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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师同行——《金牌数独》出版前后

作者:刘元冲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       时间: 2014-05-05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玩数独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几乎所有的主流报纸都设有数独专栏,在苹果公司的苹果商店里,数独游戏一直是很受欢迎的游戏软件。在日本,每月数独杂志和数独书的销售量更是超过100万册。在中国,自2013年秋季第八届世界数独锦标赛在京成功举行,中国数独代表队荣获团体冠军,并包揽18岁及18岁以下青少年组前三名,国内一时间掀起了一股“数独热”。
 作者阵容:最强组合 为书倾力
 面对如此热潮,市场上围绕数独策划的图书不可谓不多,但是整体来看,还有不少问题:如畅销数独书基本都是从国外引进的,而国内不少数独书的题目仅仅是数独题库的搜集汇编,缺乏难度区分和条理性,个别书中甚至存在无解或者一题多解的错误。基于此,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反复论证和修改,终于推出了一套由国际数独设计大师谢道台和多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数独锦标赛的国手林敏舫联袂编写的《金牌数独》(3册),这套书力争做到“在水平上追求最高、在创新中填补空白、在原创中确立特色”,内外浸透着浓浓的趣味性和艺术感,让孩子一看就喜欢,从此爱上数独这一风靡世界的数字游戏。
 数独书的关键在于题目的设计,因此能否找到一位高水平的作者是成功的关键。在经过一番资料搜集后,出版社把目标锁定为在华人数独界享有很高声誉的谢道台老师。谢老师曾多次主持国际性标准数独在线赛的谜题设计和制作,在各大数独网站出题超过20万道,累计点击率超过5000万次。
 在通过邮件联系到谢老师后,笔者把自己关于选题的设想跟谢老师做了沟通,得益于先前有过编辑数独游戏书的经验,笔者跟谢老师的沟通很顺利,也取得了他的信任。而且,他还向出版社推荐了自己的徒弟,也就是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林敏舫。小林是国内数独界的高手,曾多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数独锦标赛和世界谜题锦标赛,还是国内影响最大的数独网网站的站长。幸运的是,小林恰好就在杭州工作,这为出版社后续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
 找好了这样两位高水平的作者,笔者对这套书的题目水平算是放心了。两位作者,一位专注于题目设计,另一位专注于题目解析,无疑是最完美的组合,而且两位作者的敬业精神也让人钦佩。因为谢老师住在台湾桃园,为了交流的方便,出版社编辑部本书项目组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及时在群里面讨论,有时候为了一个小问题会讨论到深夜。到了最后定稿阶段,谢老师还不辞劳顿,从桃园飞来杭州,跟小林一起进行最后的题目筛选工作,有时候一天会连续忙上十几个小时,那紧张又充满辛劳的场面至今让笔者记忆犹新。
 他们两人之前就曾多次合作设计国际性线上数独赛赛题,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基于跟国外数独同行的良好关系,本书截稿后,两人还特别约请了数位世界级数独高手为本书提建议,以求本书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国际水平。其中,日本数独界的宗师级人物西尾彻也先生在看过本书的初稿后,赞叹不已,立刻答应为本书写一篇名为《写给即将开始玩数独的人的一封信》的序言,而来自美国的托马斯、英国的汤姆、瑞士的弗雷德、捷克的库巴、印度的德布、中国的石木起等数独世界冠军和高手也都给本书写了专业的推荐语。据了解,能获得这样阵容的推荐,在国内数独书中尚属首次。
 内容雕琢:循序渐进 增强互动
 全书各章采用技法讲解加配套练习的框架,难度按照由低到高编排。《金牌数独》的每个数独题目都是两位作者手工打磨的精品,绝对是在其他书里看不到的。谢老师有一套自创的世界先进的标准数独软件,可以生成各种难度需求的数独。在两位作者的通力合作下,全书所有数独题均经过严格的人工筛选,配合对应章节的技法和难度,并通过实际解题测试,了解整道题目的解题感受后确定的,有多位数独爱好者和学生参与了这一过程。能与解题者产生共鸣是两位出题者的心愿,而且,为了体现基础解法的重要性,部分题目甚至假使不用所给的基础技巧,使用更高级的技巧也难以通关。所以,无论是入门新手,还是资深数独玩家,都可以在书内玩出乐趣。
 在版式设计上,该书努力将严肃的数独书做得轻松有趣好看。跟市面上众多数独书采用黑白印刷不同,本书采用彩色印刷的方式,以有效的区分数独各宫的颜色以及讲解时标注不同颜色的符号,让读者玩起来更轻松。书中还选用大量图形数独,如十二星座、纸牌花色、窗花的设计,在保证难度配置的同时兼具艺术感。此外,还在书内穿插了若干多格漫画和小漫画,配以轻松的文字,让读者在做题之余,轻松一下。
 以往数独书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在面对题目无从下手时,即使去看后面的答案,依旧不知道这一步到底是怎么推算出来的,针对这个问题,出版社在跟作者经过多次构思后提供了两个贴心设计:书内若干难度大的题目特别给出了观察点提示,此外,读者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直接扫描图书封底的二维码,登录微信平台与作者直接互动交流,获取提示。

中小出版社的发展之路——日本、德国、法国的经验

文/何明星李爽

当下的中国出版界氛围,弥漫着一股做出版太难了的情绪,尤其是一些中小出版社,连春节期间彼此拜年问候的电话里都是叹气声,有的甚至还跟着一句“还活着呢”,可见这股情绪之沉重。
这股情绪中,既有因数字技术带来的出版革命,使得原有图书市场大幅萎缩的原因,也有国家相关政策偏向一些大的出版传媒集团,一些中小出版社无可奈何之叹。确实,凡是互联网能够看到的信息,通过手机能够学习到的知识,就没有必要再到书店去购买图书了,这就导致大量实体书店销售额的下降,乃至最终关门倒闭;凡是数据库能够找到资料,就没有必要再购用买一本,加上一些学者、教授的书架早已满满,实在没有存放实体书的地方,因此图书馆的采购预算也日趋减少。确实,连学者、教授都不买书了,图书出版还有未来吗?
其实,数字技术带来的出版变迁,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中小出版社的这种情绪,在一些享受到许多国家政策支持的出版传媒集团里也存在。不同的是,正如航道的拐弯处,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舢板,中小社恰恰能够在这种出版革命中获得最佳的转型升级的契机。只要看看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出版社的发展历程就可知,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往往不是一些那些看似强大的出版社,而恰恰是那些小而专业的出版社,有的甚至是夫妻档的微型出版机构。
日本的主妇之友社——夫妻做出版,辉煌过百年

一提起日本,业界同仁都知道讲坛社、集英社,但其实日本注册的出版社多达3000家,有2000家是10人以下的出版社[1],有的仅有二个人。这些小社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专业,其声望、其精彩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一点都不比大社逊色。日本的主妇之友社就是其中之一。

笔者之所以向中国出版界介绍主妇之友社,理由有三点。第一,它是日本出版界历史最长的出版社之一。创办于1903年,截止到2012年已经达到110年。创办人是一对夫妇,丈夫是羽仁吉一,妻子是松岗元子(松岡もと子),二人都出生于日本的望族,松岗元子婚后随夫姓,称为羽仁元子。夫妻档的出版社能够存活110年,靠的是什么?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出版的本质就是传播一种思想或者理念,而主妇之友社恰恰就迎合了这一点。羽仁元子(もと子)是日本最早提倡女子专业教育的著名思想家,与伦田真佐子、下田歌子并成为日本三大女性教育家。羽仁元子一生坚持的理念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是由良好的家庭构成的”,而女子专业教育最为重要,而女子专业教育就是把理业持家变成一种专业知识来向全社会普及推广。但羽仁元子提倡的女子教育,与注重女德和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稍有不同,她主张自由主义教育,并与基督教主义结合在一起,包含自由、自主、独立和自治等多个层面。比如倡导培养女性具备自己经营自己生活的能力,主张精神和物质等多方面都能独立。这种教育理念包含了实现女性独立自主的女性解放思想,反映了日本社会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潮流,成为日本自由、民主教育的身体力行的典范,被誉为 “自由教育之母”。

羽仁元子本人16岁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并就学于日本明治女子学院,曾经在一家名为“报知新闻社”(报社)工作。女性参加工作,这在1900年代的日本还是破天荒的事件。1901年,羽仁元子和同在该家报社工作的羽仁吉一一同离职结婚,1903年创办了《家庭之友》杂志,这就是今天主妇之友社的三大期刊之一《主妇之友》杂志的前身。《家庭之友》杂志秉承羽仁元子夫妇的女性专业教育的理念,专门编辑出版家务整理、育儿常识、儿童服装制作、菜谱等专业知识,甚至邀请当时的医生、教育家、教会牧师开社问答专栏,获得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接受。而夫妇二人分工是元子写作、编辑杂志,羽仁吉一负责杂志的经营。

主妇之友社从创办至今,其间历经日本两次发动战争(日俄战争和侵华战争)的政治黑暗时期,夫妇在1904年曾经创办一个专门面向儿童的杂志《儿童之友》,在战争动员法的管制下被强令关闭。此外还历经日本1945年战败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但这个倡导女子专业教育的夫妻档的出版机构却一直顽强存在。羽仁元子夫妇去世后,主妇之友社由长女羽仁説子执掌。羽仁 説子( 1903年4月2日——1987年7月10日)与她的母亲一样,也是日本著名的教育评论家。毕业于父母创办的自由学园,先后在《主妇之友》杂志担任記者、自由学园教授等职。提倡女性运动、儿童福利、性教育等思想主张,1946年发起组建妇女民主俱乐部,1952年发起保护儿童之友会,著有五卷本《羽仁説子书》。主妇之友社今天的接力棒已经转交到羽仁未央的手里,他是记者出身,是羽仁家族第四代人,但所从事的出版事业和100多年前并无二致,依然是面向家庭主妇传播女性教育思想。

第二点,从主妇之友社1903年创办至今,产品经营目标的始终如一,这是最这家夫妻档的出版机构能够创造百年辉煌的第二个原因。

主妇之友社在110多年间,一直围绕着家庭主妇这个读者群在扩展着自己的产品线。比如从读者群的年龄上看,由《主妇之友》杂志的主妇,往前延伸至《新少女》杂志、《儿童之友》杂志少女、女童,往后延伸至中老年主妇的《明日之友》杂志,以至于2003年创刊的《家庭时间》杂志,依然以主妇为主,提倡家族共同学习、共同娱乐。虽然《儿童之友》、《新少女》等杂志因为各种原因被关闭,但《主妇之友》、《明日之友》和《家庭时间》成为了主妇之友社三大主力期刊,时代不同,流行的时尚不同,但紧紧围绕着女性这个群体在家庭这个社会单元中展开的产品线一直没有动摇过,一直在这个领域精耕细作,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利润。

经营目标的始终如一,从主妇之友社出版的图书产品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在日本亚马逊网站上列出了主妇之友社出版的800多种产品,从做菜、做饭、缝纫到育儿、家庭教育、健身等一应俱全,堪称洋洋大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产品,就是从1904年就已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110年的《家计薄》,真正是百年招牌。从内容上看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记账本,但仔细研究,里面不仅有家庭生活费、子女教育费、家庭成员零用钱的单项支出,还有家庭储蓄、投资、年终盈余等家庭财务方面诸多内容,每年厚厚的一大本,堪称日本家庭理财的万宝书。笔者注意到2012年的《家计薄》在日本亚马逊网站上的销售价格为980日元,按照2010年日本全国主妇之友的会员人数2.6万人推算,这个产品在会员内的销售码洋就达到2548万日元。

 

日本主妇之友社销售百年的《家计薄》[2]

第三,主妇之友会是主妇之友社百年发展、历久弥新的第三个原因。从主妇之友社公开的大事记来看,“全国主妇之友会”借助1927年出版羽仁元子著作全集15卷本的契机,在《主妇之友》杂志的读者基础上组建的,时间是1930年,当年仅有39个分会,1000名会员,但截至到2010年,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已经有195个“友之会”组织,会员人数达到26000名。这就等于主妇之友社的产品可以直接销售到26000个家庭中间去。

主妇之友社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会员内销售,也就是说在日本亚马逊网站的800多种零售产品,仅以满足非会员的需要。这就使得主妇之友社的产品有一个稳定的销售渠道,从而避免了更多的市场风险。

主妇之友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例如绘画比赛、工艺制作展览等,其中教育是最为主要的内容,而实现女子专业教育的自由学园,在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女子专业学校。自由学园根据羽仁夫妇“边思想、边生活、办祈祷”的宗旨创办于1921年,不仅教授学院书本上的知识,而且还把在学校、宿舍中的自主管理和自主劳动当作一种知识学习。通过专业女性教育、绘画、工艺制作等各种全国性活动,不仅增加主妇之友会的凝聚力,还使产品的销售数量得到保障,同时也反过来促进图书、杂志的内容日益接近读者需求,甚至能够做到量身定做。学校、会员、教材、图书、杂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彼此促进、互为因果,从而使这个起源于夫妻档的出版社一直辉煌至今。

类似主妇之友会为代表的读者俱乐部,是日本出版界的一个明显特色,各种名目的俱乐部多达上千家。有的杂志、图书出版社就是依靠读者俱乐部成功实现业务转型,经营额、利润甚至超过了出版主业。比如20世纪50年代才创办的福武书店(后更名为日本倍乐生公司),就依靠读者俱乐部变成日本最大的专业家庭教育公司,一些针对儿童教育的产品在零售市场上根本看不到,全部在会员内销售,以至于很多读者并不把福武书店当作出版社。2010年的会员人数在日本居然超过400万个,2000年进入中国后会员人数已超过30万人,2010年营业额是4128亿日元(约和335亿人民币),纯利润是428亿日元(约合36亿人民币),远远超过讲坛社、集英社等这些大出版社[3],跟中国出版界所谓的“集团”相比更是巨无霸。

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以专业精深享誉世界

德国书商协会定期公布德国出版界的相关出版数据,根据2010年的数字,德国从事图书商务的注册企业约有 1.5万家,但有图书出版业务的仅有2000家,除贝塔斯曼集团(Bertelsmann GmbH)、霍尔茨布林克集团(Holtzbrinck)和施普林格集团(Springer-Verlag)等少数世界出版级出版集团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中小社出版机构,相当数量还保持着家族创办的企业传统。也有学者把德国中小出版社进一步细分为独立型出版社和中型出版社,独立型出版社人数在三、五人左右,还有很多登记人数均为一人的出版机构;而中型出版社多是在一个专业内具有鲜明特色,但从规模上看,人数不过几十人,从人数规模上跟中国相比,其实都属于中小出版社。

德国这些中小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精深、训练有素,常常是依靠一些别出心裁的作品和领先世界的印刷制作技术,出版经济效益极其可观的产品,比如按需印制技术就是德国出版界发明并迅速扩展到全世界的。

德国中小出版社的专业精深,在人文社科图书出版领域表现突出,尤其是哲学、文学和神学等专业领域成果丰硕,相反贝塔斯曼等世界级大集团却表现一般。比如2006年的德国文学出版前十名中,就有两名属于独立型的小出版社。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典型代表有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费舍尔出版社(S.Fischer Verlag)、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Felix Meiner Verlag)、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 Verlag)、马提和塞兹出版社(Matthes & Seitz Verlag)、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等,这些均是人数规模在几十人的中小型出版机构。

以苏尔坎普出版社为例,这家公司在德国文学、神学、哲学等人文知识出版领域,享有崇高声誉和威望,一点不比那些大出版集团逊色。中国学者杨状振先生梳理了苏尔坎普出版社有始以来推出的德国哲学、神学、文学家作家名单,其中就有中国熟悉的著名思想家,如黑塞(Hermann Hesse)、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中国出版界正是通过这些响当当思想大家了解了苏尔坎普出版社。此外,该社还拥有11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和21位德国毕希纳奖(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获奖作家作品的全部版权或德文版权,“这其中包括了T.S.艾略特(T.S.Eliot)、萧伯纳(Bernard Shaw)、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普莱斯特(Marcel Proust)、贝克特(Samuel Beckett)、德勒兹(Gilles Deleuz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和当代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女作家卡特琳娜•哈克(Katharina Hacker)等”[4]。这些蜚声世界作家,足以烘托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专业和精深已经使人望尘莫及。

 

1950年创办出版社的苏尔坎普先生[5]

苏尔坎普出版社创办于1950年,在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支持鼓励下,由曾经管理 S.菲舍尔出版社(S. Fischer)的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创办。苏尔坎普在德国纳粹时期曾被关进集中营,险些丧命。1959年彼得·苏尔坎普去世后,该社由著名出版人西格弗里德·温赛尔德(Siegfried Unseld)担任社长,在他的管理下,苏尔坎普成为了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科学出版社。1963年苏尔坎普并购了1901年在莱比锡成立、专门出版经典文学作品的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使苏尔坎普出版社在文学领域的拓展更加深厚。

苏尔坎普出版社在西格弗里德·温塞尔德(Siegfried Unseld)执掌该社期间,先后出版了“苏尔坎普藏书系列”(Bibliothek Suhrkamp)、“苏尔坎普版图书系列”(Edition Suhrkamp)、“苏尔坎普口袋书系列”(Suhrkamp Taschenbuch)和“苏尔坎普学术口袋书系列”(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等四套大型丛书,将20世纪世界现代经典书目、德语文学与理论中的经典著作、社会学和哲学中的代表性图书尽数囊括其中。把一些拥有版权的作家作品,不断用各种版本系列推陈出新,是强化品牌、提升知名度最有效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德国出版界十分流行。如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 Verlag)出版的口袋本“万有文库”(Universal-Bibliothek)丛书,成本低廉,编校精心,风靡全德。

专业、精深、高效是德国中小社在市场竞争胜出的法宝。当类似于贝塔斯曼、兰登书屋等的大出版集团还在讨论、决策的时候,一些图书版权已经被苏尔坎普、费舍尔等中小专业出版机构签到了手里。这些中小出版社就是靠着效率、专业和训练有素与大公司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此外,对于思想、理念的不懈追求也是这些出版机构保持特色并在市场中胜出的关键,按照杨状振的观点,“这些中小出版社作为独立的出版机构,保持了对文学的独到见解和自身的创造性,以追求理想信念和承继文化传统为己任,担负起了维持德国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传播职能。它们不仅仅把图书当作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来售卖,更将其视为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来呵护经营”[6],这种评价对于德国中小出版社而言,可谓一语中的。

法国午夜出版社——文学立世,父业子承

再看看法国出版社,情况与德国类似,法国注册的出版企业大约有7000家[7],而其中有80%为中小出版社。资本、规模雄厚的大出版集团在教育、科技、语言等领域占据优势,而在文学、哲学、艺术等需要创新较强的领域,则是中小出版机构的天下。法国出版界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法国出版社的创立者、掌门人大都是学者、教授、或者自由职业者,而且大多属于世代传承、书香世家,经济上不依附任何机构,政治上不受干涉,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完全由出版社自己决定。第二,政府支持力度大。在图书零售方面法国有限制零售书商随意降价销售的《雅克兰法》,并在欧洲最早******了政府文化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就由政府出资补贴法国图书面向全世界推广。而2005年中国才推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比中国早了二十多年。第三,民间协会组织作用突出。法国很早就形成了保护思想创新的文化环境,如法国文人协会SGDL(1838年组建),音乐出版者协会SACEM(1850年组建)等组织,出面与世界各国签署版权保护、转让、使用协议,保护法国作者、出版者的权利和利益。良好的历史传统和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大量法国中小出版机构都能够健康发展,而且各具特色。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午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这家出版社与德国的苏尔坎普相似。创办于1941年,由作家和插图画家是让·布鲁勒(Jean Brul)和作家皮埃尔·德·雷斯彻尔(Pierre de Lescure 1891-1963)创办于巴黎,在德国占领时期是一个地下的出版社,直到1944年德国战败后才公开活动。员工不足10人,甚至还赶不上中国一个出版社的一个部门,年出书50多种。就是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出版社,却出版了萨特、波伏瓦、罗伯·格里耶、贝克特、克洛德·西蒙、娜塔丽·萨洛特、玛格丽特·杜拉斯、罗贝尔·潘热、阿拉贡、米歇尔·布托等一些蜚声世界的著名作家的图书。在豆瓣网上有一篇文章[8],完整地介绍了午夜出版社的发展历程以及经营特点,本文在此作一简要介绍,供业内人士参考。

午夜出版社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成功,文章作者认为主要是午夜出版社有一个灵魂人物热罗姆·兰东(1925-2001)——前社长兼编辑,是一个追求出版个性的人,即成功实现了商业和文化上的双重冒险,并以“独到的眼光,叛逆的形象”来形容他。

作者在文中这样介绍这个灵魂人物:

兰东在1948年接手午夜出版社后,刚开始也和别的出版社一样,出版了一批名家名作。直到1950年年底,萨缪尔·贝克特带着他屡遭出版社拒绝的三部手稿来到午夜出版社,兰东不假思索地签下了这三部手稿。正是兰东的这种独特的眼光促使了法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文学流派——“新小说派” 的诞生。据兰东说:“从第一行起,这篇作品惊人的美丽就令人折服……” 这种行文风格放弃了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转而用一种更为“客观”的方式写作。小说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经历,而是一场叙述的冒险经历。在这之后的二十年里,午夜出版社如磁铁一般吸引了一大批具有这种叛逆性写作风格的作家。兰东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一批热爱午夜出版社也同样热爱新小说的作者。随着贝克特(1969年)和西蒙(1985年)分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新小说的影响达到了巅峰[9]。

其实,兰东把法国午夜出版社打造成法国“新小说”的根据地,其实正暗合了前文说过的,出版的本质是传播一种思想和理念,只要不停止对新理念与新思想的追求,就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市场。出版社掌门人的个性固然重要,但思想创新更重要,没有对新思想的不懈追求,是做不好出版的,更何况文学出版。午夜出版社对于法国新小说的成功推出,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创新,而热罗姆·兰东本人的学识以及眼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热罗姆·兰东传记中记述的最为详尽(该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2010年5月出版)。

午夜出版社还率先在法国出版了一大批反战文学作品的行为,同样也是对社会发展动态的高瞻远瞩所使然:“1962年,午夜出版社有11种书籍遭到当局查封,因为它们的主题都揭露了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酷刑的事实。但事后,兰东这位睿智的出版商策略的高明之处就显现出来了。由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法国当时的主要政治事件,与国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引起了大家的热切关注。正是在这个时期,午夜出版社通过那些被查封的书籍吸引了一大批读者”,兰东还在1962年起草了《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利不服从的声明》,即著名“121声明”。

这里有一个时代政治背景需要交代,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历史时期,法国率先在文学领域开始出版大批反战小说,可谓目光深远。此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发展证明,西方世界的公众对于美国为首联合英法等盟国反动的朝鲜战争、以及美国单方反动越南战争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反对浪潮,法国文学界的举动正如春风一样,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这些反战思想的爆发。此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中法建交和美国在越南的撤军,都不能说与法国大批反战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没有关系。这就是出版传播一种思想、理念的现实价值和巨大意义。

2001年热罗姆·兰东去世后,午夜出版社由他的女儿伊莲娜·兰东接管。在继续不断地推出文学新人方面,伊莲娜·兰东继承了兰东的作风。文章作者在文中还介绍了午夜出版社在今天的新趋势:目前,与午夜出版社长期签约的知名作家有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艾力克·舍维亚尔(Eric Chevillard)、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玛丽·恩迪埃(Marie Ndiaye)等,他们分别获得过不同类型的文学奖项,如龚古尔奖(Le Prix Goncourt)、美第契奖(Le Prix Médicis)和费米娜奖(Le Prix Femina)。近两年,他们的书由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有《奔跑》(courir,2008年)、《湖》(lac,2008年)、《齐达内的感伤》(La Mélancolie de Zidane,2006年)、《侧飞星云》(La Nébuleuse du crabe ,2006年)和《在家里》(En famille,2007年)等。

对于法国文学界,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学奖项很多,除了中国读者熟悉的“龚古尔”、“法兰西文学院小说大奖”、“勒诺多文学奖”、“费米娜文学奖”、“美第西文学奖”、“联盟文学奖”等六大奖项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奖项合计有2100多种,奖项颁发的时间集中在每年的10月至11月,因此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注意力。法国文学界这样做的好处是,利用大量奖项不仅推出很多新人,而且能够带动了法国文学图书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我们看到午夜出版社的签约作家大多是一些获奖的作家作品,这样不仅降低了文学作品在出版发行后的市场风险,同时能够顺利推出这些法国文学作品在其他语种的版权。

比如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午夜文丛”系列,购买的就是法国午夜出版社的版权,由热罗姆·兰东和湖南文艺出版社时任社长曾果伟共同担任顾问。“午夜文丛”既有法国“新小说”作家的作品,也有贝克特的选集和杜拉斯的作品,以及新一代作家,如艾什诺兹的《我走了》、《格林威治子午线》、《高大的金发女郎》,以及图森的《照相机》和《逃跑》等作品,大部分是法国获奖作品。这些小说中文版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风靡中国文学界。因此举办各种文学奖项特别值得中国文学界学习和借鉴,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文学作品如何走向世界,具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对于中国中小出版社的启示

从日本、德国、法国的中小出版机构发展经验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中国出版社借鉴:

一、出版的本质是以传播一种思想和理念为目标的文化经营活动,只有站在思想、理念的文化制高点上,才能使出版这一经营活动获得久远的生命力,同时也就获得了品牌、市场和经济效益。而思想、理念的文化高度,与金钱多寡、资本大小、机构人数多少无关。羽仁元子在1903年前就提倡自由、民主、专业的女子教育,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社会属于振聋发聩,就是在100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妇之友社正是藉此辉煌了一百年。苏尔坎普先生所以能够把黑塞、布莱希特、哈贝马斯、阿多诺、福柯、德里达等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团结在苏尔坎普出版社周围,正是因为他个人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午夜出版社之所以变成了法国新小说的根据地,完全是因为热罗姆·兰东先生慧眼识珠,签约了萨缪尔•贝克特的独特的风格小说,而且还在法国率先出版了大量反战小说,使午夜出版社在很短时间里享誉全球。这些发展经验足以证明,资本、规模在出版这种文化经营活动中并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却是知识、学识、思想等文化因素至关重要,这一点特别值得中国出版界反思。

许多人误以为只要出版社规模一大,资本充足了,市场竞争力就强了,出版就会繁荣起来,这种观点在政府部门、学界、业界普遍存在。以日本、德国、法国的经验来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危险的,恰恰与希望出版大发展、大繁荣的方向背道而驰。

二、特色突出、专业精深正是中小出版机构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立足的根本。主妇之友社在一百多年间围绕着主妇这个读者群打造产品线,不仅有《主妇之友》、《明日之友》《家庭时间》等三大期刊,而且还有800多种在主妇家庭领域内精耕细作的产品,特色鲜明;苏尔坎普出版社将自己拥有版权大量哲学、文学、宗教神学图书不断以口袋本、家藏本等多版本形式推向全世界,在2012年的网站上开始销售这些著名思想家的电子书,这些都是强化自己专业特色的有效之举。尤其是法国午夜出版社一直保持着热罗姆·兰东先生出版作风,在签约新作家、新作者方面不吝投入,每年保持着一定比例的新人新作出现,这在法国出版界独树一帜。

三、组织精干,人工成本低廉。由于日本、德国、法国的新闻出版市场化程度要比中国高出许多,因此这些中小出版机构都能够在特色、专业方面专注自己的精力,心无旁骛地发展,其它如销售渠道、编辑设计、印刷加工等方面真正做到了完全的社会化服务,因此大量出版机构能够在三、五个人,甚至一个人的情况下也能够维持出版活动。

由此反观中国出版界,最小的出版社也有百十号人,人员规模足够多,但产品线开发方面,长期存在着有范围没领域,有专业不精深的缺陷,产品同质化、千人一面的现象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渠道建设方面,在600多家出版社、3000多家期刊、报社和近2万多民营工作室中,还没有出现一家以会员制形式来销售产品的本土读者俱乐部。在思想创新方面,相当多的出版社、报刊社依然弥漫着浓厚的官僚化、行政化作风,由著名思想家、大学者担任出版社掌门人的出版机构的可谓凤毛麟角,这就导致了出版机构的创新能力差,更别说以出版传播一种新思想、新理念为目标的了。

当在这样一个理论高度上,反思中国出版界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自身不足时,我们还能说未来很渺茫吗?

(本文刊发于2012年5月《出版广角》,发表时题目修改为“小舢板何以创大洋——国外中小出版社发展之路考察”)
[1] 李长声,《日下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29页

[2] 照片来源:田中穰,《羽仁吉一·元子和主妇之友社100年》,主妇之友社,2003年4月

[3] 详见http://ja.wikipedia.org/wiki

[4] 杨状振,“德国人文社科书籍的出版状况”,《对外传播》2009年7期

[5] 照片来源:苏尔坎普出版社网站http://www.suhrkamp.de/verlagsgeschichte_66.html

[6] 杨状振,“德国人文社科书籍的出版状况”,《对外传播》2009年7期

[7] 李奇志、李倩影,“法国文学出版长期繁荣之探析”,《新闻爱好者》,2011年8期

[8] 详见豆掰网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235582/

[9] 来源同上

科幻出版巨献-----“点点”科幻百部原创重点工程

“点点”科幻百部原创重点工程是希望出版社的重点出版工程项目,也是希望出版社走出传统出版模式、探索新型出版项目、寻求出版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工程项目。该项目从2012年6月启动,经过一年多的试运行,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一定的规模。

一、项目内容
该项目包括以下四个系列的丛书,计划在五年内出版科幻图书一百本。大力培养科幻作者,提升国内科幻原创水平,带动科幻周边产品的发展,使国内科幻事业走向市场化、产业化。
1.“奇点”科幻丛书 (收录年轻的、新锐科幻作家的作品)
该丛书名定为“奇点”丛书,一是取其在科学概念上的定义,奇点是未来学中的一个概念,描述科技以指数曲线发展,在某一拐点后急剧加速,由量变产生突然的质变,在极短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状态。科幻百部原创重点工程从出版“奇点”系列丛书开始,这既意味着是参与该丛书的国内年轻的新锐科幻作家的事业的起点,也意味着国内科幻图书创作将出现一个重大拐点。当“奇点”科幻丛书出现,中国的科幻图书出版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该丛书已经出版两纪。
第一纪五本,分别是:
江波《随风而逝》
飞氘《讲故事的机器人》
苏恒 杨贵福《牧猫人》
七月《背面天堂》
陈茜《记忆之囚》
第二纪五本,分别是:
赤色风铃《未来不高兴》
谢云宁《宇宙涟漪中的魔法师》
江韬《时间日记》
   进麦《刹那人间》
   万里秋风《天道》
这十位作者是近年来倍受科幻作家和读者关注的70、80后作者,他们拥有奇特的想象力,创作视角新颖,作品极富时代气息,是中国科幻界继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新生代作家后崛起的更新代作者。他们正处于创作高峰期,潜力巨大,他们的作品将引领未来中国科幻原创的方向。
“奇点”科幻丛书将持续出版第三纪、第四纪,该系列丛书的出版以培养新作者、关注新锐科幻作家,收录更多正在崛起的80后、90后科幻新秀的作品为目标。培养我社自己的签约作者,为“沸点”丛书作者群输送新生力量。
2.“沸点”科幻丛书 (收录国内科幻作家的最新原创作品)
“沸点”的含义是液体发生沸腾时的温度。我们使用这个词作丛书名,意味着该丛书的出版将促使国内科幻原创和图书出版、科幻阅读、科幻产业走向沸腾。
该丛书目前已经组到国内知名的科幻作家如郑军、凌晨、星河等的稿件,并将引进台湾知名作家李伍薰的稿件。
即将出版的作品包括:
郑军的《人形武武器·黑帮》 《人形武武器·白狐》 《人形武武器·红书》 《双刃剑》系列五本
凌晨:《幻岛激流·坠陆》   《幻岛激流·双星》   《幻岛激流·黑洞》
李伍薰(台湾):《海穹金鳞》《海穹浪客》《海穹苍生》《海穹雷云》《海穹碧刃》系列
陈茜:《盲岛惊魂》
“沸点”科幻丛书已经力邀国内众多科幻作家加盟,如王晋康、吴岩、星河、苏学军、赵海虹、江波等都表示愿意加入到该丛书的作者队伍中。该丛书也将一改国内其他出版社对科幻图书临时立项、临时组稿的出版状态,旨在建立与作者长期的合作,建立长效的出版机制,真正打造出国内原创科幻精品图书。
3.“起点”科幻丛书 (收录少儿科幻小说)
“起点”科幻丛书命名就取起点本来的含义,读者将在儿童时期以阅读少儿科幻小说为起点,伴随着成长持续阅读我社出版的“奇点”、“沸点”、“极点”,从此踏上放飞想象力、提高科学素养、探索科学知识之路。
该丛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少儿科幻小说的概念,将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将传统图书出版的寻找目标作者创新为培养目标作者,大大开拓和稳定了销售市场。
目前即将出版
黄文军的《魔科传奇》三部曲。
台湾作家黄海:《魔幻纳米军团》和《奇异的航程》。
李文林:《天宇奇谈》。
李伍薰:《白垩纪保育团》系列等。
白 墨: 《回家》
黄 序:《隐蔽空间》
 4.“极点”科幻丛书
与中国科幻发展相比,欧美等国的科幻出版业经历了“黄金时代”和“新浪潮运动”,涌现出了无数称得上大师的名家,也造就了许多科幻经典之作。目前,科幻小说出版在欧美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作品的质量也远超国内作家。“极点”科幻丛书就是要引进国外版权,出版获世界科幻文学大奖或者在国外畅销的外籍作家作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而将国内科幻产业的发展推向“极点”。
目前,我社正在寻找合适的引进项目,估计在2014年前后将推出一系列翻译作品。
二、实施项目的优势
首先,该项目得到了国内诸多一流作家的支持与参与。目前国内科幻界的领军人物刘慈欣为打算“奇点”科幻丛书撰写序言,北师大副教授、教育管理学院学校管理研究所所长,兼任文学院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岩为“沸点”丛书作序,并极力向青年作者推荐该项目。“起点”科幻丛书邀请到了中国首位迪士尼签约作家杨鹏作序。其次,该该目的执行团队为资深的专业科幻编辑,负责者曾经担任全国品牌科幻杂志《科幻大王》主编,熟悉科幻圈情况,具有业内广泛的人脉基础,善于市场策划项目。责任编辑熟悉科幻作家情况,熟知科幻创作动态,精通图书编辑流程,而且老中青结合,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第三,该项目依托《新科幻》杂志、《科幻世界》杂志、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科学松鼠会、42工作室、《新幻界》电子杂志等平台和实体,资源丰富,基础扎实。第四,科幻读物市场基本成熟,正在走向高潮。出版界热炒,读者热捧,热点和卖点持续,市场作为可期。总之,天时、地利、人和,将全面助推该项目。

怎样剥削译者

作者:luke

前不久看到网上流传的某国有出版社总经理的讲话,其中关于节支方面,有一条是关于“减少稿费和翻译费支出”的,启发我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及了解,写一篇关于控制翻译稿费支出方面的文章,以供出版从业者参考,不够完善的地方,请大家踊跃发言,献计献策。

控制翻译稿费支出,重要的是在签订合同时,签下有利于出版方的合同。

在选择译者上,要考虑到尽管翻译稿费低廉已成共识,但愿意挣翻译稿费的人仍然相当多,所以不必多考虑水平问题,也不必考虑优稿优价,把稿费水平控制在千字50—70元范围内即可。如想进一步控制支出,可以考虑多使用在校学生,因为系“勤工俭学”,稿费标准不妨进一步压低,据了解,千字15元可能为学生译者的最低心理价位。(不过既然支付的是特低稿费,最好对译稿质量也不要抱太高期望。)

谈好稿费标准后,还有不少方法可以进一步减少稿费支出,一般人最多了解稿费标准,包括译者,而对其他方面不熟悉也不太敏感,不妨大胆采用。

例如,上面所说的千字50—70元应注明为Word软件统计数字,而非多年来出版界采用(至今仍有不少出版社采用)的版面字数,这样计算,一方面便捷,一方面可以比按版面字数计算节省稿费支出,以一本Word字数15万字的书而言,和按版面字数计付稿酬相比,可以至少节省3万字稿费支出。

尽量采用一次性付酬方式,避免支付印数稿酬(国家关于印数稿酬有规定为每千册为基本稿酬的1%)。但如果合同未规定支付印数稿酬,少则可以节省几百元支出,遇到书畅销(如销量上了10万)时,则至少可节省一半稿费支出,书卖得越好,稿费支出方面省得越多,反正只是付一次费。

做引进版权书时,即使向外方购买的版权通常一次为5年、7年期限,但是跟译者订合同时,争取不写明期限(便可以理解为无限期合同,等同于永久买断式)。如果要定期限,可以订得比5年、7年更长点,更可以考虑在合同中夹进这样的字眼:“翻译稿的著作权归甲方(出版社)所有”。与译者签了买断式无期限合同的好处,是除了不必付印数稿酬而省笔钱,如果这本书畅销或销量稳定,出版方决定在引进版权到期后续期继续出版,除了最早的第一次付稿费后,之后再卖多少本都跟译者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即使此次购买版权到期后不再续买版权,别的出版社引进版权后想用这个译本的话,也得由该出版社或者译者出面央求解约,这时主动权完全在持有买断译稿合同的出版方这边,甚至可以从中获益。另外还有机会把译本向比如说台湾地区输出一下,收益只归出版社享有。

如果订合同期限,尽量订在从图书出版后起算,这样无论出版方拖延出版至何时,都对合同期限毫无影响。

另外可以利用的是付酬期限。不要轻易开口子在出版前就支付部分或全部稿费,这样会坏了行规,行规为出版后才付酬。合同中订付酬期限为出版后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关系,实际上在何时付酬这个问题上,主动权完全在出版方,译者一般没精力寻求法律救济,出版方不妨大胆拖欠。

以上诸点仅为抛砖引玉,欢迎补充。

注:某某出版社、某某文化公司对本文亦有贡献。

东方早报:钱伯城谈八十年代的出版热

“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兴起了一股读书热,几乎任何一本新书出版,都会引起抢购的热潮。据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说岳全传》时,第一次印刷定了一个当时觉得很保守的数字——九十万册!这种我们现在看起来近乎神话般的现象,当然不是出版业的常态。八十年代曾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先生,正是那个出版热潮的参与者。如今他虽已年近九十高龄,可不仅耳聪目明,广泛阅读书报,关心出版信息学术动态,而且《阿凡达》、《盗梦空间》等电影大片一部不落,甚至在今年世界杯期间依然凌晨两点起来为西班牙队加油。钱先生一直说编辑是杂家,什么都要感兴趣。也许对他来说,如今充实的生活正是数十年的编辑生涯带来的额外福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国内曾出现书荒,这和“文革”时期出版的停滞有关,那么“文革”前的出版情况怎么样呢?

钱伯城:“文革”前也有这样那样的运动。我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现在解嘲的说法叫“错划”。当时全社有六个右派,正好占全社员工的十分之一,符合当时划右派比例的上限。当时各单位都是按比例的上限抓右派。我们社里还打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我是主帅,何满子先生是军师,当时的小青年陈文坚是先锋。如今军师、先锋先后逝去,只剩下我这个主帅了。

“反右”结束后,出版业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春天,1962年出版社(当时的名称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中华文史论丛》,我作为刚摘帽的右派,负责编辑这本学术刊物,还配备一位助手。可是到1966年,“文革”开始了,《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本来已经排好,但是不敢出了,因为里面有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李平心先生的文章。“文革”刚开始,当时的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开动员大会,抛出了周谷城、周予同等八个反革命学术权威,李平心是其中之一。姚文元在批判文章中称他“自己跳出来的反革命小丑”,他义不受辱,自杀了。

“文革”结束后,很快出现了读书热和出版热,您能谈谈当时的具体表现吗?

钱伯城:“文革”后的读书热,是由书荒和知识荒造成的。你看我们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最高的印数达到四万五千册(因为登了胡适的文章),最低也有两万五千册。我们把新书预告发出去,新华书店反馈回来的订数就是我们的印数。当时读者买《红楼梦》、《水浒》都要通宵排队。那时木材很值钱,有人拿了《水浒》、《红楼梦》可以直接到乡下去买木材。我们出了一本汪辟疆先生的《唐人小说》,因为书名有“小说”两个字,也卖得很好,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是文言小说。当时社里员工内部买书还是有特权的,但是这种热门书也只能每人限购两本。

我们以《中华文史论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比如语言文字、太平天国等学术会议的论文集。还整理出版了上海图书馆藏的日记、书信,其中《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艺风堂友朋书札》等都是与近代史研究相关的资料。当时不大容易见到这些资料,后来在近代史研究中,有很多人引用。这些都是我们编辑业余自己标点的,主要是为了大家能有更多工作做,当然也有点稿费收入。我做责任编辑把关,主要为大家改标点。

当时很多学者都没有平反或恢复名誉,出版他们的著作有阻力吗?

钱伯城:阻力还是有的,不过主要体现在出版社自己身上。那时上级并没有具体的什么通知,就看出版社自己有没有勇气和眼力。那时没有一级一级的评审小组,图书也不需要送审。八十年代出版主要靠自律,大家都觉得守土有责。

我1978年从工厂“战高温”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到文史论丛编辑室,复刊号有一篇《致读者》,原稿是我写的。复刊号发了李平心先生的文章,就是“文革”前编好的那篇文章,只不过这次加上了“遗稿”两个字。还有陈寅恪先生的《论再生缘》,这篇文章之前在大陆没有发表,章士钊先生奉命到香港前,到中山大学拜会陈寅恪先生的时候,陈给了他油印稿,香港方面就流传了。我们后来在1979年就根据油印稿发表了。

陈寅恪先生的文章在引文后的按语另起一段,“寅恪按”是顶格写的。当时编辑室里有一位编辑是报社出来的,按照报纸的规矩,坚持“寅恪按”不能顶格。我和他争起来,一直告到罗竹风那里(罗那时刚落实政策,下放到出版社待命,请他担任《中华文史论丛》主编之一)。他不太留意这些细节,也没有给出具体意见。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终于按照陈寅恪先生行文的格式排印了。

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书都能出。没有平反的学者,都不能发文章或出版著作,要发表,需要上面批准。我们发表胡适的遗稿《〈水经注〉校本研究》,就是有压力的。我们拿着报告去市委宣传部,当面请分管的副部长批示,方才发表。此外,也有自己的方法,比如在出版说明中都会提到“英明领袖华国锋”,把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
出版社的工作也得到很多学者的帮助,您印象比较深的有哪几位?

钱伯城:有很多啊,比如朱东润先生。1978年《中华文史论丛》复刊的时候,李俊民社长建议请朱东润先生担任主编。他说,朱先生是他在南通中学读书时的英文老师,有师生之谊,深知他的学问道德,请他最合适。我们请朱先生做主编,一分钱主编费也没有。每期的选目他从来不干预,完全尊重我们的意见。

顾廷龙先生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他是上海图书馆馆长,和我们的关系很好。在解放前的合众图书馆,藏了很多东西,顾先生任馆长,后来都成为上海图书馆的藏书。我们标点出版的那些近代史研究资料,就是顾先生从图书馆藏书中无偿借给我们的。现在要是借出来,底本费就不得了。胡适先生的书信和遗稿也是从他那里得到的。我们很多书的书名也都是请顾先生题签的。

还有王元化先生,他“文革”后平反,先是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做副总编。他对古籍整理一直很感兴趣,跟我们也熟悉。他研究《文心雕龙》,“龙学”成了当时的显学。后来他推动成立古籍规划整理小组,办公室就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每年有二十万块钱的经费,就是他亲自带领魏同贤和我到市里申请来的。八十年代末,我们策划出版海外汉学丛书,请王元化先生做主编,不过当时的主编都是挂名的,连编辑费也不给。这套书影响很大,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比较有规模地翻译引进出版海外汉学著作。

您能谈谈那时组稿以及与学者交往的情况吗?

钱伯城:我到北京去过好多次,其中有两次是做王元化先生的助手,为他主编的《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拟定条目开座谈会,一些知名的老学者如朱光潜、唐弢、王瑶先生等来了很多。为出版社组稿,主要拜访了杨向奎、罗尔纲、钱锺书、杨绛、林庚、季镇淮等几位先生。那时落实政策,他们中有的已住进副部长级的住所里,房间地面都是用大理石铺的。记得去拜访钱锺书先生的一次,他正在为出席泛太平洋学术会议,在客厅里准备发言稿,在一本笔记簿里用英文写提纲。见我们来,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热情接待,并请杨绛先生出来一同会见。杨绛先生还送我一本她刚翻译出版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

北京的几家出版社是我们同行,当然关系密切,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我每去北京都是必去的,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并通过他们,为我们出版社扩大了与学术界的交往。

我们感觉当时出版的重点是在资料的汇集、整理,知名学者旧作的再版,以及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国内原创的学术著作相对较少,是这样的吗?

钱伯城:“文革”以后,知识界曾为“读书无禁区”一句话受到鼓舞。我记得这句话是周扬经历了“文革”劫难的痛定之痛后最先说的。殊不知思想还是有禁区的,出版也是有禁区的,各种有形无形的条条框框,限制着出版社老总们的头脑。直到2005年上海主办的全国书展,评选出“十大好书”推荐给读者。我做过一次统计,并写过评论,登在《北京日报》上。这“十大好书”,翻译国外的就占了七种,中国的仅占三种,而中国中台湾的又占一种,且全是旧著重印。这也基本反映了相当长时间内学术界的情况,目前恐怕也没有多少改观。虽然不能把责任全归之学术界或出版社,但也不能以为全无责任。“文革”期间的学术停滞固然是事实,其实是由来已久。

按照现在的标准看,那时的出版也不是很规范,比如不与作者签出版合同,对图书的宣传营销也不重视,员工收入与出版社经营的好坏也无关,可是很多人都觉得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质量比较高。那么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可以算兴盛吗?兴盛的原因在哪里?

钱伯城:那时确实不怎么规范,一般就是给作者写信约稿,作者答应了也就不签合同了。对图书广告也不怎么重视。我有一次到北京组稿,到人民出版社见社长范用先生。我对他说,三十年代的图书广告写得太好了,短小精炼,让人一看就想买,现在都见不到图书广告了。范用先生马上翻出一摞三十年代广告的复印件,让我写篇文章,我就在住的招待所里写出来,用笔名“辛雨”登载在《读书》上。后来改革开放后在长沙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范用先生还把这篇文章作为导言,连同许多三十年代的书籍广告图片一同印成小册子在会上散发。

当时图书做广告的情况确实不多,登一次要一两千块钱,很多编辑都觉得图书登不登广告无所谓。我们社还是坚持了,每月在《光明日报》登广告介绍新书,至今未曾中断。现在许多出版社已重视书籍广告,《中华读书报》上常有大幅书籍广告。但不大讲究文字与要点,有的仅有书名而无作者名,有的翻译书仅有作者名而无译者名,有的一上来就是社长或总编某某“率全体员工”如何如何,居高临下,连一点起码的礼貌用语也不在意了。

至于八十年代的出版兴盛,我看只能是相对而言。十年浩劫刚过,万物复苏,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有一股干劲,出版就上去了。

九十年代不少出版社都曾陷入困境,与八十年代比起来,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钱伯城:我看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出版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流的转型过程中,无法适应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的要求。说得坦白一点,过去中国的出版社,以国家的名义、政府的名义,一个号召,知识分子无私奉献,低稿费、低报酬,一部部大型书籍就出版了。现在虽然国家对大型出版物也有不少补贴和支持,但是不少钱都用在会务费、差旅费上,底本费也越来越高,作者真正拿到手的稿费还是比较低的。第二是出版社的老总们似乎还应增强一点出版理念。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出版社为例,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和生活书店就是那个年代出版社的代表,各以开一代学风、引领学术潮流为己任。在全国大省市分设二三十家分馆、分店,商务印书馆且以每天出一本新书号召,并在《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上每天登一大块由名家推荐的“每日一书”广告,真正做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我们今天出版社有那么好的环境和条件,也要有这样的雄心大志就好了。当然,有些问题也不能全怪出版社,主管部门应该给出版社宽松、宽容的环境,对出版社要松绑,少点规定。我觉得现在对图书的审查愈紧、愈密、愈严,这并不是好现象。如果给出版社充分的自主权、主动权,它们是能做出很多大型的好书的。比如中华书局的校点《二十四史》、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每十年修订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已出齐一百种,这些大型图书都是出版社靠自己的力量一点点地做出来的。

您在出版社做了近十年的总编辑,退下后也还关心出版事业,总会有些感想,能请您谈谈吗?

钱伯城:说来惭愧,志大力小才疏,几乎没有什么成就感,留下的只有一大堆的遗憾。我最钦佩陈原先生,他从商务印书馆总编任上退下来后,在内部报刊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列举在任时想做而未做成的几大遗憾。我也仿照举几条遗憾:一、虽然成立了一个索引编辑室,却在普遍轻视索引工作(特别是四角号码)的气氛下,半途而废。二、开始时提倡影印工作,却引导全社误入了一个“影印万能”的出版捷径,最后想扭转也无力了。三、原想像商务印书馆那样出一套以版本为主的新四部丛刊和中华那样以实用为主的新四部备要,都未能实现。 ■

《草房子》何以一百次印刷

苏 文 《 光明日报 》( 2010年10月09日   06 版)

 曹文轩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一直是少年文学创作的标杆性人物。他的《草房子》已印刷100次。

    曹文轩持久地将目光放在儿童和少年的成长这一主题之上,是因为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为中国的儿童打好“精神的底子”。因为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他们承载着希望,承载着责任,儿童的精神必然会影响整个社会,儿童精神就是社会精神。“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未来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这一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感。”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在塑造儿童的民族性方面担负起了重任,它树立了一个标杆。

    曹文轩追求美,追求“雅致、雅趣、雅兴”,反对和批判“粗俗、丑陋、阴沉、冷漠”。他热衷于在作品中展现美感,一场雨,一场戏,一条河,一间屋,几个再平凡不过的孩子,如此平常的事物,却透出无限的美来,使得作品显得干净和蓬勃向上,因为“美的力量决不亚于思想的力量”。正是这些“美”,冲击读者的心灵,让读者的心灵得到净化。

    曹文轩认为:“世界中已有那么多丑陋的景观使我们躲闪不及,小说又何必再去增加?”“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全都放在对人性的下作、猥琐部分的描绘与揭示上。”他的作品中对美的展示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让优美的自然风景富有诗意。(2)以一种优美的方式抒写“苦难”。(3)最终展现的是人性之美。

    著名作家张之路在评价《草房子》时曾说:“我感觉市场上卖得好的书和优秀的图书是两个概念,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是相悖的。在曹文轩身上是统一的。还有,孩子喜欢的书和孩子需要的书,这也是两个概念,有时候是统一的,有时候是相悖的,这在曹文轩身上也是统一的。所以曹文轩在他写的书里做到了有意思和有意义两点。”

    《草房子》是曹文轩的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作品写了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六年小学生活。六年中,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感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著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死亡体验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

    《草房子》是一个美好的所在,她让我们想起浪漫、温馨、遥远,想起浪漫的童话。当我们走近曹文轩为我们搭的《草房子》时,我们确实被这样一种气息所弥漫。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写了离我们已远去的小学生活,这种看似平常实则并不简单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未必经历过,但无疑我们都能体悟得到,那种发生在还未长大却向往长大的少男少女之间的纯真故事,有许多茫动,但也是必然。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的经历,不幸少年与厄运抗争的悲怆,残疾少年对尊严的坚守,等等,在这所并不大的草房子里扑朔迷离地上演,感人心魄,催人泪下。

    专家评语:

    《草房子》描写人物与传统小说偏重情节和环境,多在行动中刻画人物的描写方法不同,它善于写人物微妙的情感关系,表现心灵的颤音和丝丝缕缕的酸楚和慰藉,强调人物的抒情性和心灵化,仿佛它并不是为写人而写人,而是以人物来抒情。

    ———蔡葵,《〈草房子〉启示录》,原载《光明日报》1999年9月30日

    在这部小说里有着意描写一唱三叹的故事,却不尽是故事;有音乐乐章复调式的形式,但不仅是形式;有沉稳扎实感人至深的细节,又不光是细节。在我看来,曹文轩靠的是对孩子、对生活、对文学的真诚,靠的是弥漫着全书字里行间的童心和爱,方才营造出弥漫全书这样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文学氛围,才使得这部小说不仅是走进喧嚣的市场,而是走进人心;不仅走进生活,更是走进文学。

    ———肖复兴,《〈草房子〉是一首诗》,原载《瞭望》新闻周刊1998年第15期

    这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然有成的儿童文学作家,对他文化信念的又一次坚定的表达。他试图用对一个少年小学六年丰富生活的叙述,用对一个孩子心灵世界的充分揭示,用孩子对各种不同事物的理解方式和感知方式,来表达他对孩子的精神世界的理解,以及回答他们到底需要什么的问题。

    ——孟繁华,《卡通时代的文化信念——评长篇小说〈草房子〉》,原载《新闻出版报》1998年4月10日

《草房子》 曹文轩著 江苏少儿文艺出版社

韩少功:为什么今天很多作家放弃了小说

来源:中华读书报时间:2011-06-30

  2011年,《马桥词典》在出版15年后,获得了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获得美国第二届纽曼奖提名的作家与其代表作包括韩少功《马桥词典》(1996)、格非《人面桃花 》(2004)、李昂《迷园》 (1991)、余华《许三观卖血记》(1996)、以及苏童《河岸》 (2008)。

  一本南方村寨的词典,一部用语言故事讲述社会、生活、文化与哲理的小说,十几年来在文坛的影响力至今不衰,作品有几十种外文译本在海外出版,并非偶然。因它讲述的远远不是语言的故事,穿透纸背的,是作家对人类文明、对人性的深刻的哲理性思考,以及作家的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这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它捍卫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同时向千篇一律的泛国际化趋势吹响了反抗的号角。在颁奖晚宴上,韩少功说,他这本获奖的小书当然不是真正的“词典”——虽然很多书店职员曾把它误列在工具书柜,甚至以为“马桥”是与“牛津”有意对偶和比拼的品牌。这本书只是一本小说,并不许诺永恒和普适的权威解释,无意冒充理论、史学、工具书。像其他文学作品,它对生活中各种现场、细节、差异、个别、另类、模糊性的守护,也许只是重申怀疑的权利,让人们的定见向真相的更多可能性开放。从这个意义来说,文学总是有一副多疑的面孔,或者说文学总是以非公共性方式来再造公共性,一再用新的粉碎以促成新的聚合,用新的茫然以引导新的明晰。这个过程大概永远难以完结——因此这也是我们不管多少次听到“文学将要灭亡”的预告,其实用不着过于担心文学的理由之一。

  韩少功说,语言是生活之门。一张张门后面的“马桥”是一片无限纵深,需要我们小心地冒险深入。那么,“马桥”后面的韩少功是怎样的呢?

  读书报:当前文学创作有什么问题吗?有人说文学正在日益边缘化,正在隐入危机,甚至已经死亡。

  韩少功:全球化、都市化、精英化一来,作家们大多从以前各地域、各阶级、各行业的生活状态中连根拔起,其经验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大大减弱,这是一个重大危机。流行意识形态给大家洗脑,好像大家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有共识了,对现实生活不再有“陌生化”的能力,不再有问题意识,又是一个重大危机。当然还有电子传媒的出现,深刻改变了文化生态,让很多作家不适应。比如一个精彩的段子,就是一段不错的文学,但这东西传来传去,经过了多手加工,那么该由谁署名?该给谁发稿酬?文学的产权制度是不是正在瓦解?一个有文学而无作家的“电子远古时代”是否正在到来?其实,在另一方面,当今人类又最感心灵无依,最需要文学来温暖和引导。所以我说文学不会死亡,只会变化。近期不可乐观,远期倒也无须悲观。

  读书报:《一条胖鲤鱼》发表在1974年的《湘江文艺》第3期。当时是什么情况?这三十多年来您的写作好像一直比较顺利?

  韩少功:那一年我还是知青,参加一个写作培训班,交一篇儿童文学的作业。从那时到现在都37年了,差不多是一场文学马拉松。好在我是慢跑,体力上还能扛住,没有退出得太早而已。

  读书报:您的诗出版过吗?和芒克、北岛、徐晓他们的聚会,是一种怎样的氛围?

  韩少功:我没写出过好诗,没有出版过,所以羡慕和崇拜诗人,而且一直认为好小说和好散文的灵魂都是诗。80年代初,我确实曾经掏钱去买了一堆油印版的《今天》,算是两肋插刀一下。与北岛他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先是打电话联系,然后约在某个汽车站见面,手里拿一本什么杂志,像地下党一样。

  读书报:《月兰》发表后,《西望茅草地》《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都引起一些争议,现在您如何看待这些争议?

  韩少功:争议是好事,让人兼听则明。我优点不多,但至少有一条优点是能听意见,哪怕你九句话不靠谱,我也不会回嘴,但只要你有一句说在点子上,我就会心里一动,紧盯不放。不过当年有些对《月兰》《西望茅草地》《爸爸爸》的批评,是政治上打棍子;有些对《马桥词典》的批评是泼脏水,不是泼冷水。这就不正常了。当然这也没什么。在中国这地面上生活,你得毛深皮厚,有抗打击能力。

  读书报:在《马桥词典》中,您说,自己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小说,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小说。我觉得这和张承志非常相像。十六年前,张承志说自己已经不具备充分的才能去写小说了,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当然,他也说过小说是一种堕落的形式。你们二人,为什么会在同一时段出现对小说大致相同的看法?

  韩少功:现代小说这种形式有了几百年历史,成熟了,丰满了,但也有些机能老化,甚至像唐诗宋词一样,会有作者和读者的审美疲劳。小说外部的技术条件和文化环境也在变化,如同美术的发展,在纸张和文学出现以后,绘画的故事性功能,像宗教画和宫廷画的那种,就会自动减弱;再遇到后来的摄影,肖像画和风景画也必然退潮。眼下各种现代传媒高度发达,小说最擅长的细节和叙事,早已被其他媒体分享甚至接管。微博不能表现细节吗?电视剧不能叙事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敏感的小说家都不能不琢磨文体的变革,不能不对自己的工作多打几个问号。你不妨想像一下摄影出现时画家们怎么想……就是这意思。

  读书报:不同的是,您还能写小说,他目前的状况似乎是彻底放弃了。有一些优秀的作家,由小说转向散文,有人将其归结为底蕴不够,想像力下降等各种原因,您怎么看?

  韩少功:张承志是个心里有大事的作家,精神性很强,对小说这种世俗化、个人化和单线叙事的文体不满意,觉得不顺手,应该说不足为奇。鲁迅较早放弃了小说,肯定有其深刻的原因。钱钟书能写小说而弃写小说,大概也与才华无关,只能说他另有志向。至于“底蕴”和“想像力”,眼下中年以上的作家基本上都有透支、甚至严重透支现象。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大话?有些新作,只是维持作者一种表面的规模和数量,常常是水多血少的那种。在这方面,我也有危机感,对自己不满意。

  读书报:在创作上,您是否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甁颈是什么?

  韩少功:写不动,写不好,是常有的事呵。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技术层面的,最笼统地说,一是经验资源,二是文化资源,构成了作家的两大克星。有人说,中国人经历了很多曲折动荡,经验资源从来不缺。其实这也不对。如果没有适当的文化资源配置,就像好风景碰上了烂胶片,碰上了白内障,也会变成烂风景或者假风景。这就是对自我经验的误读和误用。我的意思是,中国作家千万不能吹牛,即便你打过仗、坐过牢、下过乡、失过恋,也不一定是经验资源的富翁。倒是应该经常警惕一下:自己的经验记忆是怎么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