志、管理、阴谋、历史、宫廷、穿越、养生……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严肃文学最后的一点儿余光,只剩下经典名著、诺奖作品之类的,沾了一点儿广告效应的光。

以小说为例,畅销的小说大多和传统文学无关,比如去年火爆的畅销书《李可乐抗拆记》,虽然打着小说的旗号,但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小说。正如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所说“严肃文学极度萎缩”,即便是原本知名的严肃文学作家,也走向玩弄技巧的歧途。

作家陈村说:“不用说娱乐写作、商业写作,就说纯文学写作,写到今天,大多数都已经是玩一玩的态度,那些小说不是写给读者看的,而是写给小说家看的,变成了炫技的地方。其实对读者来说,技巧不重要,就算你仍旧用章回体讲故事,也没什么问题。”

以人们的阅读来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陈村说:“传统社会印刷术落后,人们不可能普遍都有书读。在今天,技术空前发达,印刷传播不再是问题,而且在互联网上,文字的传播不但方便,而且也便宜了,网络上甚至流行连续剧式的写作,一本小说写几百万字”。

但那不是严肃文学,只是娱乐和消费而已。

写作难养活自己

几年前,一位当年知名的先锋作家称自己已经要沿街乞讨了。虽然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作家制度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家确实很穷。

陈村算了一笔账,他说:“文学的生态在恶化,严肃文学无法让作家生存。作家的收入比民工还要少,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一个作家一年写一部长篇,二十年就是二十部,算是很高产的作家了。他的收入是多少呢?以每一部小说印一万册,作家拿10%版税算,就是两万块,还要上税,落到手里一万多块钱,平均每个月一千多一点儿,很惨,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

即便如此的低收入,仍旧不能得到保障,陈村说:“书是出版了,但就这一点儿钱,也不一定能拿到手,出版社还可能会拖延、抵赖,还有盗版,如同百度一般侵害作家的权益。”

所以,作家首先要谋生,然后才有可能创作,陈村说:“中国人习惯免费服务,不愿意为文学付出,当有更便宜的盗版时,不会看正版,当有免费的网上阅读时,不会买书,自然而然,就没人写作了。”

  陈村

著名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著有《鲜花和》、《屋顶上的脚步》等。

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社会,这是一个无比丰富的时代,所有的小说都比不上现实的精彩。

这本是文学的盛世,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家,都没有碰见过如同今天一般复杂而且多变的时代。

然而,在这样一个足够让文学枝繁叶茂的土壤中,文学本身却变得前所未有地落寞。

是文学的错,是文学家的错,还是这个社会的错?

当下的文学生态在恶化,作家的收入比民工还要少,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比如一个作家一年写一部长篇,版税收入为两万元,抛去缴税,平均每月才一千多元,想要养活自己根本不可能。

  作家们没法专心

谋生困难,然而社会却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和干扰。

陈村说:“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文学却需要沉静下来专心一意地探索和创作。但是作家们很难做到。其一,生活的焦灼让作家们定不下心来,他必须优先考虑生存的问题。其次,大量的信息让人浮躁。以我为例,我现在已经很难专心了。打开电脑,纷至沓来的东西随时让你分心。刚写两个字,又打开网页看看新闻,关注一下日本地震现在怎么样了,还有微博、手机等等,也让你随时分心。”

现代人生活太忙了,面对的信息太多、庞杂,而结果往往是无所适从,作者如是,读者也如是。陈村说:“读者不读小说吗?也未必,最起码,今天的人阅读量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为什么严肃文学很少人看了,其实不是不看,而是不知道看什么。社会在文学方面本应该付出成本,有客观的评价体系,批评家、媒体都应该建立比较公正权威而且独立的书评机制,但是现在的书评大多都是收费稿、宣传稿。以我为例,常有人让我给他们写书评,说是给多少钱,但是书还没出来呢,我怎么肯定就一定喜欢,一定能做出正面的评价呢?他们又不能接受批评,所以我干脆不写。”

  关怀不容易

严肃文学没落,小说变成了娱乐,是生活的问题,还是文学的问题?

陈村说:“现实其实很好玩,有太多可以写的东西了,但是作家们有很多局限,让他们无法去写,比如好好去写一个贪官,而不是写那种什么反贪小说,或者写一写民工的真实生活,写一个妓女的生存状态……文学的题材太多,可以写的事情太多,但是作家的局限也同样太多。而且容易得罪人,比如说你写一个妓女,你要是说禁绝娼妓吧,断了人家的财路,你要说开放禁制吧,显然于法不合。”

今天的社会无疑是文学的乐土,不过事实显然相反,严肃文学已经濒临绝境,如同丰美的草地上饿死瘦马,并非草地的错,也并非马的错,陈村说:“我们的社会很好玩,一边在扫黄,一边是某些色情东西在大肆地宣传。作家们无所适从,只能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当然,不写现实也不是问题,因为文学从来也非要写现实不可。陈村说:“文学本来就不是解决现实问题的,而是探索人性的,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直指人类的普遍价值,社会的终极关怀的。但为什么现在写不了人性呢?其实文学关注人性,探讨人性都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的,从人在各种境遇之下的状态、思想、精神、反应等等去找寻人性的本质,当这些境遇没办法写的时候,自然人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关于Chetan Bhagat其人(印度畅销小说作家、《五点人》的作者)

他是印度最有名气的畅销英文小说家;他虽然从没上过各大传统图书排行榜,但他的名字却被印度每一位大学生所熟知。当世界文学界将目光聚焦在印度传统文化时,他却将印度现代青年人的社会形象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他就是奇坦·巴哈特(Chetan Bhagat)。
作为一名投资银行的专业投资人,35岁的巴哈特创造了印度的英文小说神话。他最早的两部小说共卖出了百万册,他在印度青年读者中的影响力与那些老牌的英语畅销小说家齐名。他最新的作品是一部讲述发生在印度小镇中的喜剧作品,通过关注印度的传统运动项目板球、宗教和商业等,运用这些最古老的文化来反映现代年轻人的生活。这部小说创下了印度文学史上的销售奇迹: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17秒就卖出一本。而他的文学创作事业生涯也将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以其小说《电话中心的一夜》(One Night at the Call Centre)改编的印度宝莱坞电影已经上映。
在创作过程中,巴哈特充分考虑到了大众的需求。他的小说定价只相当于一张电影票,而小说的销售则瞄准了印度传统英文小说创作的这一缺口。你可以在印度的各个超市找到巴哈特的最新作品,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每一个城镇不一定有书店,但一定拥有超级市场。”
巴哈特一直坚持着这样的英文写作原则:简单、易懂和吸引年轻的印度读者来关心印度当下的社会现象。他说:“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反映社会现象,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吸引印度读者,那还怎么能称为是一部印度小说呢?”
很多评论家认为巴哈特的小说作品没有长期的收藏价值,原因是:虽然是英文小说,但语言并不是正统的英文,而从内容上看,也只能称之为“厕所文学”。对这样的说法巴哈特并不以为然,他认为:“这只是那些古板的评论人想要控制整个传媒界的说辞,他们并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想要的是什么,想读的是什么,会买的是什么。”而事实证明,巴哈特是对的。2004年他的第一部小说《五点人》(Five Point Someone)出版后,年轻人开始认识到自主权的重要性,他们开始表现出对社会上旧制度的不满和改革的信心。由此改编的印度宝莱坞电影《三个傻瓜》更扩大了巴哈特在全球的影响力。

王小波,一个过于正常的人

[转自李银河博客]

见到一篇写王小波的文章,我非常喜欢,转载一下(文章是小波的姐姐从美国发来的,不知作者是谁,无法署名,特此致歉):

   判断一个时代的好与不好,我私人以为是这样的:好一点的时代,第欧根尼躺在桶里,让亚历山大给他挪开点别挡着光,能够获得尊敬;李白在酒肆里大笑吟诗,嘲弄首相与弄臣,君王含笑默许。在(可能)不那么好的时代,第欧根尼成了一个被嘲笑的浪荡子或者办公室职员,李白成了一个誊字员或者娱乐记者。

在以前那个时代,王小波这样的人写的小说,某段时间要靠大学生传抄和耳语来传诵。直到他故去,他的小说才能出版,而且,被许多的人误读,我不知道这时代算好还是算坏。

   他已经有许多标签了。有许多美德和智慧值得赞颂。譬如,现在读《我的师承》和《寻找无双》的序时,那种谦逊与骄傲并存的强大气质,便可以使人不读其文便可知其人之雄浑。自由,诗性,精神家园。他身故之前,独自写着(我私人认为)伟大如语言巴别塔的《万寿寺》,独自造着青铜时代的伟大长安城。一如《黄金时代》后记里所提到的《印象·日出》。英国人用雾和笔画伦敦,他用字写一个超拔于现实的空中花园。
他是不是大师什么的,也是另一个话题了。对有些人来说,完美刻画时代之样貌是大师。对有些人来说,寻求语言的突破和重塑是大师。对有些人来说,悲天悯人的道出世界悲剧的真谛是大师。然而一如《寻找无双》序里所引的《变形记》之诗成大论而言:吾诗已成,不可毁灭。
我们可以读到他的早年小说。《这是真的》、《歌仙》、《绿毛水怪》这些东西。比起他故去前几年写下的不朽篇章,早年的小说缺一些火候。然而即便如此,你依然可以——或者是,我一厢情愿的看法——从早年小说感觉到他的与众不同。他的力量、趣味(一点可爱的恶趣味),对媚众形式束缚的挣扎,体现得极其明晰。就像一个健壮的男人被奴隶主限定了一种体位去从事毫无快感的性行为一样。到后来,拘束被打破了。他是行吟诗人,举重若轻了。可以在白天对每一处景致——或者他自己的想象——行吟,在夜晚轻松的使女子神魂颠倒。
仅仅把他看作一个卡尔维诺、莫迪阿诺或者奥威尔的模仿者显然是一种冒犯。不露痕迹的《黄金时代》修改了十年,到最后已经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圆润。《万寿寺》依然有卡尔维诺、莫迪阿诺们约略的痕迹,但其内涵超脱出《寒冬夜行人》或《暗店街》了。他的师承能够被阅读和感觉出来,但他一一超越了他们。直到他强大得不可思议时,他的生命到了尽头。
我到现在依然认为《万寿寺》是20世纪最好的汉语小说之一。《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既已将现实世界神话化后,《万寿寺》已经是在构造一个全新世界了。但《黑铁时代》那本书的问世可以使人们看到,一个能写出《青铜时代》如此恢弘之作的人物,也曾经在十多年前写过《三十而立》这类差距巨大的小说。事实上,直到他写出磅礴作品时,他还是没有令人敬畏的大师样子——他的小说使你产生敬畏感时总是无声无息。在你阅读时你感受到快乐,当你回味这种快乐时才陡然觉得:他居然可以让你保持如此之奇异的阅读体验。

只对我私人来说,他的书教会了我许多东西。《我的师承》里对翻译和语言的看法,他对于文体的看法,通过他才了解了罗素、马尔库塞、卡尔维诺、奥威尔、莫迪阿诺(最后这个名字我第一次看到是《万寿寺》里)、《太平广记》、维特根斯坦(这个名字我首次看到,也是从他一篇杂文里),等等。但到最后,他最可贵的地方是:

《万寿寺》结尾写:
“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需要一个诗意的世界。”
王小波的小说如果有个主题,那就是:一直在写智慧的遭遇、人的遭遇、人在异化世界里的遭遇。王小波的杂文如果有个主题,那就是反复告诉我们,理性、智慧、趣味这些东西是好的。他本人在不同篇目里都说自己爱吃爱玩,还想化做天上的云。他就像旁观陈清扬与王二做爱的那头牛一样朦胧与纯真。你能够感觉到王小波是个奇异的人——但那不是因为他本身奇异。
到后来你会明白,那只是因为他过于正常,而与这个扭曲的世界反而格不入——看过《红拂夜奔》的都明白。
雨果说到他理想的耶酥时说:“那还超越神——那就是人!”我想说的是,到了最后,王小波依然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一直倡导的并不太难,始终只是成为一个理性、有趣味、有自知之明的人。就像第欧根尼以及希腊的许多哲学家一样:他是一个过于聪明、过于健康(主要指精神)、过于理性、没有太被周遭异化,总之过于正常的人。
在黄金时代,王小波这样的人可以信马由缰的流浪和叙述。而在我们这样的时代(或者,他那样的时代)他才会显得有些那么奇妙和格格不入——就像王小波崇敬的那些诗人翻译家,就像《黄金时代》里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陈清扬和王二,以及《红拂夜奔》里老了之后的红拂。重复一遍《黄金时代》后记里那段子:人们看到印象派画家画出紫色天空,便加以嘲笑。
而王小波之于我们的时代,就是那个明白真相,而且始终追寻蓝色天空的人,是曾经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第欧根尼。

生逢不幸的小说家茨威格

作者:魏心宏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父亲是一个犹太人工厂主。茨威格写作上也是一个发轫很早的天才,他的第一篇小说是在他16岁的时候写的。他除了喜欢文学之外,也喜欢哲学、诗歌以及翻译。他的小说主要是用德语写作的。在维也纳那样的城市里,从事文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茨威格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德国与法国文学,他尤其对俄罗斯的几位文学巨匠感兴趣。他后来因此获得了博士学位,这在二十世纪的小说家当中,并不多见。

茨威格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他的一生当中,写过很多名闻遐迩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看不见的收藏》、《早年的花冠》、《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等。他在当时的时代,几乎就是俄罗斯伟大的短篇小说之父契柯夫之后最杰出的小说家。茨威格还写过很多剧本和诗歌,他也还喜欢写艺术家传记,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写于1920年的《三大师》,》,论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陀耶夫斯基。次年他又写了关于法国浪漫作家罗曼罗兰的传记。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作品,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

我读茨威格的小说也是在很早的时候,那时候我还不太知道这位作家是那么伟大,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读到了他的作品。但是,他的有一篇小说始终为我记忆深刻,这个小说就是《家庭女教师》。小说写了一个在富人家里做家庭教师的青年女性,她与家里的两个姐妹相处非常好。两个天真的女孩也很喜欢这个文雅的女教师。可是,她们却发现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女教师与住在家里的叔叔奥托之间似乎有了点故事。女教师总是喜欢用自己想睡一会的理由把两个女孩支开。两个女孩因为十分关心女教师,就从钥匙孔里偷看女教师与奥托的相会,偷听他们之间的谈话。原来是女教师在责怪奥托为什么老也躲着她。而一个更加让她们震惊的消息是,女教师已经怀上了奥托的孩子。两个善良的女孩真是为自己的老师感到担心,她们也因此痛恨自己的叔叔奥托。后来她们听到奥托与自己的父亲假说自己要到学校去准备功课,实际上是想逃离他已经厌倦的女教师。

这个小说完全是从两个天真善良的女孩的视角来构思的,而让她们看清楚这个世界人之间关系的又是那么一个小小的钥匙孔。善良与丑恶、天真与虚伪就在这样一个狭窄的天地间展开了。我很惊叹于作家讲故事的办法。同样是这样一件事情,如果让我来写可能不会采取这样的角度。小说的精妙有时候就在方寸之间。

茨威格后来因为反感于德国纳粹,三十年代以后先是移民到英国,后来又移民去了美国和巴西。可是,不管移民到什么地方,作家看不到自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意义,最后,1942年2月23日,他与妻子一起服毒自杀了。

小简报与大丛书: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纂一得

 作者:郑晓方   原文选自《编辑工作研究》

1997 年,在第三届国家图书奖评选中,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获得了最高奖—— 国家图书奖的荣誉奖。这套被称为“集近代文学精萃,是现代文学桥梁”的大型套书,共12 专集、30 分册、2000万字。它的出版,凝聚了全国众多近代文学学者、专家、教授的智慧,是上海书店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共同劳动的成果。它为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填补了空白。

在获奖的同时,我们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辑,比别人更多一份感受。回想10年来的编辑历程.回想出书过程的前前后后,回想老一辈编辑的谆谆

教导,我们更想起了在编辑过程中那份伴随我们工作的小小的《简报》 ,它的编辑和出版,为这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高质量的编纂工程起到了呼风唤雨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离开了这份《 简报》,如果没有范泉先生出的这个金点子,这套大型丛书不知将会编成什么样子,我们是否还能问鼎这样的大奖。

范泉知难而上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编纂范泉,是一位老编辑、老出版家,三四十年代曾主编《 作品》半月刊、《文艺春秋》 月刊,一直活跃在我国进步文艺界。五十年代,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流放到青海长达20 年,1979 年平反,在青海师大带了两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1986 年,当他已经是70高龄的时候,终于调回上海,来到了上海书店。

有鉴于讲授“五四”新文学质变时,需要迫溯到近代文学的量变,而我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和整理,由于难度较大,基本上还是空白,一直成为学术史上的一笔胡涂账。为了摸索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形象和基本内涵,范泉知难而上,大胆提出编篆一部多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设想。但是,上海书店出版社是一个刚刚成立的小社,过去出版的主要是一些影印书刊,编辑力量十分有限。而且中国近代文学的时间跨度长达80 年,资料繁、散、乱,还要衡量取舍,组织导论,工程巨大,如果不依靠老一辈的学者、专家和教授,仅凭自己的努力是不行的。这时候,他考虑到自身的有利条件,他和这些专家学者大部分熟识,只要亲自恭请他们,妥善组织,适当引导,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小社一定能够编好大书。于是,他从上海、北京、开封、苏州、广州等地,先后聘请了老一辈近代文学研究者以及知名的近代文学教授学者陈子展、王元化等,组成25人的“大系”编委会,并且经过讨论和调整,确定了12 专集的主编和副主编。

编纂构架建成以后,接着便考虑如何提高各分集的编选质量问题。

由于各分集的主编和编辑成员散处各地,不可能经常集合,召开会议,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编委、主编、编辑成员乃至国内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加强沟通,及时联络,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编纂质量,从1987年12月起,编辑了一份打印的16 开本、每期数千字到近两万字、装订成册的(简报》,这就是至今被大家所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 ,有人叫它《信息》 ,有人叫它《 简报》 。这份不定期的《简报》 ,每月出版2 至3 期,发表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有关专家学者以及“大系”编辑室的书简、短文、编辑设想、选目、导言、悄况介绍、访问记、通知、新年贺词等等,包罗万象。在1987 年12 月20 日印发的第I 期上,《 开场白》 这样说:

为了沟通情况,协调部署,相互借鉴,以保证编选工作质量的不断提高,我们印发了这份不定期刊《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挥工作信息》。

竭诚希望各位编辑、各集编辑同志随时惠踢意见或信息,如能介绍在编辑工作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则更是欢迎。

陆续发表在本刊的各集的“编选设想”和选题计划,都是征求意见稿,请各位编委、各集编辑提出不同的意见,交流探讨。

这便是《简报》 的宗旨,也是《简报》 自始至终的中心内容。从此,这份《 简报》 成了“大系”编辑室与各地人员联系的一座桥梁。正如上海书店出版社前总编俞子林所说:“《信息》 是作为沟通信息、讨论问题、征求意见和建议的工具。”

编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的所谓“编辑室”,其实不过三五个人。除范泉为总编纂,一位青年助手(后来又增加一位)外,另聘三位侮周来书店参加一次碰头会的老编审。可想而知,庞大的出书工作已经大大地超负荷运行,许多工作由范泉一人操作、全面掌握,因为出版《简报》 是为了更好地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一部12 专集30 分卷么2000万字的出书计划丝毫不能松懈,在不间断地出版《 简报》的同时,势必加大编辑室的工作量,但首先又必须保障“大系”的正常运转。况且,《 简报》 的印数从一开始的100 份而发展为后来的250 份。这样的小小简报,看似简单,却非常繁琐,编、校、订、发,都由编辑室两个人来完成。范泉包揽了每一期的编、校工作,而他对于装订的要求也特别高,每份《简报》都必须严格装订整齐,不许马马虎虎。我们这些在他手下工作多年的小编辑对他的“严”字都深有体会。跟着范泉既学习编大书,又学习编小简报,这是我们的荣幸,为此常引起同行的羡慕。据当年与范泉共事的一位老师介绍:范泉在五十年代初,任新闻出版印刷学校副校长时,也编了一份学校的简报,坚持每周一期,自己排版,办得相当出色。也许,范泉最初办《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 的始发点是来源于他当年办学校简报的延续。

《 简报》 的内容

《 “中国近代文学人系”编辑工作信息》 共出版了74 期。我们充分利用这个媒体,有意识地组织了各位编委、各集主编、编辑成员,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着重讨论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首先,审议“大系”的构架是否合适。

我们要求从总体上,审议2000万字30分卷应该如何分理给各个专集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有必要从原定的10 个专集增加到12 个专集,即增加《 民间文学集》 和《 少数民族文学集》各一集,使被忽视的“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在卷数分配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即《 文学理论集》 、《 诗词集》 、《 戏剧集》和《俗文学集》 ,都从原来的3 卷减为2 卷,面原定5 卷的《 小说集》 增加到7 卷。为此,我们增聘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敬文任《 民间文学集》主编,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学良任《 少数民族文学集》 主编。

其次,探讨各集主编的编选指导思想。

我们要求各集主编按照各自对选材特点的认识,首先在《 信息》 上公布自己的《 编选设想》 ,然后在编选材料搜集得差不多时,再公布《选目初稿), 让大家审议。在审议过程巾,由编委伍盆甫的书简,引出了编选指导思想上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我们组织大家争呜,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讨论:( l 、“文学作品选”和”文选&
rdquo;的界限在哪里?“大系”应该按怎样的标准选材2 ( 2 ) “中国近代文学”究竟有哪些特色?怎样从选材上反映这些特色?( 3 )如何理解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桥梁?应该怎样通过选材,体现这种承启作用?

经过讨论,认为“文选”和“文学作品选”有区别,但是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散文集),与其他各集关系不大,而编选散文,当然要选文学散文,但又不能离开救亡图强的时代背景,不能认为所有政治论文都不该选,那些确有文学价值的政治论文,也应归属于文学散文的范畴,可以人选。从这一问题上,后来又引出了何满子和周振甫对“近代散文作品与文章的分野”这一问题的好几个回合的争鸣。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特色,大家认为,从时代背景理解,主要是救亡图强,反帝反封建和倡导旧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改革开放,经世致用。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独立,是近代文学的灵魂,没有这一主流及其思想脉络,便失去革新的色彩和时代的精神。因此近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的桥梁,体现在思想上,从“载道”、“言志”到反帝反封建:题材上,从脱离现实到面对现实;方法上,从封闭到开放,从因袭陈规到接受外国影响;语言上,从文言开始走向白话。总起来说,完成盘变阶段的近代文学,是从思想到形式,为现代文学的质变准备了条件。但是所有这些,是反映在近代文学的众多作品上,而不是少数儿篇作品可以体现出来的。

第三,重点讨论了《小说集》 的三次选目。

《 小说集》 的篇幅占“大系”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是“大系”的重要部分,种经展开过较长时间的争鸣。《 小说集》最初由编委章培恒任主编,他在1988 年5 月辞去编务后,我们又邀请吴组湘、端木慈良、时萌任主编。两任主编都曾公布了《编选设想》 和《 选目初稿》 。经过反复、热烈的讨论以后,继任的主编在1988 年12 月乃日印发的《 简报》 第30 期上公布了《 选目二稿),同时发表了《 诚恳的答复》一文,对各家热情关注并惠赐宝贵意见,表示感谢。除部分采纳外,对若干尚有争议的问题,作了说明。各家对《 小说集· 选目二稿》反映较好。季镇淮认为’‘许多短篇被发掘出来,开眼界,增知识,明源流,考优劣,确是讨论的结果”。他特别赞赏端木燕良的意见,即要求选目能“反映出时代发展的脉络来”。他认为《小说集》 选目确实做到到了这一点。

第四,全文印发《总序》初稿,广泛征询各家意见。

我们非常重视各集导言的写作,要求具有一定的数量(字数)和质量,确实具备各专集文学品种从历史到现状以及欣赏选材本身的指导性阐述。最早出书的<翻译文学集》导言,就曾一再改写过。而写整部“大系”的《 总序》,更必须是画龙点睛之作,因此我们邀请了明清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家、北京大学教授季镇淮,《 中国近代文学史》作者、中山大学教授陈则光合写一篇《 总序),由陈则光执笔。为了撰写《 总序》 ,“大系”的总编篆范泉曾与陈则光两次长谈,要求把《 总序》写好,从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学发展渊源出发,梳理出近代文学的主流、支流、逆流和回流,给人以宏观的理解和微观的指南。此后,当两万字的《 总序》(初稿)经吴、季两位教授审议同意后,我们立即在1989 年6 月5 日印发了《简报》第38 期的“号外”,广泛征询“大系”编委和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经过讨论,在同年10 月11 日《 简报》 第45 期上,发表了三位教授合写的《 关于<总序)初稿的几点说明》,表示将接受各家所提意见,尽可能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谈理论,但同时说明,有些如近代文学的性质、特点、分期等问题,尚无权威性的定论,分歧难以统一,《 总序》所说,只能算是一家之言。

《 简报》 最活跃的时期是1988 年1 月至1990年6 月。参加讨论的人即使不是我们的主编、编委,即使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或热心人,只要有一得之见,只要对编辑出版“大系”有所建议,我们都给予刊登,平等地开展讨论。为这个《简报》写稿的有编委马学良、王元化、任访秋、伍盆甫、吴初之、吴组细、陈子展、陈则光、时萌、张庚、郑逸梅、周振甫、季镇淮、范伯群、柯灵、钟敬文、施蛰存、徐中玉、钱仲联、贾植芳、章堵恒、楼适夷、端木旗良、魏绍昌等。国内专家学者参加争鸣的,有何满子、郭豫适、冯至、丁景唐、孙文光、刘北祀、叶至善、钟贤培、吴泰昌、锡金、袁进、裴效维、汤钟玻、徐开拿、陈子善、左鹏军、吉少甫、姚福申、林其钱、秦痰鸥、陈鸣树、郭延礼、赵家璧、王勉、关德栋、蒋星坦、周而复、赛先艾、马荫良、徐铸成、陆佩弦、曹树钧、骆宾基、许杰等。

《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争鸣》 的出版

出于《 简报》一直保持着百家争鸣、学术民主的作风,成为研讨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个场地,而且发表的大部分争鸣文章,对一些文学爱好者、中国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都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有些文章已由报刊转载,因此不少大学科研单位和图书馆同志,纷纷口头或来信建议出版“选刊”,公开发行。所以,在《简报》 已出版到第35 期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还没有开始出书的时候,千1989 年10月,先从这份不定期刊《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上发表的文章中,编选出部分文章,出版了一本《 中国近代文学争鸣),以飨读者。

《中国近代文学争鸣》 的出版,可以说是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额外收获。

 

专家夸《 简报》

1996年8 月,2000万字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全书出版。《文汇报》首先以头版头条的显著地位作了报道。在“大系”的出版座谈会上,与会者纷纷赞扬上海书店出版社“功德无量、造福后人”,为中国文学的史料系列填补了空白。在会上印发了一些书面发言,更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施蛰存先生在书面发言中说:

在编辑过程中,印发一种《 编辑工作信息》简报,使散居各地的编委、各分集主编、编辑工作人员乃至有关专家学者,有一个互通信息、互相讨论的场地,有利于提高编选质诬,加快编辑进程。这一方法,以前各出版社编辑大型丛书、辞书、类书,似乎都没有用过。我建议把这74 期《 简报》合为一书,选编出版,给今后各出版社编辑大书时作一个榜样,也可以给近代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一批有关近代文学几个专题的争鸣资料。

季镇淮先生为这套书的出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为了使各集主编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提高编选质量,通过《简报),组织大家争鸣,尽全发表不同意见,最终使大家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所以这部书是编得有特色,编得好的。

钱仲联先生在谈到《简报》 时说:

通过(简报》 争鸣,各专家发表意见与建议,集思广益,俾全书于不到10 年时间里,较快完成,这是集众多人智慧的结晶。

曹旭博士则认为:


1987年12 月开始到1992年4 月,“大系”编辑室出版了74 期《简报》,就编写的大致方针、编纂方法以及各种技术问题展开争鸣,对确保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这就是一条非常成功的经验,值得同行们学习。

由此可见,这份小小的《简报》 ,种经受到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赞赏,深得人心。它的编辑出版,为“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高质量、按计划地胜利完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点体会

大型套书的编纂工作,特别像“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那样,由于从无到有地搜集和甄别资料,时间跨度大.编选人员多,而且又不在一地工作,不可能经常集中研讨,如何发现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如何在个别编选人员取得局部经验或教训后及时交流,如何将不同意见通过争鸣取得一致,作为交流的桥梁和争鸣的园地,编印一份“编辑工作信息”一类的(简报》是完全必要的。《 简报》 缩短了散处各地的各位编委和专家教授们的距离。

其次,编印为大型套书编纂工作服务的《简报),总编纂必须心中有数,按照既定的架构体系,有针对性地组织稿源,适当引导,在宏观调控的前提下,做到微观探索,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小结,以便继续深人这方面的探索,或另行开展新一轮主题的讨论。

第三,编印《简报》,发表各个专集主编的选题初稿、编选计划(包括编选指导思想)乃至各集“导言”初稿或节录,既可以促发各位编委和其他各集主编或编辑成员发表意见,而且还可以将《简报》 寄赚给有关专题的国内专家学者发表意见,拉开探索的网络,吸取更广泛的意见,真正做到“集各家智慧,编大型套书”的目的。

通过《简报》的编印,集中了国内第一流近代文学(包括部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智慧,群策群力,共同合作,高质量地完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编其工程,充分证明小社也能出大书,而且还在这部大书的编共实践过程中,培养了一批青年编辑,使这个创立不久的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辑力量很快壮大了起来。

汤素兰谈读书:从书籍中汲取成长的营养

中国教育记者 张贵勇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应尽可能多地读些书,广博的阅读不仅会丰富内心世界,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价值观的形成以及走好未来的路。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汤素兰。汤素兰说,读书让她发现文学作品最能打动她的心,并以文学创作为一生的职业方向。

 

  一个人的成长之路离不开书籍

 

  汤素兰从小在湖南宁乡的农村长大,那时候没有课外书,但跟现在的小孩相比,可以听到很多民间故事。在她看来,家家都有几本“好书”,父母或其他长辈的成长经历或生活中遇到的故事,都是很好很动人的“书”。她就是听着故事长大,在文字里打开了想象的空间,并爱上了读各种各样的书。

 

  “村子里有几个家庭比较富裕的,家里有很多书,知道我爱看,一直借给我。除了借书,我还到处找书看,并发动同学找书。”汤素兰说,全村所有同学家里的阁楼,她几乎都仔细搜查过。也就是在那时候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她还记得搜来的第一本书没头没尾,里面写了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故事,上大学后才知道,那是鲁迅的《故事新编》。如今很多书的内容她都不记得了,唯独这本书仍然记忆犹新。

 

  上中学时,正值上世纪70年代末,汤素兰一个同学的父亲在镇上教书,家里藏有很多书。由于借书要排队,为了提前看到书,她用烟盒、新买的圆珠笔“贿赂”同学。对于这种孩子气的“伎俩”,她至今还有点洋洋得意。更幸运的是,上高中时,她的语文老师订阅了《人民文学》杂志,由于她的学习成绩好,语文老师先把杂志借给她看。

 

  汤素兰告诉记者,对她一生影响很大的书是在大学时代读的,那是一本翻译的书《自私的基因》。那时临近毕业,同学都在四处找工作,唯独她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湖南师大图书馆看书。这本书对她的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她正确地看待身边存在的不公平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从中她懂得了自己该做什么,找对了未来的职业方向。

 

  读书是付出最少回报最多的投资

 

  在汤素兰看来,没有一个孩子不爱读书。凡是父母有藏书和阅读的习惯,孩子一定爱读书,家庭的影响远远大于学校。如果上学后再要求孩子看书,一切都太迟了。她曾经提出一个完美家庭阅读策略,即自己首先当个爱读书的妈妈,其次坚持和孩子共读一本书。为了吸引儿子亲近书籍,她经常事先与儿子共同选定一个故事,并分角色表演。比如,他们曾经演过《小红帽》。汤素兰演小红帽,先生演大灰狼,勇敢的猎人由儿子扮演。“因为特别好玩、开心,儿子很期待,总是这次演出刚结束,立刻又期待下次了。”

 

  汤素兰虽然是作家,但每天上班很忙,陪孩子的时间很少,在有限的与儿子阅读的时间里,她非常珍惜,经常和儿子交流,认真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她说,良好的亲子关系胜过长篇大论的道理。对于教育,她一直崇尚顺其自然的方法。由于从小习惯培养得好,儿子上小学前,已经能自主阅读了。

 

  实际上,连她自己都不确定儿子是如何喜欢上读书的,她只是感觉到,不知从何时起,自己书柜里的书如魔法般不断变少。有一天,汤素兰偶然发现,儿子的床底下堆满了书,那些书正是自己书架上的书,原来每天道过“晚安”后,儿子并没有听话地入睡,而是偷偷地阅读。

 

  “给孩子推荐读书要讲究策略,孩子有逆反心理,不要唠唠叨叨,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