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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 《亚洲周刊》

历经大半年时间完成评审工作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首先由‘《亚洲周刊》编辑部列出500余本小说作为参考名单,再由14位评选委员根据书单选出百强。14位评委由来自两岸三地、新加坡、马来西亚及美国的作家学者共同组成,分别为中国大陆的余秋雨、王蒙、王晓明、刘再复、谢冕,台湾的王杏庆(南方朔)、施叔青,美国的郑树森、王德威,香港的刘以留、黄继持、黄子平,马来西亚的潘雨桐,新加坡的黄孟文。

1 呐喊 鲁迅
2 边城 沈从文
3 骆驼祥子 老舍
4 传奇 张爱玲
5 围城 钱锺书
6 子夜 茅盾
7 台北人 白先勇
8 家 巴金
9 呼兰河传 萧红
10 老残游记 刘鹗
11 寒夜 巴金
12 彷徨 鲁迅
13 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
14 财主底儿女们 路翎
15 将军族 陈映真
16 沉沦 郁达夫
17 死水微澜 李劼人
18 红高粱 莫言
19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20 棋王 阿城
21 家变 王文兴
22 马桥词典 韩少功
23 亚细亚的孤儿 吴浊流
24 半生缘 张爱玲
25 四世同堂 老舍
26 胡雪岩 高阳
27 啼笑因缘 张恨水
28 儿子的大玩偶 黄春明
29 射雕英雄传 金庸
30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
31 鹿鼎记 金庸
32 孽海花 曾朴
33 惹事 赖和
34 嫁妆一牛车 王祯和
35 异域 邓克保(柏扬)
36 曾国藩 唐浩明
37 原乡人 锺理和
38 白鹿原 陈忠实
39 长恨歌 王安忆
40 吉陵春秋 李永平
41 黄祸 保密(王力雄)
42 狂风沙 司马中原
43 艳阳天 浩然
44 公墓 穆时英
45 旧址 李锐
46 星星.月亮.太阳 徐速
47 台湾人叁部曲 锺肇政
48 洗澡 杨绛
49 旋风 姜贵
50 荷花淀 孙犁 书名 作家
51 我城 西西
52 受戒 汪曾祺
53 铁浆 朱西宁
54 世纪末华丽 朱天文
55 还珠楼主
56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於梨华
57 浮躁 贾平凹
58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王蒙
59 玉梨魂 徐枕亚
60 香港叁部曲 施叔青
61 京华烟云 林语堂
62 倪焕之 叶圣陶
63 春桃 许地山
64 桑青与桃红 聂华苓
65 蓝与黑 王蓝
66 二月 柔石
67 风萧萧 徐言于
68 芙蓉镇 古华
69 地之子 台静农
70 城南旧事 林海音
71 古船 张炜
72 酒徒 刘以鬯
73 未央歌 鹿桥
74 沉重的翅膀 张洁
75 果园城记 师陀
76 人啊,人! 戴厚英
77 黄金时代 王小波
78 ***粮食 刘恒
79 棋王 张系国
80 赖索 黄凡
81 妻妾成群 苏童
82 霸王别姬 李碧华
83 杀夫 李昂
84 楚留香 古龙
85 窗外 琼瑶
86 沉默之岛 苏伟贞
87 白发魔女传 梁羽生
88 古都 朱天心
89 尹县长 陈若曦
90 四喜忧国 张大春
91 喜宝 亦舒
92 男人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93 将军底头 施蛰存
94 蓝血人 倪匡
95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
96 活着 余华
97 冈底斯的诱惑 马原
98 十年十意 林斤澜
99 北极风情画 无名氏
100 雍正皇帝 二月河

bluetod 2008-02-20 22:03
景雪峰 著

附:评委名单
中国大陆
余秋雨: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上海戏剧学院前院长;
王蒙:小说家、中国文化部前部长;
王晓明:文学评论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刘再复:文学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 谢冕:文学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台湾
王杏庆:又名南方朔,文化及时事评论家;
施淑:文学评论家、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美地区
郑树森:文学评论家、美国圣地牙哥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王德威:文学评论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学系教授。

香港
刘以鬯:小说家、《香港文学》杂志总编辑;
黄继持:文学评论家、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子平:文学评论家、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马来西亚
潘雨桐:小说家。

新加坡
黄孟文:小说家。

白石一文《關於我的命運》之经典语录

1.世上没有未能选择抑或没有选择的未来,没有任何一种未来是确定的。正因如此,每一次的选择都是命运。

2.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人生中至少有一样东西真正确定的,正因为真正确定的东西就如同我们现在活着,或者我们迟早会死一样,不是自己能够决定或选择的,正因为那无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所以才是真正确定的东西。

3.人与人之间,肯定老实会发生无可挽回的事,但既然不可能挽回,还是不要试图挽回比较好,重要的,是克服这个悲剧,接受比那种事远远更加重要的命运。

4.想在这世界留下自己活过的证据。

5.一点一滴慢慢有了忍受悲伤地力气。

6.与其老是在后悔、反省、自寻苦恼,还不如默默咬牙忍住,告诉自己:就是因为无法尽如人意,才叫做人生。

7.明白自己无能为力是人生的基本,而活着就是要在那个基本上添加别的东西,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8.生命虽然是被赋予的,日后也将被夺走,但活着的期间,接受的那方绝不放弃生命,拥有想要创造自我色彩与形体的强烈意志,在这个世界才能以固有的形象连结,我们所感到的生命力或许正是那个意志。

9.所谓的命运,即便在瞬间察觉,光是接受还不够,唯有亲手去掌握降临的命运,拼命守护那个命运,这才算是属于自己所有。

吾豫小说的代表作--《歧路灯》

据说小说家的始祖是洛阳虞初,魏晋志怪(如干宝《搜神记》)、唐人传奇(如元稹《莺莺传》)、宋元话本,也都曾有河南人与有力焉。到了明清的小说盛世,和其他文章学术一样,河南寂寞了。终明一世,没有小说问世,只有罗贯中著书鹤壁、吴承恩取材桐柏淮源的传说。清代所存文献,据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古代卷》,只有白话小说《歧路灯》(李绿园)、《情梦柝》(安阳醒民)二种,文言小说《朴丽子》(马时芳)一种。又晚近洛阳发现《黛眉寨》(西山外史)一种。别的暂且不表,单说《歧路灯》。
明人有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清代小说的成就其实高于明。举其大者,可有红楼梦、儒林外史、歧路灯、海上花列传。(聊斋算文言小说恕不同列)这后两部尤其是《歧路灯》,知者甚少。我想就我读《灯》的体会和前贤的评论来鼓吹一下这部吾豫第一小说。
歧路灯写的是开封祥符一个宦门子弟如何堕落败家,又如何改过自新、重光门第的故事。主题平常,思想是劝善的,因此很有一些当代评论家瞧不起它。但我觉得中国的小说也很少能把这么平常的主题铺陈的如此摇曳多姿。何况这部小说在多方面都为中国小说开了生面。
第一、这是一部人情小说。鲁迅先生作《中国小说史略》时,只有红楼一部人情小说。而前而后的发现,也不过林兰香、歧路灯、醒世姻缘传、海上花列传(决不只是狎*小说)几种而已。这与我国观众的欣赏兴趣有关。西方人只把夸张的帝王将相写在史诗里,把离奇的才子佳人写在戏剧里,而小说纯粹是人情世态的描摹。从这个意义上讲,歧路灯是寥寥的人情小说中的可珍贵的一种。而且它的主题绝没有隐喻、讽谏,较红楼更世俗化、人情化。歧路灯的生活场面遍及科场、赌场、官厅、生意行、戏园、书斋、庵寺、庙会个个方面,较红楼广阔的多。
第二、教育小说。中国重视教育,但没有几本教育小说。像德国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那样关照一个青年人成长的,只有《歧路灯》。绿园虽然思想有些冬烘,但却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主人公成立为那时代的有用之人。贾宝玉的叛逆,杜少卿的放达,都太过浪漫而不切实,绿园笔下的谭绍闻、盛希侨、王隆吉或读书出仕、或经商发家,总是切实一些。
第三、小说的结构。朱自清先生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尤其指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红楼遗失了后若干回,外史缺乏主线串连,而歧路灯后半虽不逮前茅,但能完整流传,实在也是大幸。
第四、小说的语言。河南方言的朴素与引用经史的灵活,使歧路灯更显得生色。说理议论成分被后人以为“蛇足”,但郭绍虞先生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
第五、小说的地位。朱自清先生评价:“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姚雪垠先生也将歧路灯与红楼、外史并举。这几部人情小说,《握红小扎》中有一个比较:《红楼》着重写“情生情灭”,《金瓶》着重写“酒色财气”,如果再加上《儒林外史》的“功名文章”,《歧路灯》的“市井村坊”,到可以凑出一些人和一个时代的全部。
又,此书最好的版本是中州古籍出版社的栾星先生校注本。

不会笑的人

作者:冯骥才

1968年30岁男
F省S市某外贸公司干部
头一个发现他不会笑的是个政工干部——一顶宁静的小帐篷——“忆怪事”时被“忆”出来——面对毛主席像的表情像哭——工宣队土法上马——一个不会笑的人成了笑料——突然间竟然大笑不止
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故事,本来是我自己想把它写成小说的。特别是昨天晚上发生一个奇妙的情节,它自我就完成为一部绝对精彩的荒诞剧。可惜我不能写!一是因为这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亲戚,二是这故事完全不用再虚构,照原样写出来就足能把贝克特、尤涅斯库那些荒诞派大师们气死。我一想,你的“一百个人”里肯定没这种典型,送给你吧!你这家伙,好运气总是自个儿去找你,而我总是到手又飞了,没办法!但你必须答应——事后还给我一个好故事怎么样?咱可谈妥了,君子协定?呵哈,当然我不要你还,我是因为你那“一百个人”里不能没这个典型,才拱手相让,自送给你的。我来讲——
我相信一个心理学家的说法:人的喜怒哀乐中,以笑的表情最多。
哀与怒,反应到人脸上,只不过有限的几样,可是人笑的表情就无穷无尽。你闭上眼好好琢磨琢磨人的各种笑吧,多丰富!比方,大笑、微笑、傻笑、憨笑、狂笑、疯笑、阴笑、暗笑、嘲笑、讥笑、窃笑、痴笑、冷笑、苦笑……哄笑、假笑、奸笑、调笑、淫笑等等等等,还有含情的笑、会心的笑、腼腆的笑、敷衍的笑、献媚的笑、尴尬的笑、轻蔑的笑、心酸的笑、宽解的笑、勉强的笑、无可奈何的笑……对,还有皮笑肉不笑、止不住的笑或仅仅笑一笑,还有!另外一类的笑——含泪的笑、哭笑不得、似关非笑——仿效第八代评论家擅长模拟最新学科术语的方式来说,这属于“边缘的笑”、“交叉的笑”或叫做“包容多种内心机制的笑”。瞧,你也笑了,又是一种笑——蔫损的笑!
当今工具书热,单是各种笑足足可以编写厚厚一大本《笑的词典》,供给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以及官场里察言观色和初学写作者挑选词汇使用。人这样会笑,富有笑,可是我姐夫居然一样儿也不会。这怪人,他不会笑!
头一个发现的是天才。这天才绝不是我姐姐。我姐姐是中学教数学的,她只对等号两边的数字最敏感,对人稀里糊涂,不然也不会二十六、七岁才谈恋爱。我?不,你错了。在中国对人敏感的,并不是作家而是政工干部。头一个发现我姐夫不会笑的是我姐组学校的政工干部小魏。当他把这个天才发现告诉我那糊涂姐姐时,我姐姐竟然说:
“你只在我家见过他一面,可我认识他快一年了怎么没看出来?要说他人呆板,不爱说,倒对。说他不会笑,胡说!人怎么能不会笑?”
那时,我姐姐正爱他爱得发狂,天天一下班两人就粘到一块儿。那些搞数理化的人,理性思维的人,一堕入情网,比咱们更海阔天空、神魂颠倒。我对爱情有个解释:爱情既然是爱自己所爱的,实际上都是爱自己。对方都带着自己假想或梦想的色彩,把自己的笑当做对方的笑,将自己的感情放在对方身上来感动自己,对吧!要不那么多人为爱而殉情?它一完、自己也完了呗。所以我又认为,初恋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段精神失常期,进入一种幻觉状态。小魏的话好像摔出根手指头把我姐组从幻觉中捅醒。她认真一想,居然想不出他笑是副什么样子!她就决心试试自己的恋人是否当真不会笑。赶巧那天是我姐夫生日,他属猪。我姐姐还真有办法,跑到商店挑选了一只滑稽透顶的小肥猪,屁股上有个笛儿,一捏吱吱叫。她用彩纸包好,揣在衣兜里,当晚两人约好在海天门公园会面。她领他定到一盏葵花灯下,为了能看清楚他的脸。她说:“我想送你一件特别的礼物。”说完紧盯着他的脸,心想他照理应该露出风趣的或者好奇的微笑,反问她:“你要送我一个什么好宝贝?”
他确实也是这样说了。但我姐姐头次发现这家伙的脸皮就像结冰的河面,没一丝笑的微波漾动。太可怕了!难道他真不会笑?这还需要进一步证实,鉴定。
我姐姐沉住气,打衣兜里掏出礼物,还尽量装得挺高兴,说:“给你,自己打开看吧!”
如果这家伙看见小肥猪再不笑,完了!世界上一副最不可思议的面孔就叫我姐姐拿命运撞上了。
后来我姐姐告我,当时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好像他打开那包里装的是颗************。难以想象的事终于出现了——这家伙剥开那美丽的花纸时,神气好比在拆一个陌生人寄来的信封。小肥猪露出来,他手一捏,吱地一叫,任何人都会给这玩意逗得大笑,但这家伙只是连连说:“嘿嘿,嘿嘿,太逗人了,逗极了。”那张死脸就像两扇关得严严的门,一动不动,门上还挂把大锁,贴封条,千真万确——是表情的残疾人!
我姐姐回家大哭一场,那天真把我们全家吓坏了,以为她出了什么事,她一说,我们全懵了,想劝她都不知该怎么劝。我不信他真不会笑,后来见面一试,果然真不笑。逢到特别该笑的时候,他只是咧咧嘴,“嘿嘿嘿——”。像笑声,但嘴角决没有半点笑意,脸上的肉像冻肉。
那段时间,姐姐很少见他。大概怕见他,怕他不笑。偶尔他来,姐姻不拿眼瞅他,局面挺僵。我为了缓和气氛,禁不住说几句笑话,我注意到,此时姐姐却又不甘心地瞥他一眼,巴望那张死脸上露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笑来,但每一眼都是一次打击。我想劝姐姐算了吧,这样下去会犯神经过敏,再说和这怪家伙生活一辈子太没劲了。整天面对着一张“阶级斗争脸”,生活中一切欢乐都没反应。两个人之间“意会”的事多半都是用笑表达。笑是最好的呼庞,笑还是生活中的一种溶解剂,人和人沟通的最便当的渠道……可没等我把这些见解告诉她,却发现她竟然离不开他,这事儿就麻烦了!
我姐夫人很实在——这是没说的了。大学念经济,在学校是绝对的尖子;他的英语,照我的话说,比中国话说得好。做事极认真,守信用,尤其遵守时间,又爱干净。虽然只有两件衬衫,什么时候看都像新的,补丁在他身上像装饰,这些都是我姐姐从骨子里喜欢的。
他是个孤儿。孤儿的感情世界好比一块荒地。上大学时赶上五七年的鸣放,据说他惹点麻烦,但那时政治决定人的一切,哪个姑娘肯沾他——这块地又碱了。要不是因为他出身没问题,决不会分配到外贸公司工作。他是到我姐姐学校教英语补习班时,无意中和我姐姐碰上的,两人之间一下就爱上了。这爱,就好比一颗种子落到他这块光秃秃、遭殃的大碱地里,他便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他对我姐姐的感情好像是种感激报答的激情;我姐姐在这家伙身上得到的便是双倍的爱,双倍的关心和体贴。从他俩的关系上我还发现,原来女人比男人更需要体贴。有一次两人约好去看话剧,说好在剧场里见。吃晚饭时忽然刮风下雪,有人敲门,他来了。我姐组说:“不是说好都到剧场去吗,你怎么来了?”他脸上没表情,嘴在说:“别又忘了戴口罩。”我看见姐姐回屋翻抽屉拿口罩时,脸上有种幸福的微笑。女人要的就是这个!
我姐姐发现他不会笑之后,几次想和他分手,但每次下了决心,不出三天就坐不住了,鬼使神差地打电话找他,约他。当两个人下狠心也离不开时,那就必有真正的爱情存在。于是我改了主意,想撮合他们了。我悄悄问那家伙:“我怎么很少见你笑呢?”我问得很巧妙。
不料他惊奇地一扬眼皮,没笑,却说:“嘿嘿,你问得真有趣。”我看他并不觉得自己不会笑。既然这不是种病态,他身上就什么也不缺少。
一天我看书——是哪本书,我忘了。书中有句关于爱情的话:“不要看他的脸,要学会看他的心。”
我就把这页打开着,放在我姐姐桌上,等她看。第二天我姐姐上班去,我再看,在这句话后边,姐姐用铅笔写了三个字:“谢谢你!”我知道姐姐这三个宇是写给作者的,也是写给我的,从此这场别扭就在他们之间不知不觉渐渐消失。后来他们结了婚,姐姐搬到他家,又有了孩子。有时我去她家串门,并不觉得我姐夫那张不动声色的脸使他们的生活缺少什么。不笑,自然也没有假笑;他为她做了什么好事,她对他报以感激的微笑时,他那张没有任何反应的脸反例好像表示这一切都是他理所当然应该做的。有时,我姐夫和他们心爱的儿子在床上翻滚打闹,弄得小家伙哈哈笑得喘不过气来,我姐夫的表情却依然严肃得像个摔跤运动员。我发现,姐姐在一旁笑眯眯看着,仿佛听到这怪家伙心里开心的笑声……一个能体会别人内心的人是幸福的。我觉得,我姐夫这张无言的脸就像一顶宁静的小帐篷,我姐姐就躲在这小帐篷下,和他一同享受着人间的一切温馨。
听到这里,你肯定沉不住气了——我骗了你!哪来的荒诞,分明一个诗情画意的故事。别急,别急!人都是正常的,荒诞都是生活的强加。换句话说,荒诞是生活的本质。
我还相信一位哲人的说法:一样东西带绘你幸福,你要警惕——它必然同时还带绘你不幸。
六八年文革大揭发时,各单位不都在搞“忆、摆、查”吗?你还记得“忆”是什么意思吗?“忆”叫“忆怪事”,就是发动所有人回忆平时遇到过什么值得怀疑的人和事,揭出来,好抓住线索,“深挖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浆糊厂有个老工人平时跟人打招呼,习惯将手斜举到额前,很像旧军官行见面礼的姿势,被人“忆”了出来,再经专案组调查,真的查出是个一直隐瞒身分的伪满军官。这事被当做先进经验在全市传达,一时人们的精神头儿全提起来了,大忆怪事,掀起高潮,人人恨不得都能从自己床铺下面挖出颗炸弹。忽然一天,我姐夫单位有人绘他贴张大字报,题目是《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祸找到头上来了!
这张大字报比一宗上百万美元的出口买卖更强烈震动了整个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从记忆里搜寻我姐夫平时给他们的印象,果然,没人见他笑过。专案组悄悄出动,查遍我姐夫的朋友和邻居,也没入能证明他笑过。问题就大了。后来他们专案组还来找我,我说:“我也没见过他笑,他在家里也从来不笑,可能不会笑吧!”专案组的人说:“你别包庇他,不会笑的除非是死人。我们调查了他孤儿院的老师,还有他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都说他会笑,笑过。我们有一大堆证明材料!他不是不会笑,这里边有政治原因!”
我听了一征。说实话,我并不怀疑专案组这些证明材料。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笑?是不是反右对他的挫伤,使他性格变了?他这个人很内向,沉闷,从来不谈自己,更不谈自己的过去。
专案组以他五七年留在档案的右倾言论为根据,断言他不笑的根由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但他们必须有现实依据,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子。可是从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论中找不出新的问题,看来他莫属于“隐蔽很深”的那种,便把他列为运动重点关在单位里,逼他交待思想,同时抄家。把他家里的私人信件、工作笔记,连同我姐姐的数学教案都搬去,派一批人从中查找。但他所有文字除去记事就是谈事,连一句谈感情甚至谈天气的话也没有。最后只好用压力挤他的口供。他呢,居然不承认自己不会笑。他们叫他笑,他还是我见过的那样,咧开嘴,“嘿嘿”两声,根本不能叫做笑!一到批斗会上叫他笑,他就这样。他没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滑稽剧了。眼看着运动搞不下去。专案组里有个机灵鬼儿,想出个挺绝的法子,问他:“你对党和毛主席感情怎么样?”他说他从小是孤儿,党把他养大,从小学到大学都拿助学金,当然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那机灵鬼儿就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
“你对他老人家应该笑,还是应该哭!”“当然应该笑了。”“好,你笑吧!我们看看是真还是假的!”
我姐夫面对着毛主席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么笑的。听说他当时一咧嘴,牙花子都龇出来,硬堆在颧骨上的肉痉挛般地狂跳起来,扯得眉毛直抖。样子像很疼,很痛苦,又像吓唬人。专案组的人朝他唬起来:“你就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这是笑吗?是哭!是刻骨仇恨!”罪证这就有了。现行反革命行为,批斗,批判,运动也就推向了高潮。人人义愤填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里,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姐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逼她揭发我姐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头灰脑,回家做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子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妈?”她突然“啪”地给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爱的儿子。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姐夫这案子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进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的照片。过了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姐夫这案子作为“老太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干部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马。把我姐夫叫去,进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衩,我姐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姐夫举起双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根扫帚苗子,搔我姐夫胳肢窝,脖子和脚心,只见我姐夫嘴一咧一咧,嘿嘿出声,胳膊腿乱摇乱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痒死了,痒……”可是他一点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子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根本他不会笑!”
经过这次鉴定,罪证被否,我姐夫就被平反落实。由于不能否定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从“不笑的敌人”变为“不会笑的人”,成为全公司人好奇和注目的对象。每逢到该笑的场合,总有一些入把目光抛向他,并不是巴望他笑,而是巴望他不笑,好证实他们身边确实存在着一个世所罕见的不笑的怪人。还有些年轻人搞些恶作剧,弄只死耗子放在他抽屉里,或者突然朝他做个怪脸,好像不把他弄笑,永不死心。他们还背地绘他起个绰号,叫他“死脸”,他也听到了。一个不笑的入,反成了人们的笑料。他依然不动声色,内心却变得十分敏感,时时觉得有人不客气地拿根针刺他,那张脸就更无表情,有时看上去像块冰冷的岩石。一天,他忽然对我姐姐说:
“你能教我笑一笑吗?”我姐组流泪了,对他说:“你就这样吧,我喜欢……”
从此,我姐姐自己也很少笑容了。大概她有意控制住自己的笑,怕引起组夫的自卑。从我看来,一个没有笑容的家庭好像永远阴天。尽管他们仍旧相依相爱,但总感觉有种压抑感使他们的屋顶也矮了两尺。后来我还发现,只要到他们家串门,我自己也不会笑了。奇怪,我怎么也不会了呢?有一次,我坐在他们家,桌上有个裂成两半的小镜子,我无意面对镜子想笑笑,一时竟然不知脸上的肌肉怎么动,嘴一咧,哟,我竟然和我姐夫那神气一样。我吓了一跳,这真是不可思议!
我更相信一位荒诞派剧作家的话:生活比荒诞的艺术更荒诞。
自从文革被历史一脚踢开,生活又换了一套新解释,包括对我姐夫的不笑。
领导们的能耐,从过去表现在揪出多少人,改为现在能嫌多少钱。外贸公司的书记兼任起经理来,还要干个外向型“子公司”,搞引进、出口、合资和海外投资。这子公司需要一名能干的人挂帅。原先那帮红人都过时了。多年搞运动,培养的人专长都只会搞运动。人到用时方恨少,于是想到了我姐夫。第一他精通业务,第二他外语呱呱叫,跟外商交往得心应手。可是领导班子里有人提出异议,说他不会笑,怎么能接待好外商?谈生意准砸锅。但除他再找不出更合适的人来,只好拿他将就一时。
我姐夫走马上任,没一年,天知道这公司怎么就叫他干得热火朝天。原来跟外商谈生意并不需要笑,需要本领。外商也不管你笑不笑,有生意可做就行了。
几年里,我组夫已经俨然一个大老板。企业创汇相当于全公司的两倍,成了公司那帮头头向上卖好邀功的资本。我姐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上,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天天出入各大豪华宾馆和市领导的高宅深院。时不时出国一趟兜生意。还搬了家,住进一套三居室外带大客厅的公寓房,一个当今中国富裕家庭必备的器物应有尽有。姐姻经常穿着他从国外捎来的新款式衣装,佩戴小首饰,高高兴兴去亲友家串门。再不避讳他而随心所欲地想笑就笑。他呢?专车,小西服,头发搞得贼亮,只是那张脸依旧不笑。可这不笑的脸却处处受到欢迎,在酒店宾馆里受到高质量的“微笑服务”,在公司里人人都投之以赔笑。因为人人想求他出国捎洋货,更因为他是个有钱的大经理、有权的领导;领导就不能总笑,愈不笑,下边人就要愈哄他笑。他像上帝一样活在人间,可是恐怕连上帝也不知道这个人怎样一下子如此显赫!
下边就要讲到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怪诞的事了——
昨天晚上他和我姐姐、我外甥在客厅里看电视。24寸大屏幕上是两个人说相声,相声说得平平,并不特别可笑。可是忽然间他喉咙里“咕”的一声,就像母鸡下蛋前,受身体里什么东西惊动时那一声。跟着“咕、咕、咕”连着响起来,好似有东西在他喉咙里憋着,很难受。我组姐以为他得了急病,一看他的脸挺滑稽,随着咕咕响,两嘴角像有根线往上扯,一挑一挑,脸上的肉乱扭,那双从没弯过的眼,居然弯曲成一对打卷儿的小柳叶儿。我那傻外甥一叫:
“瞧我爸爸多像唐老鸭!”
这话像引爆物。我姐夫像死火山,一下于爆发了似的,大笑起来。他竟然笑了!而且不是以前那种怪样,而是真正开怀大笑!我姐姐说,当时他脸上的五宫就像花开那样,所有花瓣都和谐地张开……更是不可思议。但这真的笑了,反而把我姐姐吓傻,以为他疯了,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姐夫摇着手,笑得不能回答,而且只要他看电视上那两个相声演员一眼,笑就会加剧一阵,直笑得捂着肚子,眼泪鼻涕流下来。我姐姐扶他上床,赶紧打电话绘我,我赶去了,只见我姐夫蒙头裹着被子咯咯地笑,整个身子在抖,擂得床架子嘎吱嘎吱响,好像得了寒热病。我掀开被子看他,确实在笑,但枕头上泪湿了一片。我问他:
“你怎么了,难受吗?”我姐夫一边咯咯笑一边告我说:“我止不住了。”
我给他吃了两片镇静剂才平静下来,呼呼大睡。今天姐姐早上告我一个奇迹,他脸上竟然出现很自然的笑容。怪不怪,简直不可想象。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连一个表情也不放过——它显示了文革的绝对权威。***

张之路:《非法智慧》到《极限幻觉》

作者:韩进

ps:《极限幻觉》曾被改编为电影《疯狂的兔子》

  张之路原本不是写科幻小说的。他写科幻应该是有感而发,甚至是“发愤”之作,因为那时我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太不景气了,没有好的作品可以理解,因为出好作品太难了,需要很多条件;没有人写科幻,甚至连原本就以科幻起家的科幻作家们也不写科幻了,人们在不得理解之余便跌入了失望。中国的科幻小说真的到了没有希望的“极限”了吗?这不是危言耸听,已连续两届(三届四届,6年呀)中国作协儿童文学评奖科幻作品空缺了。

  就在这时,大小说家张之路突然改写科幻,创作了《非法智慧》,并以绝对高票获得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奖(五届),同时又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接着又被改编为电视剧。《非法智慧》的非同寻常,让人们有理由期待张之路应该沿着这条“科幻之路”继续走下去,期盼他能以“一木支大厦”的英雄气概,撑起中国科幻文学的一片蓝天;而且相信张之路若有新的科幻作品也一定会有他新的艺术追求。果然,科幻小说家张之路没有让人失望,他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非法智慧》的姊妹篇《极限幻觉》,延续他的“智慧路线”,在回归科幻传统中大胆超越,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科学家的“双重人格”所展现的两个全然不同又互为表里的“极限幻觉”世界,给人耳目一新的阅读快感与发人深省的阅读体味。

  《极限幻觉》讲的是发生在高科技时代的“极限幻觉”,在由“天外来客”、地下实验室、游戏光碟、网上追踪、人脑磁晶体排列图谱、射电天文学家袁宇宙和“业余科学家”孟大环等众多高科技符号组合的科幻舞台里,上演的一场扑朔迷离又惊心动魄的侦探大片。传闻飞碟神秘地降落在S市市郊的森林公园附近,市民极度恐慌,但没有一个人亲眼看见过飞碟。就在此时,艺术学院附小的一个男孩神秘失踪,警方迅速介入,却始终不能破案,而且奇事怪事又在这座城市不断发生。一种叫做“疯狂的兔子”的游戏光碟能够改变人脑的生理结构,让每一个接触者变得没有人性的疯狂,行动完全受到一种未知力的控制;更可怕的是手持游戏光盘的神秘人之一就酷似那个失踪的男孩,而神出鬼没的疯老头狂言人类马上就要遭到灭顶之灾,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公安局和宇航安全局的警官以及失踪男孩的“姐姐”跟踪追击,意外地将科学家袁教授和一位“业余科学家”孟老头纳入破案视野,他俩一明一暗地与“飞碟”“兔子”发生着某种说不明白的联系,直到有一天人们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极限幻觉”的事实———袁教授和孟老头原来是一个人!至此谜底完全解开,读者却仍然沉陷在这意外的情节里不能自拔。

  《极限幻觉》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度夸张的幻想故事,幻想的核心是人物形象的极限夸张,一个人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形象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是气宇轩昂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袁教授,一个是勾腰驼背疯疯癫癫的“业余科学家”孟老头———其实这只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状态不同时间(时期)的表现形式(其实生活中的人又何止只有两面性呢),两两之间都觉得对方似曾相识,对方的影子依稀飘零在记忆的海洋里,直到一天被人们发现走进大楼的是疯老头而走出大楼的却是科学家时,人们才开始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物联系起来,虽然有很强烈的感觉却仍然找不出两者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以及两者是如何置换的。作者给了这样一个奇特的人物和典型的生活环境———“飞碟”光临的城市、“兔子”疯狂的城市……而这一切其实又与这个奇特的人物命运密切相连。原来“飞碟”不是来自宇宙,而是来自这位奇特人物的创造———一种畸形病态心理支配下的准备用以报复社会的一种工具;杀人软件“疯狂的兔子”也是这位奇特人物用以反社会的一种方式。问题的症结最终归咎到一个病态甚至变态社会的科学家的性格悲剧,而科学家的个人悲剧也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悲剧,君不见那是怎样的一个社会———缺乏科学、没有思想、盲目崇拜、个性膨胀、弱肉强食……科学家之所以得了精神病而至人格分裂,是因为在他的童年时代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养成了他孤僻、冷漠、自私、自闭,甚至内心阴暗的病态心理,从这个原点来剖析人物的悲剧命运,使得这部科幻小说走出了囿于自然科学或科学技术的藩篱,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社会科学的内容,让人们自然联想到在一个科技发达的社会里,如果不能处理好社会矛盾,发达的科技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显然,“极限幻觉”的产生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但作为一部科幻小说,最大特点应该是幻想以科学为原点,即便是最夸张最让人不解的“一人两貌”,也是一种“科学现象”———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孟大环的观察和研究表明,孟大环是一个罕见的有着双重人格的人,进而发展成精神分裂状态,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分裂将他变成了两个完全可以独立行动、独立思考的个体———袁教授和疯老头,而且长期以来互不知晓。所以,把他们以不同身份记录的日记对在一起,就会发现是一部完整的记录,一天也不少。两种不同身份转换的地点,就是袁教授担任顾问的W公司里的秘密通道。这是这部科幻小说最大的科学看点。以心理学的观点看,双重人格是一种偏差行为,在特定的情况下,一个人甚至还会有多重人格并存,而双重人格的产生,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受到了某些致命伤害或挫折,迫使另外一个全然不同的“自我”自现有的人格中“抽离”出来,产生了一个具有足够的能力以面对危险的人。然而,因为彼此双方(“本我”与“新我”)各自拥有独立的人格,当“新我”在有所行动时,“本我”对于这一段时间的记忆必然会是一片空白,因为这一段时间的记忆根本就是属于“新我”的,反之亦然。

  “变身教授”是众多艺术形式争相表现的一种典型形象。19世纪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史蒂文生的《变身怪医》(又译作《化身博士》)就是一部描写双重人格和人格分裂的科幻小说。史蒂文生创作这部小说源自一则社会新闻(张之路创作这部《极限幻觉》是否也来自现实的某个灵感,还不得而知)。报载一位名叫威利·布洛的英国人,以工会会长身份当选为市议员,在当地相当受人敬重。但是到了晚上他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小偷,过这种双面人的生活18年,在一次偷画的过程中失手被捕,判了绞刑。史蒂文生由此生发了创作变身怪医的灵感,写一个医学博士杰克为名声所累,为了解放自己,用药物实验创造了一个新我———外貌与性格都与杰克相反的海德先生,最后是失去控制的海德反而完全取代了杰克。《变身怪医》的人物是“由一而二”,而《极限幻觉》由“一人两貌”到“合二为一”,虽然有所不同,但像这类人格分裂的惊险故事最能吸引读者,尤其是好奇心强的少年。从两部异曲同工的作品中还可以看出,如其说人格分裂是一种精神疾病,还不如说是对众多社会问题的一种生理与心理的反映,所以有研究者指出,“多重人格”的作品虽然出现在19世纪,却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突出,已经成为20世纪末的人类特征和文化主题,而且如果赖以发展的社会原因不能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这种“双重”乃至“多重人格”的病态文化还将延伸到21世纪,这无疑将让人们对新世纪的发展前景深感忧郁与悲观。这类现象在当今的影视文学里表现尤为突出。香港有一部很红的电视剧《陀枪师姐》(续集),就写了双重人格的人物,每到夜晚就会变成坏人的他,阴险毒辣,聪明绝顶,把一帮警察周旋得团团转,赔了几条人命,破坏了几个家庭的幸福,坏得让人恨之入骨。结果当他灵魂里的善回来的时候,为了战胜邪恶,他跳楼而亡,壮烈得又像个英雄。内地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等,也以表现双重人格的悲剧为主题。因而张之路将“双重人格”作为他科幻小说人物的性格特征,不仅是对科幻传统的回归,一定还有其更深层次的社会内涵,因而在他的《极限幻觉》里,以当代高科技时代为背景,大胆地以人的发展、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三者之间的辨证关系作为构建科幻大厦的三大基石,超越了一般科幻小说重在科学层面的展示与启示,通过极限幻觉的科幻世界,反映人性、反映社会、反映时代。而在艺术上的最宝贵特点,是将科幻当作小说艺术(不是科学故事或者科普小品)来写,自觉在塑造人物、讲好故事、写好细节和发挥科学魅力方面下功夫。作者不愧为小说艺术高手,他把古老的飞碟题材加以现代高科技的包装,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的眼球;又十分了解读者的好奇求解心理,不断设置悬念;同时采用侦破小说的推理方式来推进情节发展,直到篇末才揭开包袱,让读者情不自禁地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出“新”的构思、出“奇”的故事、出“异”的人物,使《极限幻觉》成为一部十分“出色”的科幻小说。

  (《极限幻觉》,张之路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天云山传奇

鲁彦周
引子心灵上的琴弦,一旦被拨动了,就难以停止它的颤动。我没有想到,事隔二十年的今天,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已经
担任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人,生命中的某一根琴弦忽然被拨响了。我更没有想到,这次触发,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
1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吃过晚饭,照例拿出从办公室带回的各种申诉材料,细细翻读。最近一个时期,因为中央有了实事求是、纠正
错案、冤案的精神,这类申诉材料多得惊人。这对我这个到组织部还不到半年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我读着这些沉痛的文字,想到一些同志的悲惨遭遇,心情总是感到异常沉重。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能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但我这种心情在部里却遭到冷淡、窃笑。同志们把我这种心情看成是“不成熟的表现”,是“不熟悉组织工作的新手的急躁病 ”。而对我嘲笑得最凶的却是我的丈夫,分管组织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吴遥。他说我有点象刚到医院实习的学生,看到病人多就大惊小怪,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是不会因为病人多就产生这种情绪的。
对这种嘲笑,我内心是反感的,我反唇相讥。我说,也可能正因为我是新手,我才没有学会你们那种麻木不仁的态度。但是,口头的辩论,并不能解决问题,我批的材料,还是被封锁在各人的写字台里。
这天晚上,我的情绪特别不好。外面正下着大雪,雪花无声地落在窗台上、玻璃上,从楼上望去,整个城市已经被白雪覆盖了。因为丈夫到南方养病,女儿又出去复习功课去了,我也就没给屋子生火,空荡荡的房间里,显得特别冷。我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想起办公室里一些人对问题的冷漠态度,又从他们身上,想到我的丈夫。那些人都是我的丈夫一手培养起来的,他们对我的调来,似乎很明白内幕,我不过是我丈夫放在组织部的一个工具,我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关键还是要看吴遥书记的态度。每当我一想到这里,心里就感到堵得慌。
正当我对着卷宗发愣的时候,有人敲了一下门,我应了一声,门被推开了。只见一个黑影子站在走道上,正在扑打着身上的雪花。
我急忙问了声: “谁呀?请进来! ”
很快,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这姑娘叫周瑜贞,是我们地区规划小组的一个技术干部。她今年还不到三十岁,用她自己常用的口头禅来说,是“受了洗礼的一代人”。她是中央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儿,是不久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我丈夫吴遥曾是她父亲的下级,我去世的父亲也认识她的父母,所以她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来往象自己家一样。她虽是学技术的,可是却喜欢议论政治。而议论起来又尖锐泼辣、毫无顾忌,有时,把人们都回避的一些问题,也会一下子赤裸裸地端出来,常常弄得对方张口结舌,只好设法岔开她的话题。她对吴遥和我们的工作,也经常挖苦、嘲笑,说我们是“离了本本就是瞎子 ”,是“冰库里的鱼,又冷又看不见天 ”。她连我们那空得可怜的书架,也不放过。她非常奇怪,我们的精神食粮那么少,又那么单调,怎么又能自以为高人一等,决定别人的命运?总之,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姑娘。
我丈夫吴遥,开始对她是非常热情的,后来,渐渐不喜欢她了,说她自由主义气味太浓,有一种危险的倾向,只是因为她父亲的地位关系,他才在表面上照旧热情地接待她。可我倒是对她很有好感,我喜欢她的坦率,我从她身上,有时也能看到我过去的影子。加上,我和吴遥在一起,并没有多少话好谈,我们生活得很单调、很枯燥。我们的家庭气氛就象这所房子一样,很大,很空,有时还很冷。一种寂寞苍凉的感觉,常常向我袭来,这时,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象周瑜贞这样的人同我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谈天。
今天,我也正处在这种情绪之中,所以看到她来了,我很高兴。我帮她脱掉了大衣,让她坐到沙发上。可她呢,跟往常不一样。以前她来了向沙发上一靠,红扑扑的脸上,总有一种嘲讽的笑容,很快,她就会找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题目,发表起尖刻的议论来。可今天,她很不同,她在沙发没坐几秒钟,又跳了起来,她嚷了一句: “这屋子好冷!”又把大衣披上,在房里来回走了几步,转过身,睁着两只大眼,好象第一次看到我似的,上下打量起我来。
我被她这种神情弄得莫名其妙,我说:“你怎么啦,干么这么看我?”她异样地一笑,摇了摇头。我更加奇怪了,我问她:“你碰到了什么事吗?” “我最近出了一趟差,”她说,这才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她给自己倒了杯
水,捧在手上,又坐回到沙发上来补了句:“我是到天云山去的! ”“啊,你到天云山去了?”我惊讶地问:“那里现在怎样了?” “一言难尽!”她把我也拉到沙发上,又一次瞅了我一眼,说:“你从前不是
去过那里吗?”
我点点头。我是去过天云山,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她怎么知道我去过的?她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她,便神秘地一笑,说:“你知道吗?这次我去天云山,碰到一个怪人,他还有一个也很怪的妻子。”
“什么怪人?”
“我很难分析他。 ”她说:“也许是个英雄,也许是个叛逆者,或者象你们常

用的那个词:屡教不改的什么分子。这得看各人怎么看。”“哪能这么说?”我说:“是非总有个标准!一个人也总有他的主要方面。 ”“标准?”她冷笑了一声:“究竟什么是标准?你这个组织部长倒给我说说
看?四人帮有四人帮的标准,你们有你们的标准。而我呢,我也有我的标准。”“啊?这么说你和我还有不同的标准? ”我笑起来了:“这倒是头回听你说。” “当然不同!”她提高了嗓门,两条秀丽的眉毛也扬起来了:“恨四人帮,反
对四人帮的标准,我们可能是相同的,但在别的方面就很难讲了。” “你讲具体一点嘛! ”“我一具体,你可能又要害怕了。比如说,这十年主要危害是四人帮,那么
再往前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反对了四人帮,固然是英雄。在四人帮出现以前,反对了不良倾向,算不算是英雄呢?再具体一点吧,他反对的不仅是一般不良倾向,而且涉及到当时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你敢不敢在政治上肯定他呢?”
她说到这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我因为她讲的题目相当大,沉吟了片刻,没有回答。她见我这副样子,胜利地笑了:“我说嘛!你不敢回答了吧! ”“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我不服气地说:“我不过是在考虑,你讲的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 “按我的标准, ”她说,忽然站了起来:“他当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可爱的人! ”“原来你是碰到了你理想中的英雄了!”我嘲笑地说。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她皱了皱眉,顺手在花盆里摘了朵腊梅,放在鼻子上嗅着,两眼望着窗外的仍旧在大片大片飘落的雪花。我很惊奇,她怎么忽然不讲话了。我站起身来,走到她的身边。我问:
“你怎么啦,小周,为什么不吱声了?”
“我在想那个怪人,”她毫不遮掩地说。
“哦!他是很年轻的人吗?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说,把一只手加到他的肩上。
“他不年轻了! ”她苦笑了一下:“他也没有什么工作。他和我也不是同时代的人。我是在想,他的同时代的人,为什么会那么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他?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我应该从他的遭遇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又该怎样从他的生活里吸取我应该学习的东西!”
她这么一说,我更感到惊奇了。她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人,这个人为什么竟值得她如此为之感叹、赞佩?我着急地问:“你到底碰到了谁呀?”
“是一件很偶然的事。 ”她说:“你想听听吗?”
我点点头。
“好吧!我就给你讲讲吧!”她把我拉回到沙发上,我们两人坐在一起。
她开始讲了起来——
2“我这次不是到天云山区去了吗?”她说:“说起天云山,你也是很熟悉的。”
“你怎么知道我熟悉天云山?”我忍不住问。“反正我知道呗!
”她狡黠地眨眨眼说:“我求你别打断我,等我讲完了,你再提问。 ”
“好吧,你说。 ”
“我到天云山的任务,是为我们规划小组,找二十年前的关于天云山的规划书,这是省里急等着要的。这份规划书,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制订出来,二十年后又去找它?……”说到这里,她自己也笑了,“你看,我自己倒提问起来了,不问这个吧! ”
“那天我下了火车,没买到公共汽车的票,一个热情的同路人,看我着急,自告奋勇要去给我想办法。我在马路上等着他,过了一会,他来了,说是有辆运货的马车要回天云镇,他已和赶马车的讲好了,可以带我去。
“我跟着这位热心人,找到了那辆马车。
“马车的一切已经准备停当了,车前坐着一位正在低头整理什么的车把式,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女学生,她用雪亮的眼睛盯了我一眼,要我爬到那麻袋上,那里已经给我准备了能坐能靠的地方。
“那女学生俯身和赶马车的说了句什么,赶马车的点点头,也许看了我一下,也许没看,我也没注意。我把自己弄得舒服些,靠在上面。等我谢了那位热心人,车把式便扬起鞭子,马车向前滚动了,马铃声和蹄声,有节奏地响了起来。
“这天天气很晴朗,只有几片白云浮在天际,中午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我斜靠在马车的麻袋上,望着路上来来往往的老乡,望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天云山,不禁神思飞驰,在有节奏的车轮滚动声里,沉入到所谓幻想境界去了。
“我想象着天云山当年闹革命的情景,想象着当年来开发天云山的年轻人们,我又望着那远处山岭上的古城堡遗址,想象着中国的悠久的历史。……”“你怎么知道那个古城堡? ”我被她的讲述,带到我当年生活过、工作过的
地方,不自觉地又问起她来。
“我在出发以前,就跟人交谈过,在车上,我也跟人谈过天云山。”周瑜贞瞥了我一眼,说:“我也看过天云山志,我知道那古城堡的历史。啊哟,你看,你又把我的话打断了!”
我没有吱声,只用眼色示意她再讲下去。我心里忽然隐隐感到一阵不安,我莫名其妙地意识到,这个姑娘大雪天跑来跟我讲这些,可能和我的某一段生活有关吧。
“正在我沉思的时候, ”她接着说:“车前面两人的谈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发现那位年轻的女学生和那位赶马车的,好象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靠在车上有意无意地听着他俩一直非常亲密地低声谈话。这时,我听见赶车的哈哈大笑了,他笑得非常爽朗天真。他对那姑娘说,‘小凌云,你也染上了这个时髦的毛病了,讽刺、挖苦、嘲弄我们生活中的某些现象,用一些最尖刻的言语,来表示自己的最新见解,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可是这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那个被叫做小凌云的姑娘难为情地一笑说,‘话是这么说,可一看到一些事,心里就憋不住! ’赶车的摇着头说:‘憋不住就严肃地斗争嘛!就从自身先做起嘛!就把劲头用到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上去嘛!’那姑娘咳了一声说,‘叔叔,有几个能象你呀! ’赶车的又笑了:‘我算个什么,我只不过不喜欢垂头丧气,相信真理一定能战胜谬误罢了!’那姑娘把头向赶马车的肩上一靠,亲热地说:‘你这个怪叔叔啊!’
“我听着这两人的谈话,越听越感到惊奇,一个赶马车的怎么会说出这些话来?它既不是劳动人民的语言,也不象一个车把式的思想。
“我不由欠起身,歪头打量起这个车把式。这个人,年纪可能在四十到五十中间,他身上披了件破军大衣,那种大衣还是五十年代实行军衔制的产物,已经象是麻包布了。他头上戴了顶天云山区农民常戴的套头帽,一直压到两条漆黑的眉毛边上。他的脸从侧面看过去,轮廓特别分明,眼睛鼻子和脸型,使我想起我看过的一个希腊雕像。我越看越觉得这个车把式有点怪,我很后悔我上车时没有仔细注意他。
“这时,马车已经走到峡谷中了。这是通向天云山区的有名的大峡谷,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古城堡,就是从这个峡谷通去的。这个古城堡据说是明朝的一个大官僚地主为了防止农民起义修的,清朝时的地主,为了防太平天国的革命军又重新加固过。它现在还虎视眈眈,高踞于峡谷之上,仿佛还要继续封锁着天云山区。
“我无心思索这古城堡的过去和未来,我很想找个借口和这位车把式攀谈攀谈,可是,他和那个姑娘一进入峡谷,脸色都变得严峻起来,他俩紧紧靠在一起,望着前面什么地方,仿佛不知道还有我这个人存在。我只能暗暗地观察他们,却找不到机会询问他的情况。
“马车快要驶出谷口的时候,这位车把式忽然朝马吆喝了一声,让马车停了下来。他先跳下车,那个年轻姑娘也跟着跳下去了,车把式回头朝我招呼了一声说:‘对不起,请你等一下,我们去去就来。 ’
“这正是攀谈的好机会,我忙陪笑说:‘你们要去很久吗?’
“‘不! ’他说: ‘一会就回来。 ’
“‘我能跟你们一道吗?’
“‘不!’他又是一个不,不过这回口气挺温和的:‘我们是去看一个亲人。 ’
“‘啊! ’
“‘今天是冬至节。 ’他解释了一句:‘我们是看亲人坟墓去的。 ’
“原来他们是去看坟墓的。我望着他们走进松林里,望着他那高大的时隐时现的身影,一种神秘的感觉强烈地刺激着我,他到底是什么人,他们现在又是去看什么人的坟呢?
“因为等待,感到很寂寞,山风从峡谷里吹过来,吹得我直打寒噤。我无聊地跺着脚,无目的的朝峡谷里望着,这才发现,峡谷最狭处,还有一个没有修成的水库坝址,乱石、泥沙、水泥块,到处都是,一股不小的水流,发出轰然的鸣声。
“一小时以后,他俩从松林里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位老乡。我不知道这些老乡是哪来的,也许他们住在松林里吧!那几位老乡和我们的车把式关系好象极为密切。他们在一起做着手势讨论着什么。到了近处,我才听清一位老乡说:
“‘你说得对!今年冬天,我们就要这样干了!公社大队不同意,我们也要做,一定要改田还林了。’
“‘你们拿着政策条文跟他们说。 ’我们的车把式继续给他们出点子:‘有的人,就迷信小本本,你们就用小本本跟他们辩。他们总是把群众的觉悟估计过低,他们可能以为你们还不知道现在的政策呢!’
“在车把式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有一位老乡忽然把一口袋东西交给我,又低低对我说:‘同志,请你把这收好,等到了天云镇,你把这个给他!现在你千万别说。 ’
“‘你为什么不当面给他?’我奇怪地问。
“‘他不会收的。他爱人有病,生活很难,可他又从不要人的东西。这是我们送给他爱人的。你快放好。’
“他也转身和马车夫谈心去了!
“我们又耽搁了半个小时,这才和老乡们告别走了。走了很远,我回头还看见老乡们站在那里。
“这情形更使我感到迷惑,也使我断定,这位车把式决不是一般的车把式,他和老乡间那种感情就不是一般的!我又望着坐在车前的他,这时,那小姑娘正靠在他的肩上,他们又在讨论着什么。我听见那姑娘说:‘我……我一看到爸爸的坟墓,我就想哭。我不光是哭爸爸,我是哭你!好叔叔,他们对你太不公平了。 ’那车把式摇摇头说:‘个人遭遇算不了什么。问题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再也经不起挫折了。’讲到这,他忽然回头望了我一眼,我装作看山景,他又回过头去和那姑娘讲起来,不过,这回声音小了,我只能断断续续听到什么‘为什么会出现四人帮,中国的历史包袱不轻……历史根源,社会根源……青年人的责任……’
“他显然是在回避我,这使我有点气恼,同时也使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他的来历摸清楚。 ”
周瑜贞讲到这里,喝了口水,我也早已忘掉我手中的毛线了,我非常想问他,这个赶马车的叫什么名字,可有种无形的东西阻止住我。我愣愣地靠在那里,等待着她的下文。
周瑜贞放下杯子,也沉默了一会。外面的风声凄厉地响着。我抬起头,无意中看到墙上挂着我和吴遥的结婚照片,吴遥那微微眯着的眼睛,望着我在笑。我赶紧把目光移开了。
“这大雪天,他们现在怎样了?”周瑜贞忽然轻轻地说。
“谁?”我惊醒过来。
“那个车把式啊! ”
“啊!你怎么不往下说了?”
“好!我往下说! ”她笑了笑,接着说:“下午五点钟左右,我们到了天云镇,这就是当年设过特区,后来又撤销了的地方。”
“天云镇现在还热闹吗?”我问。
“我不想形容它,因为我不知道它过去,也许它比当年要好些,但我总感到它还是简陋得可怜。那天,我们先到了镇上的供销社门口,这辆马车是给供销社拉货的,马车停下后,那位车把式才招呼我说:‘同志,已经到了!镇革委就在那边。 ’
“我提起旅行包,跳下了车,把老乡给他的口袋给了他,他接过口袋,叹息了一声,又把它放在车上。我望着他,可他头也不抬,和那小姑娘忙着解那些绳子,这时他又变成道地的普通的赶马车的了。
我迟疑了片刻,没有走。他抬头看看我,很奇怪我为什么还站在那里。我忙说:‘我还没谢谢你哪!同志,你贵姓?’
“‘我姓罗,叫罗赶车! ’
“‘罗赶车?’我反问他: ‘这不是你的真名字。 ’
“‘这个名字不好吗?’他说,笑了起来。
“我第一次正面看见他笑。他一笑,脸上就出现了一种特别纯真的表情。他那浓眉下的眼睛里,也蕴蓄着我很少见过的深沉而又善良的光采,使人一见就感到他有一种很动人的魅力。我再次断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赶车人。我想再问,可他已经扛起一个沉重的麻包,迈步向供销社走去。
“我走了两步,又忍不住回头看看。只见他正在吃力地走上台阶,他那压在麻包下面的高大身躯躬了下来,他那破大衣的下摆抖动着,他那套着一双破长筒皮靴的脚和腿,也在颤抖,发出一种吱吱的声音。我赶紧回过头来,一种酸楚的滋味,突然袭上我的心头。我想找那叫小凌云的姑娘问问,可她也扛了件小包,跟在他后面进去了。
“我只得怏怏地离开了,但他的影子始终在我脑海里萦绕。我在想,他是不是被整的干部?前两年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干部赶马车,那也是很普通的事。可现在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冬天了,一般说,受四人帮迫害的人,绝大多数早已恢复工作了,即使没有工作,也不至于还在赶马车、扛麻包。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居然有这种谈吐,有那种特别的风度呢?
“到了镇革委会,我先把我的来意说明了。镇革委会一个干部,看了我的介绍信,听了我的说明,连连摇起头来。他告诉我,当年天云山特区党委的材料,一部分在五九年撤销建制时运走了,还有一部分存在这里,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给烧光了,现在哪能找到什么当年的规划书?不过,他也给了我一个安慰,答应找找线索。
“这样,我就在一个小旅社里住下来了。
“天云镇的傍晚,还是比较热闹的。广播喇叭正在播送着关于落实政策的新闻,小厂矿的工人和周围的农民在街上来来往往匆匆走着,马车、拖拉机和人拉板车依旧川流不息,发出嘈杂的声响,这镇上的声响,似乎也反映了粉碎四人帮后的脉搏跳动。
“我洗了脸,孤独地坐在小木楼的走廊上,望着街道上渐渐稀少了的车辆行人,无意中又看见了我乘坐的那辆马车驶了过来。那个车把式裹着破大衣,手里捧着一本书,蜷缩在空了的车上,神情专注地看着书。那个小姑娘可能过于辛苦,趴在车沿上睡着了。没有人管的马,慢慢地朝前走着,它的蹄子敲在石板路上,发出了单调的得得声。
“我又一次出神地望着他,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又重新向我袭来。这时,正好有一位服务员走过,我连忙指着马车问她:‘那个赶马车的是什么人?’
“胖胖的服务员,随便看了一眼,‘啊’了一声说: ‘他啊!一个老反革命! ’
“‘老反革命?’我吃了一惊:‘他是……’
“‘他叫罗群! ’服务员说: ‘说来也怪可怜的。’谈到这里,大约是怕人说她同情反革命,丧失立场,急忙补了一句:‘可也是自找的,谁叫他那么顽固呢? ’”
周瑜贞讲到这里,我跳了起来,说了句“你等一下 ”,就跑到房里去了。我自己也不清楚我为什么这样冲动,我只怕我控制不住自己,我需要镇静一下。
我没有想到,她讲的是罗群!……
3我跑进自己的房里,匆匆打开一个箱子,从箱里翻出一个本子,一包照片,从许多照片当中我挑出了一张,捧在手上,眼睛也就离不开它了。
这是一张两人合照的照片,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青年,两人在周瑜贞讲的那古城堡上,互相紧紧靠在一起,眺望着远方,两人脸上都是青春焕发,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啊,逝去的青春啊!
五十年代初,当我还是革命队伍里一个十六七岁,梳着两条辫子的小鬼的时候,组织上把我送进一所学校里去了。说是要把这些嘻嘻哈哈的小丫头,培育成搞建设的专家。当时和我一道被送去的大都是解放区的子弟,有点文化,也有点实际斗争经验。我们都满怀信心地进了学校,一致表示,要做一个红色技术人员。
一九五六年,我们从技术学校毕了业,这时我们已经是懂得一些科学技术的大姑娘了。
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我和我在学校的一个好友冯晴岚,一道分到天云山区综合考察队。
天云山绵延数百里,莽莽苍苍,有峻峭的高峰,有湍急的河流,有原始森林,有丰富矿藏,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建设基地。当时,省里准备在这里大搞一下,所以不仅派了我们这些人来,还专门把天云山划成一个特区。
我们综合考察队,大都是年轻人,用当时流行的语言,叫“开始走向生活”。在学校关了几年的我们,一下到了这美丽的山区,就象自由自在的小鸟,简直快乐得飞起来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星期天,我约了冯晴岚去逛那古城堡。
我们两个一清早就出发了,那时的我,可不象现在。我爱笑、爱跳、爱唱,跟冯晴岚完全不一样。她是个沉静的,从容貌到性格都不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人。我呢,却是属于所谓“美丽活泼而且骄傲”的那种类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俩成为好友。
我们一出天云镇,就碰上了我们队的政委。这是一个古板的人,一天到晚要训斥知识分子,好象知识分子一天不训,就要走上邪路。当时我们都讨厌他,为了避免被他撞见,我拉着冯晴岚钻到竹林里。虽然是秋天,竹林里仍旧绿森森的。我一头跑,一头暗暗地笑,没想,在转弯处一头撞到一个人的身上!
这人给我撞得哎呀了一声,我猛地一抬头,只见一个高大的年轻人,被我撞倒在地上。他愣愣地望着我们,我也惊愕地望着他,他大约正在躬着腰打猎,冷不防给我撞倒了,一杆猎枪却紧紧抓在手里。
我先是发愣,后来,忽然噗哧一笑,我一笑他也笑了。我见他坐在地上笑, 样子有点滑稽,忍不住大笑起来,他见我大笑,他也大笑了。还是冯晴岚不过意,
讲了我一句,我才止住了。
“你们这两个疯姑娘,干吗这么跑?藏猫子吗?”
他拍拍身上,站起来笑着问。我把嘴一噘,还了他一句:“你把我们当小孩吗?”
“不敢! ”他说,打量着我们:“你们是……”
又是冯晴岚,她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他一听更乐了,“好家伙,你们是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嘛! ”
“别扣帽子! ”我说,严肃起来:“我们都是从小就受党的教育的,什么叫党的领导,比你清楚! ”
“好厉害, ”他说:“我们讲和吧。你们想看看那古寨子,我来做你们的向导,欢迎不欢迎?”
就这样,他把猎枪一背,和我们一道上古城堡去了。
他走在我们前面,步子又稳又快,我和冯晴岚在后面,悄悄地议论他是什么人。冯晴岚说他是搞后勤的,理由是他象个转业军人,最近来了一批军人在搞后勤。我说他象是森林采伐工人,理由是他脚上穿了双长筒靴,而且有猎枪。可我们又觉得没有把握,因为他身上还有我熟悉的某种气质,而这种气质又不是一个普通工人所具有的。
我们就这样在背后叽叽咕咕,不知不觉随着他走到了城堡的大门。
这个所谓古城堡,原来是一座空城墙,而且大部分是用石头垒起来的,有的地方已经完全倒塌,只有我们进去的门和一个箭楼,还完好地保存着,这里有许多石碑、石刻、砖雕。
我和冯晴岚对这些玩意都是十足的外行,看了几眼就兴趣索然。可我们的义务向导,倒是看得聚精会神,很仔细。他看着看着,就掏出本子记起来。冯晴岚指指他悄声对我说: “你看,他还在抄呢。 ”
“这破古城堡上的东西,有什么抄头。”我说,并不放低声音“都是些封建的玩艺! ”
“首先,这不叫城堡!”义务向导忽然回头笑着对我说:“本地人叫寨子,其次,别小看这封建的东西,它对我们也有用处。”
“屁用处!”我因为他纠正我,有点不高兴,便粗鲁地回了他一句:“老顽固们才喜欢它呢! ”
“你这个小鬼呀!”他老气横秋居然叫起我小鬼来了,他说:“第一,这上面告诉我们,顽固守旧的势力非常之大,每一次人民要求变革,它都千方百计把你镇压下去,它封锁着天云山区,阻挠一切新的进步的势力进入,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对这点,可不能小看它!了解这个过去,可以分析我们的现在。第二,它又大捧特捧他们的所谓日月光华,汉唐盛世,好象中华民族的文明,早已到了顶点,人们不需要再创造,只要把他们已有的拿来夸耀夸耀就行了。这是很甜蜜的毒剂,你看这上面写的!”
他把我们引到那些石碑面前,给我们讲解着。这是,他不象后勤兵了,更不象森林采伐工,而是象一个很有修养的学者了。
这个发现很使我惊奇,我忍不住重新打量他,揣摩他到底是什么人,而当他那很吸引人的眼神注视着我的时候,我忽然不敢正视他的目光了。
第二天,我们才发现他原来就是我们的新政委,原来的政委被调走了。
新政委一来,完全改变了老政委的做法。他首先处理了一个骂工程师的政工干部,不但让他向工程师道了歉,而且给各队发了通报。接着又召开了全考察队的党员大会,在党内开展了形势和任务的讨论,要全体党员明确认识: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搞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党的中心任务,党员不能甘当外行,更不应以大老粗为光荣。不久,又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给在天云山区考察有功的人挂上了红花,让他们骑上马,他自己带头为我们的总工程师牵马,在天云镇绕行了一周,引起了天云山区大轰动。
新政委不仅在队里大刀阔斧,他还把特区郊区的一位区委书记也动员起来了。他让区委书记请一些老人给我们讲天云山的历史,讲革命斗争史,又让熟悉情况的群众给我们指路,参加考察。他又派出一些技术人员给农民讲科学种田,甚至还把几个女队员派下去当教师,在农村办起学校来。
这样,在天云山区,从科技人员到工人,从地方干部到农民都动起来了。我们很快就找到了矿藏、森林,那大片的原始森林里蓄积了大批名贵树种和经济价值很高的植物。在大森林边缘的金沙沟,我们找到了煤,和非常有希望的有色金属矿藏。与此同时,水利地质组又找到了一个优良的电站水库坝址。
在发现这些资源的同时,我也进一步发现了我们的新政委。他那大刀阔斧的作风,火一般的热情,生龙活虎的性格,都使我在内心里暗暗倾倒了。我发现我自己的眼睛,只要见了他就在他身上转,他一走到我面前我就心跳,跟他讲话,没开口脸就红了起来。
二十多岁的我,第一次出现了爱的萌动!
但是我们谁也没有说破,我甚至还不知道他心里究竟有没有我呢。
这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五七年初春。
我清楚记得,那是四月初的一个傍晚,我们队为了具体制定综合开发计划,又一次被集中起来,那位和我们的新政委成了知己朋友的区委书记也来了。吃过晚饭后,同志们都聚集在我们帐篷前面的草滩上嬉戏。我呢,虽然也跟同志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但总感到心神不定。绿茸茸的草地,哗哗的流水,芬芳的空气,温暖的春风和不知哪里传来的悠扬的笛声,都使我心灵颤动。
同志们又在学骑马了,我从来没骑过马,对它也没有兴趣,就悄悄地从人群里溜出来。我很奇怪,一向在工作之余最爱玩耍的新政委,今天怎么不见了?他会到哪里去呢?
我沿着河边信步往前走去。春天的晚霞,倒映在河水里,发出颤动的闪光。我望着河水,又望望河边的小树林,摘了朵小黄花,放在鼻子上嗅着,漫无目的地徘徊着。
忽然,在一棵大树后面,传来了说话声。我斜眼望过去,原来是我们的新政委和区委书记,他俩躲在这里谈心呢。
我听见区委书记略带沙哑的嗓子说:“你说的对,有的人官大了,架子大了,他话里的真理价值似乎也就大了。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现在这还是个苗头。 ”我们的新政委说:“假使再发展下去,那就严重了,它肯定会影响我们的建设事业!”
“现在已经在影响了! ”区委书记说:“前天特区下命令,要我们今年一定要种三万亩双季稻,我顶了他们,说这是瞎胡闹,马上一顶‘要搞独立王国’的帽子就飞来了。 ”
“扣帽子也别理他,这个山高水冷的地方能种那么多双季稻?”
“难啦!”区委书记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我听到这里,想抽身走了,两个领导干部谈这类问题,是不应该听的,可我刚要走,忽然听见区委书记又说:
“你知道吗?对你阁下的议论也不少啊! ”
“啊! ”
我停下来。对他的事,我情不自禁地想听个明白。
“说你在这里,搞的是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路线,你压制了政工人员,还有你搞的什么形势和任务教育,据说,这些都是很成问题的!”
“管它呢!有些人就是靠议论别人搞小动作为业的,我们跟他们拍子跳,就得把自己变得和他们一样卑下。”
“你的前任大概也有一份功劳,他已经提为组织部长了。 ”
我刚听到这里,我们几个队员从那边跑来了,区委书记和他也站起来了,我怕被他们发现,也急忙转身走了。
他们这场谈话,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时的我,以为这些政治上的问题,都是党和上级的事,我们这些普通党员,只要响应号召就行了。所以,我看他们都向营地附近走去,我也从另一条路上赶了回去。
离营地很远,就听见一阵欢笑声,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清脆地响了起来,我抬头望去,只见有几个人在那边跑马。
原来,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一直在玩骑马,我到了营地的时候,小伙子们已经都骑过了,他们又向姑娘们起哄,要她们也来一下。他们一见我,也把我拉住,把我们几个从来不敢沾马边的姑娘包围起来,硬要我们上马试一试,说这是工作需要。几位姑娘都大着胆子骑上去了,连冯晴岚也骑着马走了一圈,只剩下我一个,怎么也不敢上。小伙子和姑娘们越起哄,我越不敢上,我越表现胆怯,他们就越起哄,搞得我满脸飞红,非常狼狈。
正在我下来来台阶的时候,突然我看见我们的新政委一纵身跳上了一匹马。他勒着马在我身旁转了一圈,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猛地一下把我提到了马上,紧接着他又跳了下去,哈哈大笑着把缰绳抛给了我。我呆呆地坐在马上,只听周围响起了一片掌声,我定了定神,觉得骑在马身上也很平稳。马踏着小步在原地走着,我不觉胆子也大起来,望着政委,感谢地向他笑笑。为了表示我现在不怕了,我还把身子一挺,把马缰一收紧。谁知我这一个动作,马以为我是下达命令,它昂起头,一声长嘶,尥开蹄子飞奔起来。
这下可真把我吓晕了,我紧紧伏在马鞍上,只觉耳边风呼呼作响,也不晓得被马带到什么地方,眼也不敢睁,头也不敢抬。过了好久,马忽然停住了,只听一个人喊: “宋薇同志,宋薇同志。 ”我一睁眼,这才看见政委已经站在我的马旁边,他紧紧逮住马头,他和马都已站在悬崖边上了。
这时,我已顾不得什么难为情了。我一下就滚下马,落到他的身上。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放在地上,我还没从惊骇中醒过来,怔怔地望着他,拉着他的手不放,好象一松手,马又会把我驮跑似的。
等我们住回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
山区的春夜是迷人的,清辉的月亮高高挂在天上,挺秀的山峰都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朦朦眬眬的薄雾。
这夜晚的幽静的迷人景色,加上饱含着兰花芬芳的空气,使我深深感动了。我情不自禁地想和他靠得近些。我忽然觉得,正是这匹马,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一反往常见了他就脸红的态度,一再引他讲话,请他讲他的经历、见闻和对许多问题的见解,我也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我们之间原来又相同又那么不同,相同的是我们都是在革命的怀抱里长大的,不同的是我的经历太平淡了,而他,虽然只比我大几岁,但是却饱经了沧桑。他小时候跟父亲住在北京,父亲牺牲后,他又到了延安,并且还被送到国外,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回到国内。
我听他讲着经历,望着他那在月光下显得特别英俊的脸,望着他那浓眉下的闪光的深邃的眼睛,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我的脚步有些发飘。有时我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我就紧紧拉着他的膀子,他的健壮的膀臂接触到我的怀抱,使我浑身颤栗起来,我不自觉地靠紧了他,我们停止了谈话。
我觉察到我的失态,我满脸发烧。我松开他膀子,再也不敢看他的眼睛了。
但是,我感觉到他正在动情地凝视着我。
大白马不明白我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它把头昂起来,呼噜了一声,站住了。林里的鸟儿都为之惊叫起来。山林里没有一丝风,芬芳的空气浓得象酒。我低着头慢慢朝前走着,我们两人一时都没有说话。我感到这种沉默是危险的,但是这种沉默,却使我有一种醉酒似的甜蜜。
我们都不想打破这种沉默。
不知什么时候,月亮被一片云儿遮住了,周围的景色格外朦胧起来。大白马已经不管我们,自个儿慢慢朝前走了。它的有节奏的蹄声,朝着一条小溪边响去。我们时而靠得很近,时而离得远些,我们还是不声不响,一直到了一条小溪边,我们才不约而同停了下来。
溪水淙淙地响着,泛着微光。马儿停在那里,我知道我们已经离营地不远了。我不知道他此刻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一句话不说?我忍不住回过身来,抬头望着他,我看见他也正在俯视着我,虽然在暗中,我们的眼光还是象电光一样碰着了。这眼光比千言万语都说明问题。忽然,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向他伸开两只胳膊,他一下子把我搂了起来。
我们热烈地吻起来了,我们还是没有说话。过了好久,他忽然把我抱上了马,他自己也骑到马上来,我们就那样让马儿信步走去,我们望着茫茫的夜的山林,我紧紧贴在他的身上,我听见我们的心,都在激烈地跳动……
我们回到草滩营地时,已经很晚了,同志们还没有散去,他们见我平安回来,都非常高兴地围了上来。当我和冯晴岚拥抱时,我忽然在她耳边轻轻说了句:“感谢那匹大白马,它把我带进了幸福的乐园。”老实的冯晴岚也一下明白了,她反过来把我紧抱着,热烈地小声地说:“我祝福你,你找到的是真诚的火热的心! ”她为我流下了快乐的眼泪。
永生难忘的那个夜晚啊,这第一次的最纯真、最热烈的爱情,在这以前没有过,在这以后也没有了!
我哪里会想到,在这一年的五月里,我被调到省党校学习,竟成了我们的永远分离。我更没有想到,在这以后,我会嫁给我曾经很讨厌的考察队的原政委,后来成了天云山特区党委组织部长的吴遥。
4思绪就象这窗外的雪片,绵绵不断,手上的照片,却又象一团火炭,从手上一直燃烧到心里。一股冷汗沾湿了我的内衣,我忘了周瑜贞还在外面,呆呆站在房里,茫然地看着这铺陈华丽而又俗气的卧室。我还没有来得及思索这以后所发生的事,周瑜贞喊了一声“宋大姐”,走进
房里来了。
我飞快地藏起了照片,赶忙请他坐下来。
“我正讲着,你怎么跑到房里就不出来了?”周瑜贞大声地嚷起来了。
“我想添件衣裳,客厅里太冷。”我只得扯了个谎。
“这房里我看更冷。 ”周瑜贞不无讽刺地说:“好华丽的房间,对比真是太强烈了! ”
“跟什么对比太强烈了?”
“跟那车把式的家! ”
“啊?你到他家里去了?”
“去了!不仅去了,还做了客呢! ”
“那你讲讲吧! ”
“我本来就要讲到了嘛!”她说,在吴遥常坐的那把有丝绒靠垫的软椅上坐下来,还挖苦地问了句:“能坐吗?”
我只能苦笑了一下,对这个跟我们有特殊关系,又是这样性格的人,我有什么办法呢!
为了表明我真是要添衣裳,我披上了大衣,坐到她的对面,她又开始讲起来。
“当天晚上,我没有打听到什么,第二天早晨,因为想起自己的任务,也就把这事丢在一边。吃过早点,我又到了镇革委会,打到了昨天接待我的那位同志。他告诉我,他想到了一个线索,他给我写了封介绍信,要我去郊区小学,找一个叫冯晴岚的老师,据他告诉我,她是当年在考察队工作的。”
周瑜贞讲到冯晴岚,又使我震惊了一下,但是我没有动,也没有打断她,我俯下头,托着腮,听她讲下去。
“我拿了介绍信, ”周瑜贞继续说:“问了一下路就出发了。
“这天天气倒是晴朗的,但是却很冷,我把围巾紧紧围在脖子上,迎着风低看头朝前走着。刚出镇,一辆马车从我身边驰了过去。我抬头一看,又是那辆马车,罗群和那个小姑娘照旧坐在车上。他们也看见了我,那小姑娘用手朝我指指,罗群也抬头望望我,我不自觉地扬起了手,可他们已经渐渐跑远了。
“这个怪马车夫,怎么老是和我碰面?我心里这样想。
“出镇几里,在一个村子旁边的河边上,我找到了学校。
“学校已经放了寒假,没有人。我按照人家指定的路线走到学校后面,这才看见有两间用山茅草盖的房子,墙是一些树皮和泥糊起来的,门外有一片小场地,两棵青翠的杉树,对称地长在那里,给这简陋得可怜的茅屋增添了不少生气。
“我没走近房子,便看见两个小学生,惊惊慌慌地从房里跑出来。他们看见我就喊起来:‘我们老师……她……’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问:‘你们老师怎么啦?’一个较大的学生说:‘她犯病了,她正在给我们补课,一下子就晕倒了!’我一听三步两步奔进房里,只见还有几个小学生,围着一个俯身倒在地上的女人哭。那女人面色苍白,双目紧闭。我一看也吓坏了,忙向小学生们摆摆手,要他们安静。我俯身下去,抓住她的手试试她的脉搏,又听了听她的呼吸。脉搏和呼吸都比较弱,我判断不了她是什么病,可是我不能让她躺在这冰冷的地上,我小心地把她抱起来,由学生协助,给她扶到床上,盖上了被。
“我考虑是不是要找医生,但我不知道在哪能找到医生,我决定先让病人安静地休息。我把小学生们领到门外,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小学生七嘴八舌告诉我,老师正给他们补课,一下子就从凳子上跌到地上。我又问一个较大的学生,她从前是不是也犯过这样的病。这个同学说她从前也犯过,有时很快就好了。我估计可能是一种老毛病,便又回到房里,进一步观察她的动静。
“我到床边再看看她,她眼睛虽然闭着,但呼吸平稳得多了,脸色也不象刚才那么可怕了,看来危险性不大,我便端了张竹椅子,在她床前坐下来。
“我环顾了一下室内,这才注意到,这是一个简单得可怜的家,房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除了她现在睡的一张大床,和那个小间里的一张小木床还算是比较完整,其余桌子、凳子都是七拼八凑用什么板子钉起来的。房里边一个堪称窗户的东西也没有,只有几个小方块洞,钉了几根木条,装上拼凑起来的玻璃。现正射进几束使人倍增寂寞的光。但是使我惊讶的,在这个破旧房里,书却很多,密密层层,一直从地上几乎堆到屋顶;书也没有橱,是用一些木板,一层一层钉上去的架子,遮满了整个山墙。
“这又是个怪人!我心里这样想。她物质生活这么贫困,而精神食粮倒是如此丰富!这位冯晴岚为什么一个人蹲在这山沟里?她难道就是孤身一人?
“我转而仔细观察起她来,我这才发现,她是那种所谓猛看一般,细看却非常吸引人的人。她那本来苍白现在已略带红晕的脸,她那秀气的眉,端正的鼻子,加上乌黑的头发,都使她具有一种特别的恬静美。她不象你宋薇大姐鲜艳丰润,但她却象那水仙,亭亭玉立,自有一种淡雅高洁的天然风韵。
“她的实际年龄我很难判断,也可能是三十七八、也可能是四十出头。有一些女同志,正是到了这种年龄,才显出她的风采,使人难以看清她的岁数,她大约就是属于这种人。
“我望了她一会,她动了动,我替她把被子掖好。一抬头,忽然看见靠床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这是一张英气勃勃的年轻人的照片,我不由仔细看起来,越看越觉得这张照片上的人很面熟,我看着看着猛然想起,这正是那个叫罗群的马车夫兼反革命的照片。
“我吃了一惊,难道她是罗群的……
“就在这时,她睁开了眼睛望着我。我轻声问:‘你好些了吗?’她点点头。这时,一直在门口张望的学生们,一下子都跑了进来。这些学生,对这位老师的感情大概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看见老师醒过来,有的高兴的笑,有的激动得哭了。她伸出一只手,在一个小孩头上抚摸了一下,用微弱但很清晰的声音说:‘哭什么?我……我不要紧的,你们先回去吧,好好在家温习功课。’学生们还是舍不得走。我问她要不要找个医生来,她摇摇头说:‘不用,我知道我自己的病,过一刻就没事了。’她又催学生们回去,等学生们走了,她才又一次打量着我问:‘你是从哪来的?’我说:‘你先别多说话,等会儿再讲吧!你要喝水吗?’她点点头,我在墙脚下找到一个竹壳水瓶,给她倒了杯水。
“她喝过水以后,抱歉地微笑了一下说: ‘难为你了! ’
“她挣扎了一下,坐了起来,我帮她拿了个枕头垫在后背。她用手拢了一下头发,又问我是谁,从哪里来的?我告诉了她,她多少有点惊讶地望着我。我赶紧把我的来意说明了,并把镇革委会的介绍信递给了她。她看看信,‘啊’了一声说:‘总算有人又想起天云山区了。 ’我说:‘是的,天云山白白过去了许多年,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悲剧, ’她几乎觉察不出地颤抖了一下,用她那带有疑问的眼光望着我。
“‘为什么不是呢?’我说,不自觉地象在你家里一样,滔滔不绝发起议论来。我议论的那些观点你是清楚的,她在我讲话的时候,只是静静地听着,可是我发觉她眼里的疑虑神情逐渐消失了,终于对我的某些比喻点了点头,脸上也出现了笑容。并用低低的声音问我:‘你还是第一次见我哪!就敢议论这样一些大事?’
“‘为什么不敢呢?’我又激愤地讲起来,‘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戒备?这正是我们政治生活不正常所造成的恶果,这种现象,应当彻底消灭! ’ “‘看来你倒是个很爽快的人! ’她说:‘你是哪里人?’
“我告诉了她。
“‘你是哪年来这个地区的?’她又问:‘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我知道她还是想进一步考查我,处在她这样的环境,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解除她的疑虑,我索性坐到她的床沿上,把我的底全部亮了出来。当我讲到
我的父亲的时候,她的眼睛亮了,她说:‘你的父亲我听老罗说过,他在前几年
遭的罪也不小。 ’
“我知道她说的老罗就是罗群,我故意问:‘老罗是谁?’
“‘他吗,是我的爱人!’她说,眼光里霎时露出一种温情的微笑,她还用手指指那张照片, ‘你看,就是他! ’
“‘他……’
“‘他去赶马车去了。’她见我想问,便直言不讳地说。
“‘他为什么……’
“‘为什么?’她重复了一下,嘴唇动了动,想讲,但又改口说:‘你不是来要天云山的资料吗?’ “‘是啊!’我说。其实我现在想了解她和罗群的秘密,比要知道她有没有资料的欲望更强。但是我不能硬逼,我们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啊!“‘原来的资料我这里没有。’她说,又低下头思索了一会,然后才说,‘不过,我这里倒有一些关于天云山的稿子,你愿意看看吗?’
“我一听,当然非常高兴,我问她是什么稿子,属于哪方面的?她抬起手,指指靠东面墙上一块用木板钉起来的地方。她说:‘麻烦你,你把那块板子推开,里面有一个包,你把那包裹拿来 ’我按照她的指示,把那块看来象是堵洞的板子推开,里面原来是个夹墙,夹墙中间有个用红布包起来的包裹。我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只觉得很重,我把这包裹捧着,送到她的手上。
“她接过包裹,很珍重地把它放到被子上,用手抚摸了一会,这才解开绳子,把红布打开,里面露出几十本整整齐齐装订得很好的本子,她从这许多本子中,抽出四本交给了我,说:‘请你看看,对你们是不是有点用处?’
“我惊疑地接过这些本子,打开第一本封面一看,只见扉页上工整地写着:《天云山区的改造与建设》,下面还有一行字:‘献给未来的天云山区建设者们’。再看看目录,目录上的题目,几乎把天云山区所有问题都接触到了:历史沿革、地理概况、资源分布、规划设想等等,应有尽有。看来是一部著作的原稿。我急于想看到它的内容,顾不上去问她,便捧着它走到那小窗口的破桌子上,读了起来。
“我是带着疑惑和好奇打开这部稿子的。但是当我接触到它的内容,很快就被一种震惊和喜悦的心情代替了。我一口气读完了前面的导言和几个章节,我已经十分明白,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著作,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占有的资料全面性,而且在于它的严格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也不仅是表现在自然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会方面。它深刻地剖析了天云山区的历史,总结了它在解放后的曲折道路,通过天云山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我读着读着,感到一股热力直冲脑际,我回头看看冯晴岚,她的一双水莹莹的眼睛正在仔细观察我的反应。
“我们的眼光碰着了,我们都在一刹那间明白了彼此的评价!
“‘读完了?’她颤声地问。
“‘没有!我只读了几章,它已经把我征服了! ’
“‘是吗?’她问,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的笑容在她脸上弥漫开来。我见她怀里还抱着一堆本子,我问她:‘那些本子都是吗? ’她点点头说:‘这也是稿本,但这些是属于另一类的。’
“‘另一类?’我跑到她床前,又翻看了那些本子,原来这确实又是另外一部著作,它的总题目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下面又分册写着《读史笔记》、《科技与中国》、《农村调查》、《论四人帮产生的背景及其教训》、《天云山下随感录》等等。
“老实说,我被惊呆了,不是我亲自碰上,我是怎么也不相信的,难道在今天,真有在这个破旧、贫穷的房里,用全部心血,排除一切干扰,把自己的血汗凝结成为著作的人么?而这个人又是谁呢!我不禁抓住的手激动地问,‘晴岚同志,这些都是你写的?’
“冯晴岚摇了摇头,眼里又一次出现了那种动人的温柔的光芒。她又抬起头看着罗群的照片。
“‘是他写的?’我惊讶得跳起来。
“‘是的!’冯晴岚说,眼睛还没有离开那照片,大约是多少年的苦辣辛酸涌上她的心头,她的眼帘垂下了,两颗泪水珠儿浮在她长长的睫毛上,终于掉了下来,滴在那包稿子上面!
“我被她的神情深深打动了,我也感到一阵心酸,我情不自禁地半搂着她,低声在她耳边喊了声:‘大姐!能把你们的事跟我说说吗?’
“冯晴岚拭掉眼泪,咬着嘴唇,没有吱声。
“‘跟我讲讲吧! ’我仍旧搂着她央求:‘也许我能尽我的一份力量。罗群究竟是怎样被打成反革命的,你们是怎样结合的?你们这些年的生活又是怎样度过来的?他这些著作是怎么写起来的?’
“也许是我一下提的问题太多,使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也许她暂时还不想讲。她叹了口气,反过来抓住我的手,恳切地说:‘我很感谢你,小周同志,粉碎四人帮两年了,你还是第一个来的半官方客人。关于我们的事,说来话太长了,而且我不想给你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假使你有兴趣,你可以在这里住下来,把罗群同志的这些著作读一读,在这些作品里,有他的全部思想、境界、情操和对政治的见解。读过以后,你再作出自己的判断!那时,我再把我们的经过,讲给你听,你看这样可好呢?’
“‘那太好了, ’我说:‘这也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罗群同志晚上回来吗?他为什么又在赶马车?’
“‘回来。 ’冯晴岚说:‘他这个人就是这么个脾气,他说我近来身体太弱了,他要给我买些东西补补,瞒着我请求供销社让他去赶一阵子马车。我知道了,拦也拦不住。不过,下个月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再去了。’
“‘你们生活很困难?’我问。
“‘不谈这个吧, ’她说,掀开被子下了床:‘我这里有一个小间,是我们的养女小凌云住的,你就在那里看吧,我去做饭。’
“‘我给你做好了, ’我说:‘你刚好一些,不能……’
“‘不要紧的,你放心,我一定要活着看到他的问题解决。 ’
“她把我领到那间小房里,给我拿了杯水,让我在那看起来。
“这样,我整个身心便投到罗群的著作中去了。我忘却了远远近近奔腾而来的松涛声,也听不见小河的哗哗流水的音响,我的思想跟着罗群的思想飞驰起来。
“我读着他火一般的热烈语言,具体而又深刻的思想,独特而又容易理解的见解和豪放的纵横古今的议论,我简直不能想象,这是一个顶着反革命帽子,要用赶马车挣来的钱补助生活的人写出来的。我忽然感到,我自己平时自以为思想激进,能够大胆地发表议论,以尖刻嘲弄为能事,瞧不起别人,把别人都当作思想僵化的保守分子,其实,我自己是多么浅薄啊!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我进行过什么研究?对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我又知道多少呢?而他则是博大,精深,尖锐而又实事求是,只有那些对问题进行过深刻的研究,对生活进行过细致的观察,对党和人民充满着热爱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也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这样的人,现在还在蒙着不白之冤,这简直是我们的耻辱!“我就是这样,一面读一面感慨。“傍晚时分,我听见门被推开了,一阵急促的很响的脚步走进冯晴岚同志的
房里。我知道这是罗群回来了。“我从我这个小房间的半开着的门望过去,只见冯晴岚站在那里,充满热爱地望着罗群,罗群大步靠近了她,象怕碰破对方似的轻轻上去扶着她,连声问:
‘今天好吗,让我看看。 ’冯晴岚笑着推开了他说: ‘我很好,我告诉你,今天 … … ’罗群不听,仍旧把手扶在她的膀子上,让她坐下来,那份温情劲儿,倒是少见的。他说: ‘我的小圣母,你这双眼睛啊,你坐好,别动! ’冯晴岚说:‘我要告诉你 … … ’罗群突然把一个纸包亮了出来,把它递给了冯晴岚。冯晴岚疑疑惑惑地望着那纸包。他说: ‘你打开嘛!’冯晴岚微笑地拆开纸包,原来是一件素花布衣料。冯晴岚站起来,嗔怪地说:‘你买这个干嘛!你自己还没有棉衣呢!’罗群不管,他把那衣料拿过来抖开,披在冯晴岚身上,一面说:‘你看看,颜色还可以吧?’冯晴岚摸摸那衣料,摇着头,罗群以为她不要,带点难为情地央求说:‘晴岚,你再推却,我可不高兴了,你我在一起生活快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没有你,别说那些著作,就连我本人,恐怕也……我和小云吃的穿的用的看的一切都是你供给的,你把精力、经济,全部……’罗群说到这里,冯晴岚急了:‘你今天怎么啦,干吗说这个?’罗群叹了口气;‘二十年,我连一根线都不能买给你,现在我连件棉袄也还买不起,只能给你买件面子。你看你那棉衣,我再粗心也能看出来,那不是棉袄,那是披在身上的瓦片。你现在身子弱,哪能……’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我看出他是在强行压制自己的感情,他用玩笑的口吻结束说:‘这是个马车夫的礼物,也是我们结婚十九周年纪念。’
“冯晴岚被他说的眼圈红了,她什么也没说,一下伏在他的怀里,他轻轻抚
着她的头发,就在这当儿,他看见了我……”
周瑜贞讲到这里,突然停止,因为我桌上的闹钟当当地响了起来。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5深夜里的钟,象敲在我的心坎上。周瑜贞的叙述,使我心里象倒翻了五味瓶,我埋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在等待着她继续说下去,我要知道,他究竟是什么问题?要知道冯晴岚是怎么和他结合的,我还要知道为什么他的问题没有人提起,也不见他的申诉?
现在的天云镇,已划给了这个地区,而我又调到这个地区,他知道不知道我
现在的工作呢?但是周瑜贞不说了!我不觉抬头望望她,她也正在望着我。我忍不住问:“你为什么不讲了?” “还讲什么呢!”她象男人那样耸耸肩,做了个手势说:“那天晚上,除了我
们,还有许多老乡打着火把来了,我从老乡和他们相处的感情里看出来,正象他 自己后来对我讲的,‘有人把我开除了,但是我认为革命没有开除我,人民没有开除我,我自己更没有开除我自己。’对这样的同志,我还讲什么呢?我真不明白,你们的组织部,为什么对他的申诉就是置之不理!”
我忍不住跳了起来,急促地反问:“他有申诉在我们组织部吗?”
“有! ”周瑜贞硬梆梆地说: “有三次! ”
“三次?”我更为惊讶地叫道。
“一次是七七年元月,一次是七七年十月,还有一次是上个月,可你们只字不予回答。 ”
“有这样的事?”我惊慌地说:“我怎么没看见?”
“是你没看见,还是不愿意看呢?”周瑜贞说,脸色变得越来越严厉了,她的口气简直象在审问我:“我认为你们是有意压制。 ”
“瑜贞,你误会了!我……”
“我误会了? ”她反问我。忽然跑到我面前,紧紧抓住我的膀子连声问:“我们别再弯弯绕了,我问你,你在人家困难时刻,为什么要抛弃他?你们相爱时那么热烈,为什么一下子就断绝了来往?你轻率地就把自己心爱的人扔了,你扔的真是右派?右倾?反革命?我认为你是扔掉了一颗最宝贵的心!”
周瑜贞这突然的连珠炮似的质问,象一根根棍子猛击在我的身上,我满脸通红,好象被人扒了衣服。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猛地推开了她。在我这个年龄,在我现在的身份,尽管是周瑜贞,我也难堪得受不了啊。
可是周瑜贞还是不放松我,她紧紧拉住我,又把我按到椅子上,还是不容情地问:“你,你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做啊?”
我被她按住,我重新低下了头,我没有吱声,我也无法回答。
我该怎么解释我自己的行为呢!
我想起当时的情况。那时的历史环境,和我们那一代人的思想,远不是今天的周瑜贞所能了解的。那个时期,象我这样的人,都是最真诚地把政治当作第一生命,对党组织说的话,是绝对神圣不容怀疑的。那时我们常说,为了党为了政治需要,可以牺牲一切,也绝对不是假话。既然生命都可以牺牲,又何况个人的痛苦!
当时我们毕竟是年轻啊!
我们是既天真又幼稚,那时又哪里有自己的正确的是非观念呢!我们嘴里天天讲政治,其实我们又何尝懂政治,我们天天讲党,我们又懂得什么是党?我们有的倒是政治上的虚荣心,有时候,这种虚荣,这种害怕犯错误,挨批评,害怕被孤立、被人瞧不起的感觉,非常强烈,这其实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自己却认定是应当如此。正因为这样,有那么一些人,就以党的身份在你面前出现,他们说他代表组织,而我们也就把他当成组织,尊重他,服从他,甚至压制自己的痛苦而坚决照办。
这在当时,我都认为是天然合理的。我们哪里敢想什么“要独立思考? ”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既无办法也无能力去思考问题,因为我们对实际生活知识那么贫乏,学习又是那么差,不光自己不学,对别人看书,只要不是规定的符合正统的,我们还很反感呢!我自己就是只学习一点上级布置的东西,很少学习和研究其他,在部队是如此,在学校也是如此。在综合考察队的一段生活,因为罗群的批评,有所改进,但我很快又被调进党校了。
那时的我,和现在的周瑜贞是不能比的。
但是,要说我是轻率地就决定离开他,那也不是事实。我记得当吴遥代表特区党委到党校通知我,罗群已成了党的敌人——右派分子,而且在生活作风上也有严重问题,要我和他划清界限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晕倒了。我一直睡了三天,一直到第四天,吴遥和党校支部跟我谈话,要我表态时,我才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跟罗群一刀两断,表示一定站在党的立场上,和他彻底划清界限。这是在这一天,我给罗群写了封表明自己态度的信,从那以后,我就在心里埋葬了他!我在人前固然不提他,别人也从不在我面前讲他的事,我甚至都没有问过,他为什么成了右派?他的右派行为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
我知道的关于他的消息,最后一次是在五九年,那时我早已调到另一个市,搞政治工作了。一次,吴遥忽然来告诉我罗群的问题又升级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问题严重得很,可能要逮捕。同时,他又告诉我,冯晴岚来了,是来劝我和罗群恢复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冯晴岚竟然来劝我和罗群恢复关系?我认为她简直是疯了,我认为还是不见的好。后来我听说她流着泪走了。我拒绝了冯晴岚,也就是最后一次拒绝了罗群。从那以后,关于他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消息可以隔绝,决心可以下定,理智也可以战胜情感,甚至可私自庆幸,没把我自己拴在他身上。但是心灵毕竟是不能长久欺骗的!烙印是不能消失的,第一次的纯真的爱是忘却不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和吴遥结婚后的生活,罗群的影子不时又暗暗在我心灵深处浮起,一种失去最富贵的东西的隐痛,也时而揪人心肝似的发作。这种情形,有时不是一句“他是右派”就能压制得住的,虽然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对他的处理的正确性。
这前前后后的经过,我无法向周瑜贞说明。我不能替自己辩白,也不能解释我的思想感情。我红着脸,呆呆地望着周瑜贞,我现在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急想知道他的所谓罪行到底是怎么样的?文化大革命教训了我,我不能那样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合理的了。
然而周瑜贞不愿说下去了,她只说:“希望你明天查一查他的申诉,不管他和你的关系怎样,就是我们从来不认识的人,我们了应该关心啊!至于其它情况,冯晴岚同志可能会寄信告诉你。 ”
周瑜贞走了,可她走到门口,猛然又冒出一句:“会不会是你那一口子,我们的吴遥书记,压下了他的申诉呢?”
“吴遥? ”我吃了一惊,呆呆望着走出去的周瑜贞的背影,听见她把门“啪 ”的一声带上了。
一种可怕的疑虑,在我心头升起了!
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我听到罗群和那位区委书记的谈话,区委书记不是说过什么“你的前任”什么的吗?难道以后的一切和吴遥有着密切的联系?
于是我又想起吴遥在文化大革命前飞黄腾达的情景,他是一步步提升,而罗群却一步步加重处理,这两个人的不同命运,正是从反右派斗争之后开始的。一个现在已是所谓高级干部,而另一个却压在最低层,戴着那么多的帽子。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难道罗群真是反对了党,而吴遥真的是一个最忠诚的干部?我为什么又抛弃了罗群而同吴遥结合?
我不能禁止自己,把这两人在心灵上作着对比,我也不能禁止我把我自己和冯晴岚放在同一个天平上。
于是我又想起我们的婚姻。
我清楚地记得,在考察队的时候,我是如何讨厌吴遥的。他的官腔调我讨厌,他的自命不凡的派头我讨厌,他的动辄训人的作风我讨厌。我记得当我经历了在罗群问题上的心灵的风暴之后,当吴遥的老领导,原特区第一书记,以后又成了我们市委书记,对我提起和吴遥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工作的变动,我不断听到对吴遥的赞扬声,什么他原则性强,作风严谨;什么他工作有能力,政策水平高,等等等等。我们的市委书记还把我教训了一顿,“你对吴遥这样的同志还有什么犹豫的?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你不相信我,不相信组织上对他的评价吗?你这个同志呀!”这样,我就渐渐对自己的感觉也怀疑起来了,我是不是在用小资产阶级的眼睛在看人呢?
不久,来劝说的人越来越多,而吴遥在我面前又一直是殷勤而温顺的,我心一横,算了!可是当我们正式举行婚礼的时候,我望着站在身边的吴遥,忽然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惑、恐惧和害怕的感觉,我感到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我四处张望,好象失掉了什么东西,以致于吴遥竟低声问我要找什么,我究竟要找什么,我自己又哪里知道?
今天,罗群的形象,又突然这么清晰地站到我面前来了,现在我才清楚地感到,我是永远失去了我应该找回的!
对于这些年来自己的生活,我不愿去回想,那种在家庭生活里也表现着专断的把别人当作上层交往工具的作风,想它做什么呢!
但是,我现在不能不问,当初打罗群第一棒的,难道真会是他吗?
6第二天早晨,我匆匆洗完脸,吃了点东西,就到办公室来了。同志们刚来,正在打扫卫生,弄得满屋里都是灰尘。我找到那位管申诉材料的同志,我问他:“我们有没有收到过来自天云镇的一位叫罗群的申诉?”这位同志想了想说:
“没有,我不记得有这个人的申诉。 ”
“你查查登记簿! ”
“好。 ”
我走进我自己的小房间,小房间的炉子早生着了,倒是很温暖,窗外,雪也早已停了,但天还是阴深沉的。
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见对面那张办公桌上面已积满了灰,这张办公桌是吴遥来组织部检查工作批文件时用的。这桌子里面也放着文件、材料,会不会在他的抽屉呢?我走过去,想拉开抽屉,可抽屉是锁着的,我没有钥匙。
这时,那位管登记分发材料的同志进来了,他手里捧着登记簿对我说:“宋部长,没有查到你说的罗群的申诉。天云山来的申诉材料中,倒是有个叫冯晴岚的,她是替他丈夫罗群申诉的,事由摘要上写着。”
我一听果然有申诉材料,忙接过登记本子看了看,并问他:“这份材料是谁处理的?”他告诉我是一位科长处理的,我出去找到了那位科长,他不经意地说:“三次申诉都给了吴书记了! ”
“为什么没给我看?”我有些气愤地问。
“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上面讲到了吴书记, ”科长神秘地说:“所以我就先交给他了。 ”
“他批过了吗?”
“没有,不过他口头有指示,认为基本情节没有出入,不能纠正。 ”
我把科长打发走了,猛地关上了门,我心里感到一阵火燎燎的难受,果然如周瑜贞所讲的,是他压下去了!
我坐到椅子上,又很快站起来,我越想越不对头,为什么吴遥不跟我说这个 呢?为什么申诉中还讲到他呢?我望着吴遥的办公桌,一种强烈的冲动产生了,我要打开他的抽屉,找出晴岚写的申诉材料。我试了试,抽屉锁得很严,我想起家里还有吴遥的一串钥匙,我匆匆跑回家,在他的写字台里找到了它,我又匆匆赶回办公室。
吴遥的办公桌被我打开了,我把里面的卷宗本子都找了出来,我正在仔细找寻的时候,那位科长突然推门进来了。
这个科长姓朱,是吴遥的老部下了,我很不喜欢他,因为他不仅好对上献媚,而且好打别人的小报告,虽然,他对吴遥倒是非常忠诚的。
他看到我在找东西,小心地问我找什么?我告诉他,我要找那份申诉,他的小眼珠转动了一下,轻声问我:“宋部长,你今天一大早就要找那份申诉,是不有什么重要人物交待过?”
我说: “没有哇! ”
“那……”他大为迷惑了:“那你为啥这么着急?”
“没有重要人物交待! ”我没好气地说:“可有普通人的反映,你告诉我,你晓得它在哪里吗?”
“不知道!”这位朱科长摇着头,摆着一种不愿介入的样子,又悄悄退出去了。
我没管他,重新打开那些卷宗,终于我在最后一份卷宗里发现了它!
我把东西收拾好,重新坐到椅子上,望着那熟悉的晴岚的笔迹,忍着心跳,迅速看起来。
我读着前面晴岚对罗群的介绍,她的热情洋溢带有文学性的描写,使罗群那种天真、爽直、热情和敢于坚持真理的形象,一下子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好象仍旧在含笑地望着我。
我不禁闭上了眼睛。
原来他的所谓右派罪行,就是在考察队批评了政工干部,他的所谓保护右派,是指我认识的一位工程师,他反对反右斗争,就是他没有在考察队抓右派分子,他搞了个反党小集团,反对党,就是指他和区委书记凌曙对天云山的农业生产,发表了和特区党委领导的不同意见,他推行了一套极右的政治路线,就是指他改变了吴遥的一些错误做法,搞了那次形势和任务的教育。
申诉材料上的叙述,使我重新想起了罗群在天云山区的工作,天哪,这就是所谓右派么?
窗外的风声,大办公室里人的谈话声,把我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重新看下去,但是一件事实,又使我忍不住跳了起来,原来所谓罗群的生活腐化堕落事实,就是指的我和罗群在天云山的那段恋爱。
我惊骇得呆住了,天底下难道真有颠倒黑白到如此程度吗?
在冯晴岚写的整个反右斗争情况中,还提供了一个事实,当时就有不少人觉得不能把罗群定为右派分子,许多同志考虑到罗群的出身历史情况,认为只能给必要的处分,不能定为右派。可是当时的运动办公室负责人吴遥,硬是压下了这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在上报给省委的材料中,变成一致意见:开除党籍,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一种愤怒和羞耻的情绪,几乎使我难以再看下去。我强行压制住自己,倒了杯水润润我发干的嗓子,接着看晴岚写的后两次对罗群加码处理的申诉,即一九五九年开除公职和一九六九年定为反革命。
这段历史情况是谁都清楚的,但罗群这一段的具体情况,我却又是毫无所知的。奇怪的是,冯晴岚在这两段的申诉中,一开始就说明,定案材料基本符合事实,她还引用了结论中所指的具体罪名,她说,那些话罗群是讲过的,但是她认为这些话是正确的,实践证明,罗群的言论和行为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表现,因此,不仅不能认为是错误,相反这正表现了罗群同志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
看完了最后一页,我不象开始那样了,我感到有些踌躇,因为他的言论涉及到对一个历史时期的评价,涉及到党所领导的几次大的运动,在群众中散布了对反右派运动的不满言论,而且在大炼钢铁时,组织过人拦截炼铁队伍,破坏大跃进。这样既不象是一般的反右派斗争的案件,更不象因为反四人帮被打成反革命的案件。六九年定他为反革命也是根据上述材料。
这种情况我们还没有碰到过,上级也没有具体指示,该如何对待这样的问题呢?
我站在房里,望着窗外的雪后景色,许多下课的孩子,在耀眼的白雪上奔跑着,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给白雪一衬托,格外显得鲜艳。这情景和两年前大不相同了,他们不再是不起眼的灰蓝色,也不再是以侮辱老师为光荣,而是天真活泼、努力学习、天天向上的了。我自己的唯一的孩子也在他们中间,她那小红帽象一团火,我远远就能瞧见,她此刻正在雪地里无所畏惧地向前奔跑,象是一下子就要跑到她们的新世纪。
我忽然想起,她有一次问我:“妈妈,你们还能够创造一个时代吗?”她不等我回答,又搂着我的脖子说:“我相信你们能,你们经历了那么多,你们懂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就是条件,对不对?”
当时,我给问愣住了,我想不到一个中学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搞不清,此时此刻,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
我的目光重又落到晴岚的材料上,现在,即使不看原始材料,问题也很清楚了。我知道,现在着手解决罗群的问题,阻力肯定是不小的,这种阻力首先就来自我的丈夫吴遥。他当然不会承认,当初他在罗群问题上,充当了一个令人憎恶的角色,可是要把问题敞开,他当时的面貌就非暴露不可。因此,他不可能不反对,而他的反对,肯定会在罗群的五九年的一些言论上做文章,而他又会是以保卫旗帜的名义出现,这么一来,别人就不敢发言了。
假使我坚持,我们的关系就会有破裂的危险。
破裂,我能有这个勇气和决心吗?
我已经不是年青的时候了,我还能重建我的生活么?而组织上又给了我现在的这个职务,社会舆论将会怎么看?会不会把我和罗群过去的关系再公开出来?再说还有孩子。
我又想到吴遥。
我们的婚姻,我对他的感情,我内心是明白的。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在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了。特别是在近十年中,当我们一道挨四人帮整的时候,我们毕竟还互相鼓励过,我们经历了关牛棚、挨斗争、挂牌子、下放。在那困难的时刻,他,这个权力欲望极强,乌纱瘾特大的人,毕竟也没有投靠四人帮,虽然自从他重新工作以后,又是故态复萌,重用亲信,对上谄对下骄,一切要看对自己权位的影响,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我们的家庭生活,又不知不觉恢复到文革前的冷冰冰的状态,但是说到要破裂,我还从来没有想过。
难道,到了中年的我,还要面临一次人生道路上的抉择吗?
别人都下班了,我还坐在那里,我恨自己缺乏决断,我又一次翻着晴岚的材料,又一次仿佛看见病弱的晴岚和赶着马车在天云山里奔走的罗群,而周瑜贞的那种质问的眼光,也在我面前浮现着……
我一直到十二点才慢慢离开办公室。
7我回到家里,看到了冯晴岚寄来的信。这封信来得正是时候,我多么想了解她啊!我饭也没顾上吃,就躲进房里读起来。正象我们久已疏远了的关系一样,她的信开头也用了一般的称呼,她写道:
“宋薇同志:我们的现实情况,估计周瑜贞同志已经告诉你了。你的情况,她也约略告诉我们一些。对于我们不同的处境,她也有她的看法,她是一个新型的人,她的许多看法,倒是颇有意思的,但是,我们先不管她的看法吧!
“关于罗群同志的情况,我在我写的申诉中已经讲了。现在我想谈一些我自己的事情,通过我的一些想法,你对罗群可能会加深一些了解,因为我觉得你对他其实是不了解的。
“对我和罗群的关系,你可能觉得很奇怪。的确,在我的亲属朋友当中,为此而大吃一惊的人确实不少。他们经常问:冯晴岚这个人是不是神经上有点毛病?是不是有点浪漫主义?她为什么要主动背起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把自己的一生绑在一个‘屡教不改 ’的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身上?她现在肯定后悔了。这些人好象很同情我,怜悯我,其实他们是完全错了。对这些人,我倒有点怜悯他们,他们哪里懂得什么叫真正的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人生?难道追求一个浅薄的庸俗的生活方式,追随一个你并不爱的权贵,取得某种物质上和虚荣心的满足,就叫做幸福?事实上,我对自己所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使我今天离开人世,我也敢骄傲地宣告,我是真正幸福的,是对得起养育我的人民和这个世界的,即使用一个较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也不感到惭愧,因为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完成了我应该完成的事。
“然而这也可能是我这个傻人说的傻话。
“对工作、对事业,我们先不谈吧,因为你很了解我是如何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作和事业,对党对人民我扪心自问,我的感情是深厚的,我觉得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认识罗群的可贵,说句真心话,谈起对党,对毛主席、周总理,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你我比之于罗群都差得很远呢!
“说来也是件奇怪的事,在天云山当我们共同结识罗群的时候,首先和他相爱的却是你。我记得我是因为我太关心你们的爱情发展,而且是受你委托,才认真站在旁边观察罗群的,那时你用热恋的眼光望着他,而我却是以理智的心灵来观察他的。
“观察的结果,我记得我是跟你说过的,我从他的言行,从他对工作、对事业、对同志、对党的态度上得出了我自己的结论。记得在那天云山的清辉月光下,在那柔软的草地上,我在你耳边喃喃细语吗?我说罗群纯真得象水晶,又热烈得象火,忠诚坦白,是他最大的特点,对党的信念坚定不移,又使他具有惊人的毅力。他没有权位观念,没有个人野心,这种人我认为是很难得的,当时你被我说得跳起来,紧紧搂着我。我们都一致认为,我们天云山区的工作干得踏踏实实,轰轰烈烈,人与人之间也正在开始建立一种新型的纯真的关系,正是罗群和当时考察队党委领导的结果。
“你那天和罗群互相表白以后,我是如何为你们祝福的,这些,我相信你是不可能忘却的。
“老实说,那时我根本没想到我自己会爱上他,我只是由衷地崇敬他,也许我已经爱上了他而我不知道,年青人的感情,有时候自己也分析不了的。
“我明确知道我自己爱上了他,那是两年以后的事。
“在这以前,我经历了很大的震动。
“你离开天云山到党校学习,是五七年五月吧,两个月后,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当以吴遥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宣布对罗群的右派言行要大胆揭发、无情斗争的时候,你想象我的震动吧!工作组所宣布的所谓罗群罪行,以及他们对你和罗群关系的公然污蔑,我都在申诉材料里写了,正是这些所谓罪行,倒使我比较彻底明白了罗群的价值。当时,为了表明我自己的态度,也是为了抗议,我代表你去探望他去了,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又一次受到了震动,我在罗群那里看到你的决裂书。
“恕我不客气地讲吧!你的信使我感到全身颤栗,使我看到了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使我感到对人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动摇,我就象正在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一翻过来却原来是一块丑恶的脏布片。
“难道所谓爱情,所谓同志就是如此吗?
“我捧着你的信望着站在窗口、木然地望着天云山的罗群,我忍不住哭了。这是解放以来我第一次哭泣,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你感到羞耻,为罗群感到悲哀!
“我悄悄地走了。
“这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罗群,我只听说,在争论给不给他戴上右派帽子的同时,把他下放到特区所属的金沙区劳动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给他写了一封劝慰的信,我怕他想不开,劝他思想上放开朗些。我那封信写得是很幼稚的,我用我的思想感情猜度他,以为他肯定是消沉悲观,甚至会发生意外的。当我接到他的回信时,我脸红了。他在信中不但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悲观情绪,反而给我讲起运动员的锻炼故事来。照他的说法,这正是一次锻炼的机会,这使他现在真正有机会接近人民,可以从人民的角度,检验党的方针政策,从而为自己的思想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他在信的末尾,还开玩笑地说:‘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姑娘,他当我会对花发愁对月长叹吗?’
“你看,他就是这么个人!
“他在那里一直劳动到第二年,即一九五八年冬天,这个时候,我们特区忽然发了一道命令,要所有干部、职工、技术人员,停止一切工作去砍森林,连郊区农民也发动了。据说要把森林砍下烧炭,用这种炭去炼土高炉的铁,把我们在发现时曾经为之欢呼跳跃过的宝贵森林资源,准备付之一炬。这实在是荒唐透顶的事。
“我没有去,我是有意拒绝去的,不久,我又听到一个消息。
“你还记得那位叫凌曙的区委书记吗?他是罗群的老战友了,在反右派时他被认为是和罗群在一起搞小集团的,也正在等待处分。他和罗群听到要毁坏这片大森林时,就发动了一些老农民,组织了一个‘劝说小组 ’,堵在通往森林的路口,劝阻人进山,罗群还站在岩石上,发表了一通演说,把进山的人都讲得一个个低头不语,然后他和凌曙把人引到那些小山,砍伐灌木林去了。
“就是这样一件事,罗群的‘帽子’就给戴上了,凌曙也被撤了职。反对大跃进,破坏大炼钢铁嘛。
“倒是这个消息,使我们进一步接近了,在一个星期天,我到了他所在的一个小村子,这个小村子就在那森林边缘上,有一条瀑布挂在村东,发出轰然的巨响。急促奔腾的河流,环绕着村子,使村子显得异常幽静。
“我是正午到达村子的,我在溪边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了罗群,他坐在那拱起的树根上面,两脚伸在水里,旁边放了个还没吃的玉米饼,手里却捧了个本子,在那上面写着什么。
“我站在他身边半天,他也没有觉得。我偷偷注视着他,他那刚毅的轮廓分明的脸,除了被晒黑了一些外,没有任何变化。他让那健壮的腿浸在水里,眼睛一会儿抬头望望那瀑布,一会儿又凝神在本子上写上几笔,渐渐,他的眼睛眯起来,一股我很难形容的笑容,在他脸上荡漾开来,这时正好有一道阳光,从老树的枝叶里射下来,照在他的脸上身上,使他有一种令人震惊的美。这种美只有在那些有着非常高尚情操的人身上才会出现。
“老实说,当时我的心悸动起来了,在这一刹那之间,这才明白了,我的心是属于他的!
“我望着他,他回头发现了我,我在他眼睛一瞥之下,满脸飞红,我担心他已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内心的秘密。但是这个粗心的人,却并没留意,他只是笑笑说:‘你来了,正好,我正有件事想托你办呢!’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极力使自己平静下来,问他什么事,他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我很难有工作可做了,但是一个共产党员,不为自己的理想而工作,宁可去死。 ’我一听慌了,我说:‘你可别……’他不等我说完就笑了起来,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要自己安排我的工作,我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打算,我订了这样一个计划。’
“他把本子递给了我,只见上面写着:学习和研究计划。在这个计划下面,他考虑了许多专题,每一个专题下面,都开了一些参考书籍,一共有十几页。我翻着翻着,眼里不由又有点湿润了,原来他在被戴上帽子开除党籍之后,考虑的却是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他刚才的笑容,大约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因为他又确立了他长征的目标。
“他见我沉思的神色,以为他计划有什么不周,他轻声问:‘晴岚同志,你给提提意见,你看这样行吗?’我说:‘行,太行了,不过这可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 ’他说:‘是啊,我这种处境反正短时间也不会改变的,现在的困难是,我要书,要资料,要大量的书和资料,晴岚同志,你能不能给我办这件事? ’我说:‘这件事你就交给我好了。’他见我答应了,高兴得象孩子,一下子跳了起来,几乎把全身都跌到水里。我也忍不住笑了。
“这一天,我们就是在研究计划和书目中度过的。我们没有任何一句话,讲到我们之间的感情,他太严肃认真了,把我也变得严肃起来。他把自己的储蓄和本月的工资交给了我,要我充当他的采购员。
“假使到这时为止,不再向前发展,罗群的计划是可以顺利进行的,因为这时,他还是一个国家干部;当地的老乡也从来没有把他当作坏蛋看待,因为通过凌曙同志,群众对罗群已有较深的了解。
“可是,很快事情又变了,五九年春天,罗群又被拉到一个水库工地上,强迫他在那里参加劳动,和他同时被拉到这里的,还有区委书记凌曙同志。
“这个水库也是一个头脑发热的产物,水库坝址你是知道的,本来水电组有个意见,要在这里修一个混凝土重力坝,但是设计还没有。大跃进以后,一声令下,立即动工,改为沙石土坝上马,说是一定要当年合灰成坝,当年发电,还说这是开发天云山区关键的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水库经过匆促筹备就上马了,一上马就暴露出问题,不说别的,光是从十几里外运粘土,就要运几年,要在当年成坝是不可能的。而且这里山洪凶猛,地质复杂,根本不适宜于搞土坝。
“这是我们这两个‘屡教不改’的分子,又忍不住了,他俩联名给特区、给省写了信,建议这个水库暂停上马,先创造条件。这封信发出后,正好反右倾运动开始了,罗群又在汇报思想时对反右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再反下去,要死人的,这样一来,漏子就大了。
“特区领导和水库指挥部抓住罗群的思想汇报和他俩联名写的信,大做文章,在工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的运动,把罗群和凌曙拉到台上,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斗争’,当时为了教育我们,把我们这些本来不在水库上的人也搞去了。
“我又一次看到他站在台上,顺带说一下,主持这次会议的又是罗群的前任,你现在的爱人吴遥同志,那天会议的规模是非常大的,我站在人群里,目不转睛地望着罗群和凌曙,这两个人外貌完全不同你是知道的,一个魁梧奇伟,一个文弱矮小,但奇怪的是,这两个人的神情却完全相同。他们镇定自若,有时用一种蔑视的眼光看看会议的主持人,有时又用忧虑的眼睛,望着乌云沉沉的天空,有时却又含笑望着土台下的群众们,这两个人啊!
“很快,罗群发现了我,他先是向我笑笑,表示要我不要担心。后来又向我眨眨眼,做了一个手势,又向正在讲话的人呶呶嘴。我一看,完全明白了,他在暗示后面还有好戏看,他要准备讲话。我见他这样,又是担心,又是兴奋,担心的是怕事情闹大了,对他更不利;兴奋的是他可能要发表一次震撼人心的演讲,把大家憋在心里的话都讲出来。我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该向他使什么眼色。
“但是这天的会进行不久,就让一阵大雷雨给冲散了。
“山区的雷雨气势是非常惊人的,雷声震撼着大地,象是从山头滚下万吨炸药,轰轰隆隆,震得人发懵,紧连着一场大暴雨也倾盆地下将起来。
“会散了,人们乱嚷着、奔跑着,主持会议的一些人,早已惊惧地躲进指挥部的大工棚去了。就在这时一个压倒雷暴雨的声音在台上响起来了。
“又是罗群!
“他和凌曙号召大家去保卫坝子,抢救器材,这两个钢铁汉子,带头冲进大坝工地去了,他们的一声命令,比什么都灵,人们先是愣了一下,很快潮水似的都涌向大坝工区去了。
“那真是一场惊险的激动人心的战斗。
“然而一场悲剧也就于此发生了。
“大坝被山洪彻底冲垮台了!
“凌曙同志,为了抢救人民的财产,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个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群众称之为‘我们的好书记,我们的贴心人 ’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今天写到这里,我仍旧止不住我的悲痛。
“令人万分难忍的是,居然不准为凌曙同志召开追悼会!
“我永远记得这一天。
“这天一大早,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去找罗群,我知道凌曙有一个在病中的妻子,还有一个不到周岁的女儿。我想为她们做一点事,可是我走到罗群住的工棚,没有人,我这才发现所有工棚都是空的。冷飕飕的秋风,吹得那些棚子边上的荒草簌簌作响,那些红红绿绿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标语,被昨天的雷雨撕裂,倒挂在那里,显得可怜而又可怕。
“我站在那里,心里很凄凉,也很奇怪,人们都到哪儿去了呢?我信步向那大峡谷的斜坡走去,这才看见那山坡上,站着黑压压的人群,那么多人,却没有
什么声音,只有那漫山的松涛声。我不知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一口气跑了过去。到了人群边上,我猛然止住步,在庄严肃穆的气氛里,我也低下了头!
“原来这里正在哀悼凌曙同志。没有哀乐,没有灵堂,有的只是低低的啜泣的声音!我心里一酸,止不住想哭,我忽然听见我最熟悉的声音在讲话。我抬头看过去,罗群站在凌曙同志的新坟旁边。
“他说:‘他是属于人民的,他是不应该死的。昨天那些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人,还在批判他,把什么右倾的帽子,戴在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身上。他是什么右倾?他不过说了共产党员应该说的真话,同志们,乡亲们,你们想想看,自从去年以来,我们在天云山区干了多少蠢事?我们不是在搞建设,是在败坏我们正在兴旺发达的革命事业。现在正是应该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反右倾?这样反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将要遭受不可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在这里说,我也要给我们亲爱的党和毛主席说,我们不改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就是罗群当时说的话,这就是他的反革命行为的全部。就是这一番话,和他的思想汇报,使罗群的问题层层加码,一直影响到现在。可是,这难道是一个反革命能说出的语言吗?如不是对党出自衷心的热爱,能敢于发表这样的意见吗?当时,罗群是泪流满面说的,这个硬汉子,我从来没见他这样哭过,他哭,群众也哭,我也哭。
“就在这哭声里,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把罗群架走了。
“群众惊呆了,我也惊呆了,我跌跌撞撞跟了上去,但是几只手抓住了我,厉声问我要干什么,他们毫不留情地把我推倒在地上。几个同志上来扶起我,他们又同情又担忧地望着我,他们第一次发现我和罗群有了非同寻常的感。
“这天晚上,我怀着极度的痛苦,坐在我和你一同睡过的那间房里,就是在这房里,你曾向我倾吐过你对罗群的深深的爱,就是在这房里,我们不断响起欢乐的青春的笑声,也就是在这房里,我们谈到对党对事业对爱情都应无限忠贞。可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面对着悠悠明月和那唧唧虫鸣。
“我不知自己该怎么办,我怕罗群会被投进大牢,我怕我会永远失去了他。我忽然想起,有人对我说过,吴遥在热烈地追求你,给你做说客的正是我们特区的第一把手,而第一把手又是你的老上级。那时你虽因不愿回天云山而调到别的市工作,但你是可以替罗群说话的,也许你已后悔你发出的信,也许你还在暗地里爱着罗群,假使你愿意来救救罗群,而你们又能重新结合的话,即使我永远失去了他,我也将是欢乐的!
“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我才请了假去找你的,当你拒绝见我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是多么幼稚啊!
“对去找你这一段遭遇,恕我不写了吧,事隔多年,讲它仍旧是痛苦的,但是我仍感谢这段生活对我的启发,它使我有勇气有决心走我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从你那回来后,一件重大的变故,倒是促成了我的愿望,天云山特区被宣布撤销了,我们工作将重新分配。也许就是因为撤销了这个特区,也许是有正义感的同志坚持,我获悉罗群只被开除了公职,仍旧放回原地监督劳动。开除公职,这本来是够惨了的,但是对我来说,倒是一个件值得庆幸的事,他只要不坐大牢,他的那些重要的研究计划,就有可能实现,而我也应当帮助他来实现。
“我向组织上要求,留在天云山区,教书或是搞地方上的科技工作都行,我这个要求很低,通过倒也顺利。这样,我很快就到了一个乡村小学,安顿了一下,就找到公社党委,要求把罗群放到我们学校所在的生产队。当时的公社党委负责人,是凌曙的老部下,他不仅同意,而且给我提供了不少方便。这也证明,绝大
多数人,是非观念在内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我知道罗群正在病着,病得很重,我要了一辆板车赶到了他所在的生产队。
“这时正是一九五九年的最后几天,天冷得要命,阴沉沉的就要下雪了,那条瀑布仿佛冻结了似的,没有那种气势雄浑的轰鸣了,我把板车放在村口,找到了罗群的住处。我看见他正躺在他那薄薄的行军被上,发着高烧。房里再没有人,只有老乡送来的面条和水,放在他的床头。
“我悄悄坐下来,看着他那明显消瘦了的脸,看着他房里的凄凉景象,看着他紧紧闭着的眼睛和枕边的钢笔、本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种又酸又苦又甜的东西,涌上心头,两行热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滴在他的被上、脸上,……
“他睁开了眼睛。
“他怔怔地望着我,我哽咽得不能出声。他抬起头,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我从泪眼模糊中看到他那最真最柔并且充满着惊异的眼光,就象我明白我自己的内心一样,我明白了他的心。
“他把手从被里伸出来,轻轻地说: ‘你来了,亲爱的人!’我一下伏到他的身上,我继续哭泣着。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我,我们的心彻底地贴在一起了。
“宋薇同志,我们就是这样结合的。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但是我同时也坚定地认为,有两颗互相温暖的心,有明确而崇高的目标,一切艰难险阻都是可以战胜的。那天,我自己拉着板车,板车上躺着我的爱人,我们迎着寒冷的风雪,在古城堡下的路上前进着。许多人都用惊异的眼光望着我,我挺起胸骄傲地往前走着,不时回头和他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我感到真正的幸福是属于我们的!
“从这以后,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经济上,我们是穷困的,有时候窘迫到你难以想象的地步,我只有那么点工资,我、罗群还有凌曙的女儿,我们亲爱的小凌云,——因为她妈妈也去世了,我们的一切,就在这几十元里面,我们不光是吃饭穿衣,而且还是要买书、要研究资料,有时候为了买一些我们急需的书,我们要一个月决心不吃菜,只用一点点盐水萝卜下饭。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昂扬而极为丰富的。白天我教孩子们的书,他或是写作,或是去作调查,或是找些老乡聊天。一到晚上,我们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特别是社会上的现实情况,都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有时我们也进行辩论,或是研究他当天所写出的文稿,这时的罗群,毫不夸张地说,他已经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学者了,而我则成为他的忠实助手,我是他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又是第一个批评者。这个时期,罗群的干劲和毅力确是惊人的,他经常通宵达旦,第二天脸一洗又开始工作。他的情绪始终是乐观的,有时,我埋怨、牢骚,他反过来劝我,他说:‘别这样,晴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要不我们是为什么而工作而生活呢?我们的遭遇,是暂时的现象,总有一天,党会纠正这些问题的。对我们的遭遇,也要看怎么看,这件事当然是件痛心的事,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呢,它又给了我们在上面所不能得到的条件,我有时间,我能接近人民,能体会到一些人所体会不到的东西,何况,我还有你,我倒觉得生活待我也不算太薄了。’
“他就是这样对待生活的!
“但是他对于问题的看法却始终是不动摇、不妥协的。一九六二年,曾经有人劝他对五七年五八年和五九年的言论和行动,做一些检讨,争取改变处分。但他始终不同意,他坚持认为,那是左的危害,而不是什么右。
“正是因为他坚持了这些观点,他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进一步升级了,林彪、四人帮把左的路线,推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峰,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对罗群的迫害,其手段之毒辣卑鄙,也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而我,也跟着受到了最残酷的折磨,要不是我们对党对人民有着坚强的信念,我们早已不在人世了!
“宋薇同志:你读到这里,也许奇怪,我为什么要写得这么长,这么具体,甚至这么噜苏,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是连罗群也一直隐瞒着的。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进一步迫害,我的身体被彻底摧残垮了,我现在随时有死亡的可能,这件事当然是我极不希望的,曙光已经出现,航向已经拨转,大是大非正在澄清,四个现代化正在开始,罗群的问题最多也不会拖到明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前进的历史车轮谁也不能让它逆转。在这个我和罗群盼望了多年的时刻,谈到死,当然是极不愉快的。
“但是我们毕竟是信仰唯物论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谁也否认不了它。我的病是在林彪、四人帮又给罗群加了顶反革命帽子,又把他关到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而得的。我为了救他的书和著作,在老乡的协助下,冒着暴风雨,把他的东西,运到一个山洞里,又为了保存它们,忍受最难忍受的侮辱和鞭打,最后,把我和罗群绑在一起,跪在烂泥里几天几夜。从那时起我就得了病,这种病又因四人帮统治的时间太长,使我得不到医治,现在已难以医治了。
“因此,我这封信不得不写得长些,你我毕竟曾经是呼吸与共的朋友,尽管我们的命运是如此不同,有一些心里话,还是想和你说的,同时,我也相信,经过这十年的惨痛历史教训,你这个本质不坏而又聪明的人,一定也能正确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自己的鲜明态度。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我们的革命先辈,你也一定会在新的长征路上迈开新的脚步!
“关于你个人生活的情况,我知道得太少,不想发表什么意见。至于我,就象一开始我对你说过的那样,即便我今天就离开人世,我也敢骄傲地宣告,我是幸福的。
晴岚
七八年十二月”
8读完了晴岚的信,我坐在房里动弹不得。她的歌颂,她的谴责,她的倾诉,都使我如同受了雷电式的一击,我两手托着腮,就那么傻子似的坐在那里,一直到我的女儿跑进来。“妈妈!
”女儿一进门就嚷: “你饭也不吃啦。 ”
我掠了一下头发站起来,勉强装出微笑,可是我的神情,没有逃脱她的尖锐的眼睛,她看了我一会,一把搂着我,问:“妈妈,出了什么事?”
“没有啊! ”
“你脸色这么苍白,还说没有哪! ”
“真的没有! ”
“我不信! ”她拉住我往外走,边走边说:“是不是有四人帮的余孽在跟你捣乱?别理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跟他们斗嘛!现在那些人还敢兴妖作怪?”
我用手摸了一下她的头,让她拉到饭桌上。
我勉勉强强吃了一点,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决断:
从晴岚的信里,我认真地想到我自己所走的路,我知道把自己的行为,推之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是不全面的。我这个自傲为红小鬼出身的人,为了捍卫党的原 则,我做过些什么呢?我对罗群的态度不应当只当作感情上的不坚定的问题,这里确有一个世界观上的问题。
过去的是过去了,但过去的不加以总结,能对得住将来吗?孩子曾说过,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真地懂了吗?懂了,又改正得如何呢?我们这一辈人,应不应该清理和纠正自己的问题呢?不纠正它、清理它,又把它留给谁呢?
我决心亲自处理罗群的问题。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找到了档案室的同志,把有关罗群的材料找到了,我把罗群的结论材料,他当时对结论所作的说明,以及晴岚写的申诉,都交给了打字室,让打字员把它们打印出来。
我把我对这件事的态度,告诉了那位朱科长,要他们先在他们的科里讨论,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我并告诉他,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准备一份综合材料,向地委回报。
这位朱科长听了我的意见,半天没有吱声,末了才嗫嚅地说:“吴书记临走不是有过交代吗,要先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间的,别的往后摆一摆。”
“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加了码,戴上反革命帽子的。 ”
“可是……”
“可是什么?”我见他故意推阻,心里非常生气。他见我生气,反倒笑嘻嘻地说:
“宋部长,能不能这样,我们先做点准备工作,等吴书记回来,请求一下,再正式讨论给地委回报,这个材料暂时不在部里分发,你看这样好不好?”
“不!不要等他。 ”
说着,我就转身走了,让他愣在那里。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给冯晴岚写回信,本来我也想给她写一封长信,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写,最后还是简单地告诉她,我们正在着手研究罗群的问题,并劝她最好来一趟,把病彻底检查一下。
我自己到邮局发了信,并给她寄去三百元。
办完这些事,我在街上慢慢走着,太阳明晃晃地照在雪后的街道上,高大的雪松上的积雪已经融化了,清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街心花园里的腊梅,象是枝条上落满了小黄蝶,发出沁入肺腑的清香。街上的人群象流水似的流动。清新的空气,晴朗的天空,使人们脸上都有一种愉快的神态。我看着他们,自己心头也感到轻松了。
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忽然听见一声清脆响亮的喊声:“宋薇大姐 ”,我抬头一看,周瑜贞骑着一辆崭新的脚踏车,飞也似的驰到我的身边,一下刹住车,跳了下来。
这姑娘今天活脱脱的象是一朵春花;她戴了顶天蓝色的滑雪帽,脖子上围了雪白的大围巾,素花紧身短棉袄,把她的身材衬托得窈窕而丰满;她两只乌亮的眼闪着快乐的光辉,红扑扑的脸上堆满了笑。
我很羡慕地望着她,我说:“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正打算找你!”她喘了一口气,丰满的胸脯起伏着,她说:“我今天碰到两件喜讯,你听说没有,省委已经正式决定,恢复天云山特区,成立天云山建设总指挥部,归省直接领导!”
“啊,你听谁说的?”
“我刚从省里来, ”她说:“是一位省委负责同志告诉我的。 ”
“你到省里去了?”
“对啊! ”她取下帽子扇起来,我这才注意到她脸上正渗出细小的汗珠:“我从你家出来,第二天我就上省里去了。我是为罗群呼吁去的,我还带去了他的一部分著作,请专家们给他看看。一位搞建设的专家,看了他的那本关于天云山的著作以后,你猜怎么着,冲着我张开两条膀子,大声叫好,要不是因为我是个女的,他肯定要把我抱着跳起来。我看到他那激动的样子,我就更加明白了它的价值了。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好消息。”
这两件事确实是好消息。我又问她:“你没问问省委负责人,对罗群的问题怎么看?”
“问了!”她瞅了我一眼,又嘲讽地笑了:“你们还想摸气候,告诉你吧,气候温暖,你没有嗅到春的气息吗?严冬过尽绽春蕾,此之谓也!”
她大笑着,戴上帽子,重又跨上了车子,对我说了句:“有空我去看你,详细跟你说,我还要告诉你,我准备打报告,上天云山。”
她一挥手,就那么一只手扶着车把蹬跑了。
我目送着她消失在人流里,她那充满青春的活力,毕竟是叫人羡慕的。
我没有料到,第二天我正在部里开会的时候,吴遥回来了。
象往常一样,只要他一回来,不管我忙不忙,都要打电话让我回去,每次我接到这样的电话,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你再努力工作,你在他的面前,总还是一个附属品,他打电话的口气就是让人这样感觉的。但是今天,我想争取他对罗群问题的支持,我很爽快地答应,马上就回来。
那位朱科长一听说吴书记回来了,连忙合上了卷宗,催我回去,说是明天再讨论吧。我心里清楚,他是一定要请示过他的吴书记之后,才能决定办还是不办的。我心里明白,但也不好说出来,我只说了句“也好吧 ”,就回家来了。
那辆黑色上海牌汽车还停在门口,他的秘书还在搬什么东西,我和他招呼了一下便上了楼,没进客厅的门,便听见他的笑声。他的笑听起来也是很爽朗的,但总使人觉得干,使人觉得那是高人一等的笑。从他的笑,我可以判断屋里还有什么人,不是那些象朱科长之类的人物就是女客人。在重要人物面前,我只看见过他恭顺地微笑,从来没有见过他敢于大笑过,在陌生人或是地位低微的下级面前他也是不大笑的。
果然房里有两位女客人。
吴遥舒服地靠在沙发上,比走之前更显得脸色红润,他仍旧穿着普通的涤卡制服,深蓝色毛料西装裤。他一向不穿讲究的上衣,但是裤子则要考究,因为这样既有朴素感又显得有身份。对这些细微末节,他是很注意的。
吴遥看见我,动也没动,只是笑了笑,便向客人介绍起来。原来来的是医生、护士,是护送他回来的。这位女医生很年轻,很漂亮,一看就知道是上海人。她过份热情地跟我握了握手。吴遥一迭声催我让阿姨做饭,并要我亲自做菜,他还热情介绍这位女医生,在疗养院对他如何照顾,还要我等会也让她检查检查。
我勉强笑了笑,去招呼阿姨去了。
本来我决心今天无论如何不和他闹别扭,我要争取平心静气和他谈一谈罗群的问题。但是回到家里,很短时间,我便几乎克制不住自己,他的笑,他的靠在沙发上的姿势,他让秘书搬东西,他让我料理饭菜,他自己陪着女客人的那种味道,本来都是我一向见惯了的,但是今天都在一刹那间,使我有一种想发一顿脾气的欲望,这种情绪,过去也曾有过,但从没今天这么强烈。
是不是这两天因为罗群和冯晴岚的影子一直在我心里影响着我的缘故呢,我不知道。
我在厨房里跟阿姨在一起忙着,笑声不断从客厅里传来,没多久,那架三用落地收音机响了,一种轻柔的乐曲飘了过来。这架收音机是他的一个在电子局工作的老部下给他装配的,可他从来不听音乐,也丝毫不懂得它。我和女儿有时想听听,他也嫌烦。今天不知它为什么响了,也许是那位女客人开的,我在门口看了看,果然是客人站在收音机面前,而吴遥也装作很有兴趣的样子,在那凝神静听。
我简直又想笑了。过了一会,我听见我们那位朱科长也来了,接着又有别的人来了,不到一小时,客厅里便坐满了人。吃过晚饭后,好不容易客人才慢慢走了。他又把我的女儿叫来,查问她近来的表现,对女儿,他也是架子挺大的,他经常半真半假地埋怨,他没有一个儿子。一直到十点钟,才剩下我们俩。他这才望了我一眼说:“怎么样,家里还好
吧?”我说:“很好,你这回倒养胖了。 ”“是吗?”他说,又重新坐到沙发上,拧开了落地灯,顺手拿起最近的参考
资料翻起来,一边翻一边问:“机关里最近怎么样?”“还不是那样,什么事都要等你回来点头! ”“啊,他们就习惯于这样!”他从参考资料上抬起头,高兴地笑了。对他这种笑,我很不喜欢,但是我没睬,并且极力使自己的口气变得温柔。“老吴,我有一些话想跟你说说。”我也坐到他的沙发角上,我想把问题引
到罗群的问题上,我想劝他在这个问题上端正态度,过去整错了人,现在姿态高些,这不仅有利于党的事业,对个人的威信,也只会提高,不会下降。但是,因为是罗群,一时还不知怎么开口。我了解,他一向是碰不得的,只能慢慢把话题向这边引。
他见我说,有话要跟他讲,他的脸上闪过一阵阴云,但很快反变得含笑地点点头。他一刹那间的表情,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也正因为我看到了这一点,我只得绕大弯子说话。我说:
“最近中央组织部负责同志,有一些讲话,你听说了没有?”“我听说了,我也看啦!”他又翻起参考资料来。“还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 ”我说:“这些精神,我觉得我们有些同志没有认
真领会,中央的要求是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纠正错案冤案,而我们却在那里糊,能推就推,能拖就拖,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前的遗留问题,我们还根本没把它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
他“唔唔”两声,算作回答,我不知他是在听呢,还是在看,我先不管他,我又说:
“最近报上也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据一些同志告诉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讨论,它涉及到对过去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都应当通过实践来检验,根据这个精神,我觉得我们工作应该赶上去,应该抓住一些典型案件,开展……”
我说到这里,他忽然打了个哈欠,问我:“几点了?快十一点了吧?”我浑身一凉,我差点跳了起来,原来我说了半天,他根本没听,他大约也察觉了我的神态不对,放下书自己和自己笑了,他说:“你急什么,中央不是正在开会吗?我们可以等等中央的文件嘛,没有文件,
我们不好办,个人讲话毕竟是个人讲话。而且有许多事,也不是一下就能弄清楚的。 ”
“中央不是没有文件,”我跳下沙发,干脆直说起来: “比如右派改正问题,我们几乎没动。 ”
“不是让你们发了文吗?”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 ”我实在憋不住了:“我是跟你谈正经事! ”
“啊! ”
“我知道,你过去整过不少人, ”我急促地说:“可是这几年,你也挨过整,你应当……”
“咳呀!”他的脸顿时拉长了:“你怎么把四人帮时期的东西,跟过去的运动相提并论!我整过人?我整的是什么人?我是捍卫党的原则。你呀!现在就有那么一些人,在揭批四人帮的时候,连十七年中党的历次运动也怀疑起来了,他们这是怀疑谁呀?你别听那些鬼讨论,你现在是负责干部了,看问题怎么能这么幼稚?哼!我整过人?为了捍卫党的原则,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今后还会整人的,党内斗争,这是经常的事,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他在屋里大步走着,滔滔不绝地发起议论来,把我当作小学生,根本不容我插嘴。他认为现在有一种危险倾向,甚至有人公然批评什么长官意志了。他感到痛心的是,不仅象周瑜贞这样的人有,连某些高级干部,也在发表一些很不慎重的言论,这些言论,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反响,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右的倾向又在抬头了。最后,他声明,从十七年到现在,他都是正确的,狠狠批了我一通说他也整过人的“谬论 ”!
我望着他专横武断的神态,感到心里一阵阵发冷。我知道,他会坚持自己的看法的,但我没有想他会这么动感情,对当前的中央一些指示精神这么反感,看来在罗群问题上,还将有一场大风波,他现在还不知道我已经打印了罗群的材料!
他训斥了一顿之后,不等我有申辩的余地,就动身走到浴室里去了。
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又象那天和周瑜贞谈话的晚上一样,内心起了很大的波动,我望着长长的低垂着的窗幔和洒在地板上的微黄的落地灯光,听着外面哪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音乐,我想起了周瑜贞描绘的罗群和晴岚的夫妻生活,他们和我们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怎么啦? ”他走回来了,站在我的面前:“就用这个态度来迎接我回来呀? ”
他在我身边坐下来了,这回他是用他那所谓温存的口气说话了:
“你操这些心干什么?”他说:“我早就跟你讲过,你别急躁嘛,你知道,提你当副部长,外面可有不少议论哪,来,别愁眉苦脸的了,你的任务是执行指示,一切有我,这还不好吗?”
“一切有他?”我心里一惊。正要反驳,没说出口,他已经把我搂住了。
他对我,需要的就是这个!
9又是一天过去了!吴遥回来后,就参加地委常委会去了,我们部里一切又恢复了老样,上班、生炉子、打开水,议论一下将要发表的中央全会公报,可能有什么新的精神,讲讲市面上的供应、物价,然后各人坐到各人的桌子上,各办各的事。
罗群问题的讨论,自然要等吴书记。
但是,我经过反复思考,我不愿也不想依靠我们部解决他的问题了,吴遥的观点我十分清楚,同志们的看法我虽然估摸不透,但由于我自己的地位,我却比 过去更加明白了!
这天,我锁上门,决定亲自起草一个报告,直接去找地委第一书记。现在只有第一书记的态度,能解决罗群的问题了,罗群问题不解决,我无法驱除心灵上的阴影。
我希望第一书记能说服吴遥,这样既能解决问题,又不致影响到我和吴遥的破裂,而第一书记的态度,我是了解的,他已经几次批评我们保守僵化了,今天,我又听说,吴遥在常委会上,同样受到了批评。
我写了一个上午。中午,吴遥回来吃饭,情绪很恶劣,看见我几乎就象没看见。他这种目中无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是经常的,我倒也没有在意,也没有去理他。
我吃罢饭,招呼了女儿一声,又到办公室去了。临走的时候,我听见他在打电话。
我坐在静悄悄的办公室里,写着、思索着,有时我停下笔,看看晴岚的信,想从她的信上得些启发,使我的报告,也尽可能写得动人些。有时,我盲无目的地望着窗外,外面正在化雪,点点滴滴的水,从上面落下来,落在窗前女贞树上,溅到窗台上,连玻璃上也沾上了水珠,水珠又顺着玻璃往下流。
我看着、想着、写着,我写罗群的遭遇,写他的忠诚,写他的研究,写他和晴岚现在的生活状况。不知不觉,忽然发现有水珠滴在稿纸上,我这才意识到,我哭了。
正在这时,我的门咔哒一声开了。
我急忙拭了拭眼,抬起头一看,原来是吴遥站在我的面前,直瞪瞪地望着我。我不自然地站起来,我还没有招呼他,他盯着我,厉声地问:
“你在这里哭?”
“我没有,我是……”
“你是为罗群在哭吧?”
“老吴,……”
“啍!好一个副部长!”他猛地关上门,走到我的面前。
“你要干啥?”
“我问你,为什么乘我不在家的时候,把罗群的问题翻出来?造我的舆论,说是我整的他?”
“他的问题本来……”
“他是典型的右派! ”他根本不容我还嘴,大声嚷着:“他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对这样一个人,你居然为了你们的那段关系,违背党的原则,盗窃我抽屉里的文件,利用职权,下令打印,逼着下级讨论,你这算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你别扯那些事好不好,我……”
“我是扯吗?你当我不在家,就可以钻空子吗?我什么都知道。我还提拔你呢!原来二十年来,你还一直没有忘记他,你这个……你睡在我的身边,心里却想着反党分子,你这到底是什么立场,什么感情?他是什么东西,他要为他讲话!我告诉你,满天下的右派改完了,也改不到他的头上,这就是我吴遥说的。”
他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来火,不仅说,两手还在我面前指划着,嘴里吐着白沫,对他的反对我是早就估计到的,但我实在想不到他竟会这样发疯,我望着他那变得凶横的脸,心里象刀绞似的难过。我想辩白,想斥责他,想骂他是欠了罗群的债,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被他这一顿侮辱、责骂弄傻了!
我跌坐到椅子上,他又跟了上来。他还想骂什么,一眼瞥见我桌上正在写的报告,一把抓了过去。他两手颤抖地拿在手上看着,看了一会,一把把纸撕得粉碎,一下砸到我的脸上,同时又大声骂着:“好哇,你还准备打秘密报告,你对一个坏人,竟然那么充满着感情,而对我这个……”
我长了四十多岁,除了红卫兵造反派给过我侮辱外,我还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糟蹋过,他砸得我满头满身都是纸,我脑子一炸,一下子就晕倒了!
我不知他还骂了些什么,我也不知自己是怎么醒过来的,我只见他还站在我的面前,我胃里一翻,一下子吐了出来。他见我这样,忙又掏出手帕,给我拭嘴。我猛地推开了他,我把拳头塞进自己嘴里,才没大声哭出来。
他坐到对面椅子上,怔怔地望着窗外。
过了一会,我用自己的手帕拭了拭脸,我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我准备回去,他又用平时那口气说:
“你哪里去?”
我没有答应,径自去扭门。他站起来拦住我,轻声说:“你现在不能走! ”
我当他是怕人看见我哭,让我迟走一会,我迟疑了一下,他又说:
“下午还要开会! ”
我不知道此时他还要我开什么会,我望着他,他又解释道: “是我通知的。会议还是请你主持,我要讲话,你再把脸拭拭,那里有热水有毛巾。别让人看见这样子,影响不好。刚才我可能太急躁了一点,但是……”
他的但是下面没说出口,上班的电铃声响了,我重又坐到椅上,那些纸飘得满地都是,我茫然地望着它,我感到自己完全麻木了。他在房里走了几圈,想了想,把那些纸拾起来,揣进口袋里,走出去了。
窗外的水滴,更加大声地叭哒哒滴一来。那冰凉的雪水,好似打在我的心上,一直冰透了我的全身。
大办公室开始有人说话了,我听见一片“吴书记 ”“吴书记”的喊声,他又大声和他的部下寒暄着。
我仍旧呆痴地坐在那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他还要开什么会,想走,又走不掉;不走,我现在还能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坐在那儿开会?
门又被推开了,吴遥又走了进来,他身后还跟着那位朱科长。吴遥象是第一次进这办公室,他打着哈哈说;“宋薇同志,你在这里加班啊?怎么,身体有点不舒服?”那位朱科长也紧跟着非常关心地说:“宋部长,你脸色是不大好,别是受了凉吧! ”
我简直想推开桌子,跑出门去,但是我却动弹不得,他们摆了这个架势,逼着我也不得不装作没事似的。我恨自己软弱,但是我还是站起来,掠了掠我的头发,说了一声: “开会去吧! ”
今天部里人到的很全,吴遥习惯地坐到他的主席位子上,端着保温杯,一口一口抿着茶。他谈笑风生,和同志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一直到正式开会,他才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用眼光巡视着小小的会议室。
我推说头痛,让朱科长主持了会议,我还没有摆脱刚才因震惊面变得半麻木的状态。朱科长讲了一些什么,我根本没心听,我假装俯首看笔记本,极力想把自己的思想理出一个头绪。
吴遥开始讲话了,我也没有注意去听,现在他讲些什么,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呢!他统治了我二十年,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我失去做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性格,我只是他的一个附属品,我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甚至都不能有思想。然而我始终还是委曲求全,还是向好处去想,我极力避免和他发生冲突,然而最
后招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把纸片砸到你的脸上,你还得继续坐在这里听他的训话。
屋里很静,只听到吴遥一个人的声音。我偶尔抬起头,忽然看到许多同志的目光都望着我,那些异样的目光,使我悚然。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这时,吴遥的话,才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我听见他讲到我的名字,为什么在这个会上讲到我?难道……
我这才注意听他的讲话:
“宋薇同志,在处理这个申诉材料上是有错误的,”他坐在那里严肃地说:“老朱同志劝阻过她,可她没有很好地采纳老朱同志的意见。 ”
他竟然把这件事端到全体干部会议上来了!即使我对他已有认识,他这种举动,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同志们为什么那样看我,原来是因为这个。
“老朱同志也提醒过她, ”他继续说,望也不望我:“说到我对这个问题有过交待,可是宋薇同志用庸俗的家庭关系,代替了严肃的组织关系,竟然打印了这个材料,使它得到了扩散,这更是件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些材料中,有攻击党的路线、特别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满的言论,这种材料怎么能扩散?我们必须记住,要落实党的政策,又要坚持原则,否则我们还是要犯错误的。现在有些部门,一风吹的苗头已经出现了,对此,我们要严格把关,当然啦!宋薇同志是我的爱人,这是谁都知道的嘛!”
他哈哈大笑了!有的人也跟着笑了。他的笑声忽然嘎然而止。他说:
“但是我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爱人,就不进行批评,我们不能助长这种作风,宋薇同志的毛病就出在感情上,因为……因为那个姓罗的老婆是她的同学,所以她才犯了这样的错误,在我们这个部门,是不允许有这种个人感情存在的,现在宋薇同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她准备在适当时候,写出她的检查,对这种态度,我们还是应该欢迎的。”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他竟用这种手段对待自己的妻子,用这种造成既成事实的办法,逼我检查,而他从中却捞到了坚持原则、大公无私的美名,同时,又不露痕迹地压制了对案件本身的讨论。我脸色一变,推开椅子站起来,提上我的包走了。
他对我的举止,好象早已料到,我走到门口,听见他还在说: “女同志嘛,她心情沉重,她要回去歇歇,现在我讲讲今后的工作……”
我一口气跑到家,关上房门,伏到床上大哭起来。
我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我只有哭!
这天晚上,我搬到客房里睡去了。
10第二天,我病了。头天晚上,他见我睡在客房里,大为恼怒,又关起门教训了我一顿,说我是对抗组织,退出会场,说要不是他打了个圆场,把这事掩盖过去,以后怎么在那里工作?他还说,今天用这种严肃的公开方式,对我进行了必要批评,是完全必要的,这还是他的一片好意,问我赌的那门气,这象个领导干部的行为吗?
他讲啊讲啊,不停地讲,一直到我实在忍不住,腾地坐起来嚷:“我的头都给你讲的炸开了!我求求你,让我安静一下不行吗?”
我的尖锐的喊声,我脸上的上表情,当时一定是可怕的,他这才惊慌地退了出去。
我把被子一蒙,躺到床上,只感到嘴里发干,心脏猛烈地跳动,头象炸裂似
的疼,身上阵阵发冷,我摸摸头,知道自己真的病了。晚上十来点钟,女儿回来了,她一见我一人躺在这间没人睡的屋子里,又奇
怪又惊慌,她跑到我的床前,连声问:“妈妈!你怎么啦?”我没有吱声,她轻轻掀开我的被头,看着我,又用手摸摸我的头,说:“你
好象在发烧。 ”我怕引起女儿焦急,只好说:“感冒了,不要紧的! ”女儿聪明地把脸贴到我的脸上,轻声问:“你别是跟爸爸吵架了吧,爸爸在家也摆官僚架子,别理他就是了! ”我只得点点头,为了岔开她的话题,我问她,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她说:
“我到周瑜贞阿姨宿舍去了,在那里听音乐,看书,她有好多好多的书,不象我
们家里,少得可怜。 ”“她怎么不到我家来?”“她原说要跟我一道来的。后来她打电话去了,打完电话回来,哭得什么似
的,吓了我一跳。 ”“她哭?”我吃了一惊问:“为什么啊?”“我问她啦,她说是一个好人快死了,她为她难过。 ”“你问她是谁了吗?” “我没问。 ”女儿摇着头,“我又不认得,问了也不知道,再说,她又急着要
到那里去,说是明天要请假上天云山!”“上天云山?”“妈!你怎么啦,你脸色这么难看! ” “给我倒点水! ”我感到全身发软,手也抖起来了。难道我的晴岚,我们刚刚恢复了联系,你
真地会离开人间吗?我喝了口水,想镇定一下自己,可是无限悲怆的感觉,使我
倒在枕头上,忽地又坐起来问女儿:“她说是要上天云山,你不会听错吧?” “我怎么会听错呢!”女儿说,惊讶地望着我的眼睛:“妈,这件事你怎么这
么震惊,你也认得这个快要死的好人吗?”我点了点头。“他是什么人?男的还是女的?为什么你和周瑜贞阿姨都这么为他悲哀? ” “她是一个女人!”我伸手抚摸着女儿:“可是这样的女人是不多的,你妈妈
远不如她! ”“啊!妈!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她?她怎么从来没到我们家来过?她到底是谁啊?”“往后我会告诉你的,现在我需要睡一会,你也去睡吧,明天你还要上课呢! ”女儿放开我,又问我要不要吃药?我摇摇头,又催她去睡,她这才走了,轻轻带上门。
现在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白天的经历,刚才的消息,却使我感到胸中象塞了块大石头,堵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想安静地想一些问题,可脑子又疼得要死,什么也不能去想,我把衣服解开,把被子也撂开,还是感到热。我闭上眼,晴岚的温柔沉静的面容,又在我面前,那么亲切又那么疏远地望着我。我不禁喃喃地说起话来:“晴岚,你经过了这许多艰难曲折,在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难道你真的会死吗?”她摇摇头,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说:“亲爱的朋友,不要为我而悲
伤,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但是我完成了我应该完成的事,我是幸福的,你呢? ”“我?” “是啊,你! ”我猛然睁开眼,幻影消失了,只有台灯的苍白而暗淡的光,把我的影子投在
那白得发青的墙上。我颓然地把头歪到枕头上,身上又象疟疾暴发那样冷得发抖。我就这样又冷又热,昏昏沉沉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女儿就跑进来了,我告诉她,我好多了,要她安心去上学。
事实上,我感觉比昨天更坏了,全身疲软酸疼,伴有低烧,一夜之间,使我连走路都感到有些困难,头重脚轻,身子发飘,头也是昏昏沉沉的。但我还是挣扎起来了,我要给周瑜贞打个电话,核对一下有关晴岚的情况。
我刚拿起电话,周瑜贞来了,这姑娘还是象我在街上碰到的那样,健康鲜润,没有留下什么悲伤的痕迹,虽然她的表情比较沉重。
我放下电话,急急忙忙问她:是不是晴岚病重了?她点点头说:“我昨天给冯晴岚挂了个电话,告诉她一些情况,可是接电话的却是罗群,他在电话里泣不成声,说晴岚已处于昏迷状态,恐怕快不行了。”
接着周瑜贞告诉我,她马上去天云山,车子已经有了,问我去不去?她还说:“你恐怕应当去一下吧,无论讲公还是讲私,你都应该去看看她!也许真的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
“我去!我去! ”我连声说:“你等一下,我马上就来。 ”我想到房里拿件衣服,走了两步又转回身问周瑜贞:“要不要找个医生一道去?”周瑜贞摆摆手说:“一切我都安排了,医生就在车子上,你快准备吧! ”我慌乱地走进房里,周瑜贞也跟着我走进来。吴遥不知在房里做什么,看见
我和周瑜贞,脸色不悦地问:“你们忙什么,要到哪里去?”我没理他,径自开橱门拿衣服,我听周瑜贞对吴遥嘲弄地说: “我们要去看两个人。 ”“谁?”“两个你不愿意见到的人!两个受折磨的坚强的美好的人,而且和你有直接
关系,怎么样,要我讲出他们的名字吗?”
周瑜贞在吴遥面前,一向就用这种口气说话,她可不管他是什么书记不书记。吴遥正因为这点,又讨厌她,又有点怕她。他不敢在她面前摆官架子,因为周瑜贞认得的大首长太多了,而那些首长又都很喜欢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
我看不到吴遥尴尬的脸色,只听见他轻笑了一声说:“别自由主义了,受折磨的并不就是什么美好的人,不能否定过去的运动,要不……”
“什么?”周瑜贞叫:“你不敢承认过去整错过好人,什么叫否定过去的运动,落实政策,纠正错误,就是否定整个运动?你这还是吓唬人嘛,怪道你不愿意落实党的政策呢! ”
“别瞎扯了!”吴遥声音高起来了。
“咳,你是怕落实了政策就否定了你自己!”周瑜贞毫不示弱,反而说得更起劲了:“其实,这有什么呢,你不能改吗?不能从那框框里跳出来吗?你自己不也被四人帮整过吗?为什么提到自己整人就咆哮如雷呢?你为什么不想想,象罗群、冯晴岚这样一些你本来很熟悉的同志,他们的命运现在如何呢?”
周瑜贞说到这里,猛地拉开关得严严的窗帘,一道强烈的阳光射了进来。周瑜贞用手向窗外一指:“你看看,吴遥同志,阳光灿烂,新的历史已经开始,而
你还是一个套中人,你……” “小周!”吴遥不得不绷下脸来: “你越说越离谱了! ”我已经拿好了衣服,不愿他们再纠缠,便对周瑜贞说:“我们走吧! ”“到哪去?”吴遥显然要把火出在我的身上。“我去看看冯晴岚,她已经病得很危险了! ” “不准去!”他一步跨上前,把门拦住,声色俱厉地断喝了一声。我猛然一呆,周瑜贞也吃惊地瞪大眼睛,因为她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用这种态
度对待我。吴遥乘我呆愣的时候,一把把我的大衣夺了下去,我踉跄了一下,几乎跌倒了。“你看什么冯晴岚?你是去找罗群!”他完全不顾有别人在场了,把我大衣朝地上一扔,咆哮起来。
周瑜贞看看他又看看我,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说:“吴遥同志,你就用这种态度对人吗!是不是你现在不能随便整人,就整你的部门,你的家庭?好!我不来打搅你了,大姐,我先走了。”
周瑜贞一甩头发,匆匆走了。这时,那位朱科长恰又跑了来,他一进来便惊惊慌慌地对吴遥说:“吴书记,省委来了电话,要罗群的全部档案。咱们的第一书记也在找你,要你立刻去汇报罗群的问题。”吴遥一听,脸色铁青,但是他还站在门口,挡住我的去路,那位朱科长又掏
出个纸条,把它交给吴遥说:“这是你们给天云山汇去的三百元,被退回来了! ”吴遥接过那张汇票,展开看了看,回身瞪着我,两眼充血,象要吃人似的,
这时,我倒反而镇定起来了。 “钱是我寄的!”我说着拾起被他扔在地上的大衣,想从他身边走过去。他倒没有拦我,只是照旧瞪着我,那位朱科长一看形势不对,赶紧抽身下楼走了。
我在客厅里停了停,因为我的头一直是晕的,两腿也发软,我听见楼下汽车发动的声音,我想到窗口喊她等等我,我万万没有料到,他居然跟了上来,一把把我揪了回来,猛地一巴掌,把我打跌在地上,同时骂了一句最难听的话,又歇斯底里地吼叫着:“原来你一直是和右派心连心的!你别以为党会支持你们,你们始终是右派,右派……”
这一巴掌把我打懵了,同时也彻底把我打醒了。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抬起身子望着他,我的嘴可能在流血,我的脸色可能特别怕人,因为我看见他突然住了嘴,惊慌而恐怖地往后退着。
我好不容易站起来,努力撑持着身子,走到门口,吃力地打开了门,我还没有走出门外,他又追了上来,我回头望着他,看看他还要拿我怎么样。他嘴唇动了动,没有说出话来,突然,他一把抱住我,顺着我的身子滑下去,扑到了地上……
“我怎么打起人来了,我疯了,我……原谅我,薇,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你不能走,不能,我现在……我不能失掉……”
他这个突兀的举动,倒是出我的意外,我被他抱着两只腿,动弹不得,我呆呆地看着他,我的目光可能是呆滞的,也可能是藐视的,我一动不动,既没说话,也没有推他,我就那样久久地俯视着他,让我嘴角上的血,滴到他的脸上!
他突然松开了我,用手蒙着脸,爬起来,扑倒在沙发上。
我最后望了房子一眼,我在心里和它告别,我知道,这一切都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
我挪动步子,朝楼下走着,但是因为这两天我受的刺激太大了,昨夜又发了一夜烧,我的腿抖个不停,晴岚的、罗群的、吴遥的脸,又不断在我眼前闪来闪去,我刚下了两三级,一脚踩了个空,整个身子顺着楼梯滚了下去。
我失去了知觉!
11 我终于在一天早晨完全清醒过来了。我发觉我睡在一间明亮的阳光充足的病房里,温暖的阳光,洒在我的病床上。睡在床上,能看到蓝湛湛的天,几朵乳白色的云,停在天空,动也不动,很象蓝色的海面浮着洁白的帆。我环视了一下病房,对面床上,坐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妇女,她见我看她,向我点头示意,我再看床头柜上,这里摆着两盆花,一盘是迎春,它的绿色的柔软的枝条上,一朵朵小黄花,已经鲜亮地开放了。它的旁边是一盆红梅,也含苞待放了。
这花不知是谁拿来的?我久久凝视着它,一种轻松的新生的感觉使我无缘无故地微笑了一下。我伸出一只手,想摸一摸花,可又有一种模糊的似乎很遥远的往事,慢慢朝我侵袭过来,渐渐,那些不愿回想的画面,清清楚楚浮上心头,我又心里一酸,我缩回手,把眼睛闭上了!
我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不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公布了没有?不知道冯晴岚究竟如何了,不知道我的女儿为什么没来,不知道罗群的复查问题有什么进展,而往后怎么安排我的生活!又重新萦回在我的脑际。
下午,我女儿来了,她见我醒来,喊了声“妈!”就扑到我的怀里,她用泪盈盈的眼睛望着我。我伸出手,热爱地抚摸着她,女儿哽咽得更厉害了,从她的脸上表情,我猜测出她已经知道了我和吴遥之间发生的事,她也可能明白,我们这次是真的无法挽回的破裂了。
她只提了一句她的父亲,说是到党校学习去了。接着她又告诉我,地委领导都来看过我,机关里许多同志也都来过了。她还说,现在机关、学校、厂矿都热闹得很,都在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讨论怎么把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面去。说着说着,她又轻轻啊呀了一声说:“周瑜贞阿姨昨天还来看过你,这两盆花就是她抱来的。 ”
“原来是她送的?我正在猜是谁送来的呢! ”我望着那花说;“她跟你讲了什么吗?”
“她可好了! ”女儿说,“爸爸走了,她有空就到我家来,她还跟我讲了不少故事。有的故事,讲得真好,硬是把我讲哭了!”
“啊!她都讲了些什么?”
“妈!你现在别问,反正我从她讲的故事里,倒是懂得了不少东西。我们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不应该发生的事,这不光是四人帮的时候。可我们又有多少经过了考验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人啊!”
女儿能说出这样的话,使我很惊讶,这个刚刚十六岁的高中生,我一向还把她当作小孩呢!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她的话,她又说:
“周阿姨还说,对过去的某些错误,不清算一下是不行的,清算它正是为了不让它再有机会重演,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我觉得她这话说得真对,妈妈,你说呢?”
“是这样,孩子! ”我说:“也是为了让你们这一代,再也不会碰到那样的事!
哎,她今天还来吗?”
“我差点忘了告诉你了。 ”女儿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把它递给我,说:
“她有一封信给你。 ”
我接过周瑜贞留下的信,慢慢拆开了它。她在信上告诉我,晴岚终于去世了!但是,她是在听到罗群同志恢复了党籍以后去世的,她不是含恨而是拉着罗群的手含笑而去的。她说,晴岚也记挂着你,感到没能再跟你见一面终是件憾事,她希望你再去看看天云山,愿意的话,可以到她的坟上看一看。瑜贞的信上还告诉我,天云山特区工作已正式开始了,组织上已经同意调她去天云山。最后她说,罗群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天云山特区党委书记了!
我正仔细读着这封信,窗外隐隐传来了欢腾的锣鼓声,还隐约听见人喊马嘶、汽车轰鸣的声音,我把信折了起来,问女儿是什么事!女儿扒在窗上看了一下,说:“是调往天云山特区搞建设的人要出发,他们在马路上集合! ”
“啊!你扶我看看行吗?”
“妈,你能起来吗?”
“不要紧,我靠在窗台上望一望,妈妈从前也是这样上天云山的,我想看看今天的场面。 ”
女儿把我扶起来,好在我的床就靠着窗子,我凑在玻璃上往下望着。只见广场上、马路上,到处是人,是旗子,是汽车、马车,汽车上装着庞大的机器,一直摆到我望不见的地方,这和我们当年不能比了,虽然曲曲折折,但生活毕竟是在前进的。
我望着望着,突然发现就在离我窗口最近的一辆大汽车上,一个穿着旧军大衣的魁梧的人,站在车上,对着队伍在讲话。我隔着玻璃窗,听不清他的声音,只看见他有力地挥动看手臂。金灿灿的阳光,射在他那脸上,使他的脸上充满光辉。看着看着,我的手猛然抖起来,我的心也猛烈地跳了,那正是他,是罗群啊!他那魁伟的身材,雕塑型的面孔,虽然有二十年没见了,但是他还是那个样子啊,困苦只是磨炼了他,却并没有能够损伤得了他,相反,他好象比以前更健壮更高大了!
我把我的滚热的脸贴在玻璃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只见他最后做了个手势,喊了句什么,车轮开始滚动了,人群、旗帜、机器,洪流似的向前方涌去。
我一直望到他们消失在马路的尽头,才慢慢离开窗口,靠在枕头上。我不自觉地又望着那两盆花,而我的心又飞到天云山去了!
天云山,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事业,都是在那儿开始,又是在那里夭折的!它们,难道还能够回来吗?
我又忍不住抬起头,想再看看窗外,可是那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我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但是,也是从这一天起,想去天云山看一看的愿望,却特别强烈起来。
过了一个时候,我终于出院了。这也正是清明节的前夕。我暂时还没有上班,我想调换一个更适合于我的比较实际的工作,也想乘机把生活重新安排一下,一切都应当有一个新的开始。在开始之前,我决定去天云山一趟。我要在晴岚的墓前,献上我的花,我还要找罗群谈一谈,哪怕是见一面也很好啊!
对罗群,我在动身之前,确实没有什么想法,我想什么呢!我的理智告诉我,和他再重新开始,那是不可能的,我在他困难的时候,主动离开了他,现在当他又恢复了工作,我又跑了回来,纵使他欢迎,我的羞惭和自尊,也不容许我这样啊!
因为是这样想的,上了路,心地倒也是坦然的,可是,当我一进入天云山区,心却又不由自主地跳起来。
我望着渐渐出现的古城堡,经过那现在是鲜花盛开的大峡谷,穿过峡谷,又看见那金沙沟的草地。那正是我被马儿驮跑的地方,也就是在那前面的山林,我和他骑在一匹马上,让马自由地随便走着,……
这样一些我不愿想的事,它竟然一件一件那么清楚地闯进我的心,奇怪的是,我想到这些,竟然有一种甜丝丝的感觉,仿佛它们真能再回来,真的又能变成令人心醉的现实。
为什么不能呢?他是自由的,我现在也是自由的。
这个简单的事实,竟使我头晕心跳,象个年青姑娘似的,自个儿红着脸,偷偷地笑了。
我下了车,就直奔天云镇,去新特区党委,我想马上就见到他。
但是,我跑了一段路,又猛然站住了!
在我前面,出现了一群去扫墓的人,他们有的戴了黑袖章,有的拿着花圈,也的的捧着祭盒,按本地老式办法祭奠的。在这个小小的肃穆的队伍前面,我的心不由紧缩了一下。一种歉疚的心情立即代替了刚才的那种与我年龄不相称的近乎轻佻的情况。
我的主要目的,不是给晴岚扫墓的吗?正是她,我这个年轻时代的密友,代替我完成了最难完成的任务。现在她走了,我竟然忘了她,而在想那不应该属于我的,我……
我羞惭地在街上站了一会,决定先到晴岚的墓上。
我低头走出开云镇,心情还是纷乱的很。
我找到了一个小学生,问他可知道冯老师的墓。小学生说他们刚刚也给冯老师扫墓去了,他自告奋勇给我引路,我谢绝了他。
根据小学生的指点,我知道那正是我和晴岚第一次跟罗群见面的地方,在那密密青青的竹林里,我撞倒了罗群,我们哈哈大笑,我们互相打量着,我们一道上古城堡,罗群纠正说,那不叫城堡,本地人叫寨子。……
为什么她竟然葬在这里?为什么又要引起我想那些事?生活真是会捉弄人啊!
路边的树渐渐多起来。微微的春风,吹动着那些新生的翠绿的叶子,它们微微抖颤着,红的、紫的杜鹃,绽开了笑靥,成对的斑鸠叫个不停,还有什么鸟儿在树林深处欢乐地唱着,天上有几只雄鹰徐徐地盘旋。春意非常浓郁,但是我此时倒产生了一点凄凉的感情。
我采了一些杜鹃,又折了几枝海棠和兰草花,加了一些松柏竹枝,用我的黑纱巾,把它们扎成一个花束,我又在包里的活页本上,取下一张纸,在上面写了几句话:“献给您,晴岚,你的应该向你学习的朋友,薇。 ”
我捧着花束,慢慢向前走着,同时注意找寻她的墓。我忽然发现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两个人,我差点叫了出来,原来这两个人正是罗群和周瑜贞。这意外的发现,使我不觉一震,我下意识地停了脚步,把身子掩到一棵树后面,躲了起来。
他俩在晴岚的坟前肃立着,罗群还是那身装束,周瑜贞今天也是一身素服,只有脖子上一条白纱巾,不断被风吹得微微飘动。
他俩转身往回走了。他们俩的神情都异常严肃庄重。两人的眼光,同样是深邃的深思般的,他们靠得很近,但是又都在望着前方!
我听见周瑜贞说话了。她说:
“你现在担子重,你已经不是搞个人研究的时候了,你要把你的许多想法,付诸实践。你的那几本书,让我来帮助你整理好了,我应当继承晴岚姐姐的遗志,你呢!指挥你的天云山建设部队,大打一场现代化的战争吧!”
罗群没说话,但是他那种急于奔赴前线的渴望,清清楚楚写在他的脸上,使
他的神情显得特别刚毅果敢。他们的步子加快了!那有份量的脚步,使我倚身的树都摇晃起来。我目送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这春天的树林里,一刹那间,我完全明白了!
刚刚我是多么可笑啊,失去的是永远失去了,我感到心里很空,不能自止地想哭,但是我极力忍住了。我望望手里的花束,鲜艳的红的紫的花朵,含笑看着我,向我不住地点头,我又注意到我自己写的那张纸片,注意到那上面我刚刚写的话:“你的应该向你学习的朋友,薇! ”
我忽然真心实意感到脸红了!
我应当向晴岚学习什么,直到片刻以前,我还是不明确的,我还是陷在个人的狭小的感情圈子里。人生应当有更高的境界,应当有正确的理想、情操,应当有为人民、为党而斗争的是非观念和献身精神!这不正是晴岚说的,她完成了她应该完成的!
我在我的岗位上,要完成应当完成的不是更多么?于是,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抿了抿头发,坚定地走到晴岚的坟前,献上我的花。我默默祈祷她安息,同时我也为罗群和周瑜贞,暗地里献上我的虔诚的祝福!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五日合肥

老舍短篇小说:《兔》

 

许多人说小陈是个“兔子”。

 

我认识他,从他还没作票友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很瘦弱,很聪明,很要强,很年轻,眉眼并不怎么特别的秀气,不过脸上还白净。我和他在一家公司里共过半年多的事,公司里并没有一个人对他有什么不敬的态度与举动;反之,大家都拿他当个小兄弟似的看待:他爱红脸,大家也就分外的对他客气。他不能,绝对不能,是个“兔子”。

 

他真聪明。有一次,公司办纪念会,要有几项“游艺”,由全体职员瞎凑,好不好的只为凑个热闹。小陈红着脸说,他可以演戏,虽然没有学过,可是看见过;假若大家愿意,他可以试试。看过戏就可以演戏,没人相信。可是既为凑热闹,大家当然不便十分的认真,教他玩玩吧,唱好唱坏有什么关系呢。他唱了一出《红鸾喜》。他的嗓子就和根毛儿似的那么细,坐在最前面的人们也听不见一个字,可是他的扮相,台步,作派,身段,没有一处不好的,就好象是个嗓子已倒而专凭作工见长的老伶,处处细腻老到。他可是并没学过戏!无论怎么说吧,那天的“游艺”数着这出《红鸾喜》最“红”,而且掌声与好儿都是小陈一个人得的。下了装以后,他很腼腆的,低着头说:“还会打花鼓呢,也并没有学过。”

 

不久,我离开了那个公司。可是,还时常和小陈见面。那出《红鸾喜》的成功,引起他学戏的兴趣。他拜了俞先生为师。俞先生是个老票友,也是我的朋友;五十多岁了,可是嗓子还很娇嫩,高兴的时候还能把胡子剃去,票出《三堂会审》。俞先生为人正直规矩,一点票友们的恶习也没有。看着老先生撅着胡子嘴细声细气的唱,小陈红着脸用毛儿似的小嗓随着学,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有时候我也跟着学几句。我的嗓子比小陈的好的多,可就是唱不出味儿来,唱着唱着我自己就笑了,老先生笑得更厉害:“算了吧,你听我徒弟唱吧!”小陈微微一笑,脸向着墙“喊”了几句,声音还是不大,可是好听。“你等着,”老先生得意的对我说,“再有半年,他的嗓子就能出来!真有味!”

 

俞先生拿小陈真当个徒弟对待,我呢也看他是个小朋友,除了学戏以外,我们也常一块儿去吃个小馆,或逛逛公园。我们两个年纪较大的到处规规矩矩,小陈呢自然也很正经,连句错话也不敢说。就连这么着,俞先生还时常的说:“这不过是个玩艺,可别误了正事!”

 

 

小陈,因为聪明,贪快贪多,恨不能一个星期就学完一出戏。俞先生可是不忙。他知道小陈聪明,但是不愿意教他贪多嚼不烂。俞先生念字的正确,吐音的清楚,是票友里很少见的。他楞可少教小陈学几个腔儿,而必须把每个字念清楚圆满了。小陈,和别的年轻人一样,喜欢花哨。有时候,他从留音机片上学下个新腔,故意的向老先生显胜。老先生虽然不说什么,可是心中不大欢喜:经过这么几次,老先生可就背地里对我说了:“我看哪,大概这个徒弟要教不长久。自然喽,我并不要他什么,教不教都没多大关系。我怕的是,他学坏了,戏学坏了倒还是小事,品行,品行……不放心!我是真爱这个小人儿,太聪明!聪明人可容易上当!”

 

我没回答出什么来,因为我以为这一半由于老先生的爱护小陈,一半由于老先生的厌恶新腔。其实呢,我想,左不是玩玩吧咧,何必一定叫真儿分什么新旧邪正呢。我知道我顶好是不说什么,省得教老先生生气。

 

不久,我就微微的觉到,老先生的话并非过虑。我在街上看见了小陈同着票友儿们一块走。这种票友和俞先生完全不同:俞先生是个规规矩矩的好人,除了会唱几句,并没有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地方。这些票友,恰相反,除了作票友之外,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虽然不是职业的伶人,可也头上剃着月亮门,穿张打扮,说话行事,全象戏子,即使未必会一整出戏,可是习气十足,我把这个告诉给俞先生了,俞先生半天没说出话来。

 

过了两天,我又去看俞先生,小陈也在那里呢。一看师徒的神气,我就知道他们犯了拧儿。我刚坐下,俞先生指着小陈的鞋,对我说:“你看看,这是男人该穿的鞋吗?葡萄灰的,软梆软底!他要是登台彩排,穿上花鞋,逢场作戏,我决不说什么。平日也穿着这样的鞋,满街去走,成什么样儿呢?”

 

我很不易开口。想了会儿,我笑着说,“在苏州和上海的鞋店里,时常看到颜色很鲜明,样式很轻巧的男鞋;不比咱们这儿老是一色儿黑,又大又笨。”原想这么一说,老先生若是把气收一收,而小陈也不再穿那双鞋,事儿岂不就轻轻的揭过去了么。

 

可是,俞先生一个心眼,还往下钉:“事情还不这么简单,这双鞋是人家送给他的。你知道,我玩票二十多年了,票友儿们的那些花样都瞒不了我。今天他送双鞋,明天你送条手绢,自要伸手一接,他们便吐着舌头笑,把天好的人也说成一个小钱不值。你既是爱唱着玩,有我教给你还不够,何必跟那些狐朋狗友打联联呢?!何必弄得好说不好听的呢?!”

 

小陈的脸白起来,我看出他是动了气。可是我还没想到他会这么暴烈,楞了会儿,他说出很不好听的来了:“你的玩艺都太老了。我有工夫还去学点新的呢!”说完,他的脸忽然红了;仿佛是为省得把那点腼腆劲儿恢复过来,低着头,抓起来帽于,走出去,并没向俞老师弯弯腰。

 

看着他的后影,俞先生的嘴唇颤着,“呕”了两声。

 

“年轻火气盛,不必——”我安慰着俞先生。

 

“哼,他得毁在他们手里!他们会告诉他,我的玩艺老了,他们会给他介绍先生,他们会蹿弄他‘下海’,他们会死吃他一口,他们会把他鼓逗死。可惜!可惜!”

 

俞先生气得不舒服了好几天。

 

 

小陈用不着再到俞先生那里去,他已有了许多朋友。他开始在春芳阁茶楼清唱,春芳阁每天下午有“过排”,他可是在星期日才能去露一出。因为俞先生,我也认识几位票友,所以星期日下午若有工夫,我也到那里去泡壶茶,听三两出戏;前后都有熟人,我可以随便的串——好观察小陈的行动。

 

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有人说他是“兔子”。我不能相信。不错,他的脸白净,他唱“小嗓”;可是我也知道他聪明,有职业,脑腆;不论他怎么变,决不会变成个“那个”。我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一边去观察他的行动,也一边很留神去看那些说他是“那个”的那些人们。

 

小陈的服装确是越来越匪气了,脸上似乎也擦着点粉。可是他的神气还是在腼腆之中带着一股正气。一看那些给他造谣的,和捧他的,我就明白过来:他打扮,他擦粉,正和他穿那双葡萄灰色的鞋一样,都并不出于他的本心,而是上了他们的套儿。俞先生的话说得不错,他要毁在他们手里。

 

最惹我注意的,是个黑脸大汉。头上剃着月亮门,眼皮里外都是黑的,他永远穿着极长极瘦绸子衣服,领子总有半尺来高。

 

据说,他会唱花脸,可是我没听他唱过一句。他的嘴里并不象一般的票友那样老哼唧着戏词儿,而是念着锣鼓点儿,嘴里念着,手脚随着轻轻的抬落;不用说,他的工夫已超过研究耍腔念字,而到了能背整出的家伙点的程度,大概他已会打“单皮”。

 

这个黑汉老跟着小陈,就好象老鸨子跟着妓女那么寸步不离。小陈的“戏码”,我在后台看见,永远是由他给排。排在第几出,和唱哪一出,他都有主张与说法。他知道小陈的嗓子今天不得力,所以得唱出歇工儿戏;他知道小陈刚排熟了《得意缘》,所以必定得过一过。要是凑不上角儿的话,他可以临时去约。赶到小陈该露了,他得拉着小陈的手,告诉他在哪儿叫好,在哪儿偷油,要是半路嗓子不得力便应在哪个关节“码前”或“叫散”了。在必要的时候,他还递给小陈一粒华达丸。拿他和体育教员比一比,我管保说,在球队下场比赛的时候那种种嘱告与指导,实在远不及黑汉的热心与周到。

 

等到小陈唱完,他永远不批评,而一个劲儿夸奖。在夸奖的言词中,他顺手儿把当时最有名的旦角加以极厉害的攻击:谁谁的嗓子象个“黑头”,而腆着脸硬唱青衣!谁谁的下巴有一尺多长,脊背象黄牛那么宽,而还要唱花旦!这种攻击既显出他的内行,有眼力,同时教小陈晓得自己不但可以和那些名伶相比,而且实在自己有超过他们的地方了。因此,他有时候,我看出来,似乎很难为情,设法不教黑汉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到台上去,可是他也不敢得罪他;他似乎看出一些希望来,将来他也能变成个名伶;这点希望的实现都得仗着黑汉。黑汉设若不教他和谁说话,他就不敢违抗,黑汉要是教他擦粉,他就不敢不擦。

 

我看,有这么个黑汉老在小陈身旁,大概就没法避免“兔子”这个称呼吧?

 

小陈一定知道这个。同时,他也知道能变成个职业的伶人是多么好的希望。自己聪明,“说”一遍就会;再搭上嗓子可以对付,扮相身段非常的好;资格都有了,只要自己肯,便能伸手拿几千的包银,干什么不往这条路上走呢!什么再比这个更现成更有出息呢?

 

要走这条路,黑汉是个宝贝。在黑汉的口中,不但极到家的讲究戏,他也谈怎样为朋友家办堂会戏,怎样约角,怎样派份儿,怎样赁衣箱。职业的,玩票的,“使黑杵的”,全得听他的调动。他可以把谁捧起来,也可以把谁摔下去;他不但懂戏,他也懂“事”。小陈没法不听他的话,没法不和他亲近。假若小陈愿意的话,他可以不许黑汉拉他的手,可是也就不要再到票房去了。不要说他还有那个希望,就是纯粹为玩玩也不能得罪黑汉,黑汉一句话便能教小陈没地方去过戏瘾,先不用说别的了。

 

 

有黑汉在小陈身后,票房的人们都不敢说什么,他们对小陈都敬而远之。给小陈打鼓的决不敢加个“花键子”;给小陈拉胡琴的决不敢耍坏,暗暗长一点弦儿;给小陈配戏的决不敢弄句新“搭口”把他绕住,也不敢放胆的卖力气叫好而把小陈压下去。他们的眼睛看着黑汉而故意向小陈卖好,象众星捧月似的。他们绝不会佩服小陈——票友是不会佩服人的——可是无疑的都怕黑汉。

 

假如这些人不敢出声,台底下的人可会替他们说话;黑汉还不敢干涉听戏的人说什么。

 

听戏的人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到星期六或星期日偶尔来泡壶茶解解闷,花钱不多而颇可以过过戏瘾。这一类人无所谓,高兴呢喊声好,不高兴呢就一声不出或走出去。另一类人是冬夏常青,老长在春芳阁的。他们都多知多懂。有的玩过票而因某种原因不能再登台,所以天天上茶楼来听别人唱,专为给别人叫“倒好”,以表示自己是老行家。有的是会三句五句的,还没资格登台,所以天天来熏一熏,服装打扮已完全和戏子一样了,就是一时还不能登台表演,而十分相信假若一旦登台必会开门红的。有的是票友们的亲戚或朋友,天天来给捧场,不十分懂得戏,可是很会喊好鼓掌。有的是专为来喝茶,不过日久天长便和这些人打成一气,而也自居为行家。这类人见小陈出来就嘀咕,说他是“兔子”。

 

只要小陈一出来,这群人就嘀咕。他们不能挨着家儿去告诉那些生茶座儿:他是“兔子”。可是他们的嘀咕已够使大家明白过来的了。大家越因好奇而想向他们打听一下,他们便越嘀咕得紧切,把大家的耳朵都吸过来一些;然后,他们忽然停止住嘀咕,而相视微笑,大家的耳朵只好慢慢的收回去,他们非常的得意。假若黑汉能支配台上,这群人能左右台下,两道相逆的水溜,好象是,冲激那个瘦弱的小陈。

 

这群人里有很年轻的,也有五六十岁的。虽然年纪不同,可一律擦用雪花膏与香粉,寿数越高的越把粉擦得厚。他们之中有贫也有富,不拘贫富,服装可都很讲究,穷的也有个穷讲究——即使棉袍的面子是布的。也会设法安半截绸子里儿;即使连里子也得用布,还能在颜色上着想,衬上什么雪青的或深紫的。他们一律都卷着袖口,为是好显显小褂的洁白。

 

大概是因为忌妒吧,他们才说小陈是“兔子”;其实据我看呢,这群人们倒更象“那个”呢。

 

小陈一露面,他们的脸上就立刻摆出一种神情,能伸展成笑容,也能缩歛成怒意;一伸,就仿佛赏给了他一点世上罕有的恩宠;一缩,就好象他们触犯帝王的圣怒。小陈,为博得彩声,得向他们递个求怜邀宠的眼色。连这么着,他们还不轻易给他喊个好儿。

 

赶到他们要捧的人上了台,他们的神情就极严肃了,都伸着脖儿听;大家喊好的时候,他们不喊;他们却在那大家不注意的地方,赞叹着,仿佛是忘形的,不能不发泄的,喝一声彩,使大家惊异,而且没法不佩服他们是真懂行。据说,若是请他们吃一顿饭,他们便可以玩这一招。显然的,小陈要打算减除了那种嘀咕,也得请他们吃饭。

 

我心里替小陈说,何必呢!可是他自有他的打算。

 

 

有一天,在报纸上,我看到小陈彩排的消息。我决定去看一看。

 

当然黑汉得给他预备下许多捧场的。我心里可有准儿,不能因为他得的好儿多或少去决定他的本事,我要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去判断他的优劣。

 

他还是以作工讨好,的确是好。至于唱工,凭良心说,连一个好儿也不值。在小屋里唱,不错,他确是有味儿;一登台,他的嗓子未免太窄了,只有前两排凑合着能听见,稍微靠后一点的,便只见他张嘴而听不见声儿了。

 

想指着唱戏挣钱,谈何容易呢!我晓得这个,可是不便去劝告他。黑汉会给他预备好捧场的,教他时时得到满堂的彩,教他没法不相信自己的技艺高明。我的话有什么用呢?

 

事后,报纸上的批评是一致的,都说他可以比作昔年的田桂凤。我知道这些批评是由哪儿来的,黑汉哪能忘下这一招呢。

 

从这以后,义务戏和堂会就老有小陈的戏码了。我没有工夫去听,可是心中替他担忧。我晓得走票是花钱买脸的事,为玩票而倾家荡产的并不算新奇;而小陈是个穷小子啊。打算露脸,他得有自己的行头,得找好配角,得有跟包的,得摆出阔架子来,就凭他,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难!

 

不错,黑汉会帮助他;可是,一旦黑汉要翻脸和他算清账怎么办呢?俞先生的话,我现在明白过来,的确是经验之谈,一点也非过虑。

 

不久,我听说他被公司辞了出来,原因是他私造了收据,使了一些钱。虽说我俩并非知己的朋友,我可深知他绝不是个小滑头。要不是被逼急了,我相信他是不会干出这样丢脸的事的。我原谅他,所以深恨黑汉和架弄着小陈的那一群人。

 

我决定去找他,看看我能不能帮助他一把儿;几乎不为是帮助他,而是借此去反抗黑汉,要从黑汉手中把个聪明的青年救出来。

 

 

小陈的屋里有三四个人,都看着他作“活”呢。因为要省点钱,凡是自己能动手的,他便自己作。现在,他正作着一件背心,戏台上丫环所穿的那种。大家吸着烟,闲谈着,他一声不出的,正往背心上粘玻璃珠子——用胶水画好一大枝梅花,而后把各色的玻璃珠粘上去,省工,省钱,而穿起来很明艳。

 

我进去,他只抬起头来向我笑了笑,然后低下头去继续工作,仿佛是把我打入了那三四个人里边去。我既不认识他们,又不想跟他们讲话,只好呆呆的坐在那里。

 

那些人都年纪在四十以上,有的已留下胡子。听他们所说的,看他们的神气,我断定他们都是一种票友。看他们的衣服,他们大概都是衙门里的小官儿,在家里和社会上也许是很热心拥护旧礼教,而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可是,他们来看小陈作活。他们都不野调无腔,谈吐也颇文雅,只是他们的眼老溜着小陈,带出一点于心不安而又无法克服的邪味的笑意。

 

他们谈话儿,小陈并不大爱插嘴,可是赶到他们一提起某某伶人,或批评某某伶人的唱法,他便放下手中的活,皱起点眉来,极注意的听着,而后神气活似黑汉,斩钉截铁的发表他的意见,话不多,可是十分的坚决,指出伶人们的缺点。他并不为自己吹腾,但是这种带着坚固的自信的批判,已经足以显出他自己的优越了。他已深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旦角,除了他简直没有人懂戏。

 

好容易把他们耗走,我开始说我所要说的话,为省去绕弯,我开门见山的问了他一句:“你怎样维持生活呢?”

 

他的脸忽然的红了,大概是想起被公司辞退出来的那点耻辱。看他回不出话来,我爽性就钉到家吧:“你是不是已有许多的债?”

 

他勉强的笑了一下,可是神气很坚决:“没法不欠债。不过,那不算一回事,我会去挣。假如我现在有三千块钱,作一批行头,我马上可以到上海去唱两个星期,而后,”他的眼睛亮起来,“汉口,青岛,济南,天津,统一个圈儿;回到这儿来,我就是——”他挑起大指头。

 

“那么容易么?”我非常不客气的问。

 

他看了我一眼,冷笑了一下,不屑于回答我。

 

“是你真相信你的本事,还是被债逼得没法不走这条路呢?比如说,你现在已欠下某人一两千块钱,去作个小事儿决不能还上,所以你想一下子去楼几千来,而那个人也往这么引领你,是不是?”

 

想了一会儿,犹豫了一下,咽了一口气,没回答出什么来。我知道我的话是钉到他的心窝里。

 

“假若真象我刚才说的。”我往下说,“你该当想一想,现在你欠他的,那么你要是‘下海’,就还得向他借。他呢,就可以管辖你一辈子,不论你挣多少钱,也永远还不清他的债,你的命就交给他了。捧起你来的人,也就是会要你命的人。你要是认为我不是吓吓你,想法子还他的钱,我帮助你,找个事作,我帮助你,从此不再玩这一套。你想想看。”

 

“为艺术是值得牺牲的!”他没看我,说出这么一句。

 

这回该我冷笑了。“是的,因为你在中学毕业,所以会说这么一句话,一句话,什么意思也没有。”

 

他的脸又红了。不愿再跟我说什么,因为越说他便越得气馁;他的岁数不许他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向外边喊了一声:“二妹!你坐上一壶水!”

 

我这才晓得他还有个妹妹,我的心中可也就更不好过了;没再说什么,我走了出去。

 

 

“全球驰名,第一青衫花旦陈……表演独有历史佳剧……”在报纸上,街头上,都用极大的字登布出来。我知道小陈是“下了海”。

 

在“打炮”的两天前,他在东海饭店招待新闻界和一些别的朋友。不知为什么,他也给了我张请帖。真不愿吃他这顿饭,可是我又要看看他,把请帖拿起又放下好几回,最后我决定去看一眼。

 

席上一共有七八十人,有戏界的重要人物,有新闻记者,有捧角专家,有地面上的流氓。我没大去注意这些人们,我仿佛是专为看小陈而来的。

 

他变了样。衣服穿得顶讲究,讲究得使人看着难过,象新娘子打扮得那么不自然,那么过火。不过,这还不算出奇;最使人惊异的是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个钻石戒指,假若是真的,须值两三千块钱。谁送给他的呢?凭什么送给他呢?他的脸上分明的是擦了一点胭脂,还是那么削瘦,可是显出点红润来。有这点假的血色在脸上,他的言语动作仿佛都是在作戏呢;他轻轻的扭转脖子,好象唯恐损伤了那条高领子;他偏着脸向人说话,每说一句话先皱一下眉,而后嘴角用力的往上兜,故意的把腮上弄成两个小坑儿。我看着他,我的脊背上一阵阵的起鸡皮疙疸。

 

可是,我到底是原谅了他,因为黑汉在那里呢。黑汉是大都督,总管着一切:他拍大家的肩膀,向大家嘀咕,向小陈递眼色,劝大家喝酒,随着大家笑,出来进去,进去出来,用块极大的绸子手绢擦着黑亮的脑门,手绢上抖出一股香水味。

 

据说,人熊见到人便过去拉住手狂笑。我没看见过,可是我想象着那个样子必定就象这个黑汉。

 

黑汉把我的眼睛引到一位五十来岁的矮胖子身上去。矮胖子坐首席,黑汉对他说的话最多,虽然矮胖子并不大爱回答,可是黑汉依然很恭敬。对了,我心中一亮,我找到那个钻石戒指的来路!

 

再细看,我似乎认识那个胖脸。啊,想起来了,在报纸和杂志上见过:楚总长!楚总长是热心提倡“艺术”的。

 

不错,一定是他,因为他只喝了一杯酒,和一点汤,便离席了。黑汉和小陈都极恭敬的送出去。再回到席上,黑汉开始向大家说玩笑话了,仿佛是表示:贵人已走,大家可以随便吧。

 

吃了一道菜,我也溜出去了。

 

 

楚总长出钱,黑汉办事。小陈住着总长的别墅,有了自己的衣箱,钻石戒指,汽车。他只是摸不着钱,一切都由黑汉经手。

 

只要有小陈的戏,楚总长便有个包厢,有时候带着小陈的妹妹一同来:看完戏,便一同回到别墅,住下。小陈的妹妹长得可是真美。

 

楚总长得到个美人,黑汉落下了不少的钱,小陈得去唱戏,而且被人叫做“兔子”。

 

大局是这么定好了,无论是谁也无法把小陈从火坑里拉出来了。他得死在他们手里,俞先生一点也没说错。

 

 

事忙,我一年多没听过一次戏。小陈的戏码还常在报纸上看到,他得意与否可无从知道。

 

有一次,我到天津办一点事,晚上独自在旅馆里非常的无聊,便找来小报看看戏园的广告。新到的一个什么“香”,当晚有戏。我连这个什么“香”是男是女也不晓得,反正是为解闷吧,就决定去看看。对于新起来的角色,我永远不希望他得怎样的好,以免看完了失望,弄一肚子蹩扭。

 

这个什么“香”果然不怎么高明,排场很阔气,可是唱作都不够味儿;唱到后半截儿,简直有点支持不下去的样子。唱戏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呢,我不由的想起小陈来。

 

正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黑汉。他轻快的由台门闪出来,斜着身和打鼓的说了两句话,又轻快的闪了进去。

 

哈!又是这小子!我心里说。哼,我同时想到了,大概他已把小陈吸干了,又来耍这个什么“香”了!该死的东西1

 

由天津回来,我遇见了俞先生,谈着谈着便谈到了小陈,俞先生的耳朵比我的灵通,刚一提起小陈,他便叹了口气:“完喽!妹妹被那个什么总长给扔下不管了,姑娘不姑娘,太太不大大的在家里闷着。他呢,给那个黑小子挣够了钱,黑小子撒手不再管他了,连行头还让黑小子拿去多一半。谁不知道唱戏能挣钱呢,可是事儿并不那么简单容易。玩票,能被人吃光了;使黑杵,混不上粥喝;下海,谁的气也得受着,能吃饱就算不离。我全晓得,早就劝过他,可是……”俞先生似乎还有好些个话,但是只摇了摇头。

 

 

又过了差不多半年,我到济南有点事。小陈正在那里唱呢,他挂头牌,二牌三牌是须生和武生,角色不算很硬,可也还看得过去。这里,连由北乎天桥大棚里约来的角儿还要成千论百的拿包银,那么小陈——即使我们承认他一切的弱点——总比由天桥来的强着许多了。我决定去看他的戏,仿佛也多少含着点捧捧场的意思,谁教我是他的朋友呢。

 

那晚上他贴的是独有的“本儿戏”,九点钟就上场,文武带打,还赠送戏词。我恰好有点事,到九点一刻才起身到戏园去,一路上我还怕太晚了点,买不到票。到九点半我到了戏园,里里外外全清锅子冷灶,由老远就听到锣鼓响,可就是看不见什么人。由卖票人的神气我就看出来,不上座儿;因为他非常的和气,一伸手就给了我张四排十一号——顶好的座位。

 

四排以后,我进去一看,全空着呢。两廊稀稜稜的有些人,楼上左右的包厢全空着。一眼望过去,台上被水月电照得青虚虚的,四个打旗的失了魂似的立在左右,中间坐着个穿红袍的小生,都象纸糊的。台下处处是空椅子,只在前面有一堆儿人,都象心中有点委屈似的。世上最难看的是半空的戏园子——既不象戏园,又不象任何事情,仿佛是一种梦景似的。

 

我坐下不大会儿,锣鼓换了响声,椅垫桌裙全换了南绣的,绣着小陈的名子。一阵锣鼓敲过,换了小锣,小陈扭了出来。没有一声碰头好——人少,谁也不好意思喊。我真要落泪!

 

他瘦得已不成样子。因为瘦,所以显着身量高,就象一条打扮好的刀鱼似的。

 

并不因为人少而敷衍,反之,他的瘦脸上带出一些高傲,坚决的神气;唱,念,作派,处处用力;越没有人叫好,他越努力;就好象那宣传宗教的那么热烈,那么不怕困苦。每唱完一段,回过头去喝水的工夫,我看见他嗽得很厉害,嗽一阵,揉一揉胸口,才转过脸来。他的嗓音还是那么窄小,可是作工已臻化境,每一抬手迈步都有尺寸,都恰到好处;耍一个身段,他便向台下打一眼,仿佛是对观众说:这还不值个好儿吗?没人叫好,始终没人喊一声好!

 

我忽然象发了狂,用尽了力量给他喝了几声彩。他看见了我,向我微微一点头。我一直坐到了台上吹了呜嘟嘟,虽然并没听清楚戏中情节到底是怎回事;我心中很乱。

 

散了戏,我跑到后台去,他还上着装便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几乎是一把骨头。

 

“等我卸了装,”他笑了一下,“咱们谈一谈!”

 

我等了好大半天,因为他真象个姑娘,事事都作得很慢很仔细,头上的每一朵花,每一串小珠子,都极小心的往下摘,看着跟包的给收好。

 

我跟他到了三义栈,已是夜里一点半钟。

 

一进屋,他连我也不顾得招待了,躺在床上,手哆嗦着,点上了烟灯。吸了两大口,他缓了缓气:“没这个,我简直活不了啦!”

 

我点了点头。我想不起说什么。设若我要说话,我就要说对他有些用处的,可是就凭我这个平凡的人,怎能救得了他呢?只好听着他说吧,我仿佛成了个傻子。

 

又吸了一大口烟,他轻轻的掰了个橘子,放在口中一瓣。“你几儿个来的?”

 

我简单的告诉了他关于我自己的事,说完,我问他:“怎样?”

 

他笑了笑:“这里的人不懂戏!”

 

“赔钱?”

 

“当然!”他不象以前那样爱红脸了,话说得非常的自然,而且绝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再唱两天吧,要还是不行,简直得把戏箱留在这儿!”

 

“那不就糟了?”

 

“谁说不是!”他嗽咳了一阵,揉了揉胸口。“玩艺好也没用,人家不听,咱有什么法儿呢?”

 

我要说:你的嗓子太窄,你看事太容易!可是我没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嗓子无从改好,他的生活已入了辙,他已吸惯了烟,他已有了很重的肺病;我干吗既帮不了他,还惹他难受呢?

 

“在北平大概好一点?”我为是给他一点安慰。

 

“也不十分好,班子多,地方钱紧,也不容易,哪里也不容易!”他揉着一点橘子皮,心中不耐烦,可是要勉强着镇定。“可是,反正我对得起老郎神,玩艺地道,别的……”

 

是的,玩艺地道;不用说,他还是自居为第一的花旦。失败,困苦,压迫,无法摆脱,给他造成了一点自信,他只仗着这点自信活着呢。有这点自信欺骗着他自己,他什么也不怕,什么也可以一笑置之;妹妹被人家糟践了,金钱被人家骗去,自己只剩下一把骨头与很深的烟瘾;对谁也无益,对自己只招来毁灭;可是他自信玩艺儿地道。“好吧,咱们北平见吧!”我告辞走出来。

 

“你不等听听我的全本《风仪亭》啦?后天就露!”他立在屋门口对我说。

 

我没说出什么来。

 

回到北平不久,我在小报上看到小陈死去的消息。他至多也不过才二十四五岁吧。

 

(全文完。《兔》最早发表于1939年8月老舍的短篇小说集《火车集》中)

评《动物庄园》:没有剑柄的利剑

有些书如同没有剑柄的剑,不论你从哪个角度去握它,它都要把你割的鲜血泠泠,但你为了欣赏它,就不得不拿起它。
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就是这样一本书,它躺在那里,灿灿光芒照得的眼花缭乱,但你敢拿起来看么?它是没有剑柄的剑,霍的一声就会触疼你。
《动物庄园》是童话,它符合我们传统意义上那些童话的所有要素,以动物为主角的中篇故事,会说话的动物。但我不想去普及《动物庄园》在说些什么之类的干巴巴的东西,如果你不了解20世纪的人类世界发生了什么,那你根本就无法明白这个荒谬的童话在影射什么。

它影射的是极权主义。
其实任何童话都有所影射,你以为神经兮兮的安徒生写的那些故事全然是为了逗小孩子乐么?你以为格林童话里没有凄惨恐怖的欧洲中世纪生活么?奥威尔生活的年代叫做20世纪上半叶。

《动物庄园》里的很多思想后来在《1984》里发扬光大了,比如抹去记忆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动物庄园里,“拿破仑”的宣传家斯奎拉为了抹去早期的庄园早期领导人斯诺鲍在人们心目中的记忆用尽了很多手法,逐步把他丑化成大叛徒,后来干脆就不是叛徒,斯诺鲍成了从起义一开始就混到队伍里来的奸细。在《1984》中,“英社”开动宣传机器不停的变更人们的记忆,把历史玩弄于鼓掌之上,昨日之白即是顷刻之黑。非常令人眼熟的是斯奎拉对数字的摆弄,他总是力图要让动物们相信自己比起义前过的好,总是要用数字证明每年每年的产品增长了多少;《1984》也是如此,这些做法的根本保障在于,已经没有人记得革命或者起义前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了。没有比较。

你不能说《1984》比《动物庄园》更伟大,毕竟后者还是前者的前身,我觉得《动物庄园》更注重于描写一个国家的诞生以及变化的全过程,以粗线条的方式来展现,而1984则是深入到已经成型并且无比夸张化的未来极权主义国家中一对恋人的故事来细细的刻画这个制度。

很多事情就是常识!虽然《动物庄园》会看的你心惊肉跳,《1984》看的你目瞪口呆,这仅仅说明你连常识也不知。看了这两本书,就多了一些常识。

其实说起来,《1984》里除了那句BB IS WATCHING YOU!之外,最直指人心,让我们这些唯唯诺诺的人一辈子胆战心惊的还是真理部墙上的那几行字儿:

战争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愚昧就是力量

啧啧,而《动物庄园》里最令人恐怖的还是那句话,被篡改的只剩下一条的戒律:

所有动物一例平等
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
更加平等

猛然看到这句话……就什么也不用说了,点破了,奥威尔点破了这个事情的全部本质。

最后想谈谈结尾,个人感觉《动物庄园》的结尾固然很好(猪变成人),但仍不够震撼,应该说,是一种在预料之中的结尾吧,而且来的那么理所当然……远没有《1984》来的残酷,1984的结尾也是可以预料的,甚至你在看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能预料到结尾,但你还是如同被抛入冰河的人一般,没办法,看着这个结尾慢慢来临,真的,那颗子弹杀不杀温斯顿又有什么区别,2+2都等于5了。

在遮荫的
栗树下
我出卖了你
你出卖了我
他们躺在那里
我们躺在这里

老舍《猫城记》自序

我向来不给自己的作品写序。怕麻烦;很立得住的一个理由。还有呢,要说的话已都在书中说了,何必再絮絮叨叨?再说,夸奖自己吧,不好;咒骂自己吧,更合不着。 莫若不言不语,随它去。

此次现代书局嘱令给《猫城记》作序,天大的难题!引证莎士比亚需要翻书;记性 向来不强。自道身世说起来管保又臭又长,因为一肚子倒有半肚子牢骚,哭哭啼啼也不 象个样子——本来长得就不十分体面。怎办?

好吧,这么说:《猫城记》是个恶梦。为什么写它?最大的原因——吃多了。可是 写得很不错,因为二姐和外甥都向我伸大拇指,虽然我自己还有一点点不满意。不很幽 默。

但是吃多了大笑,震破肚皮还怎再吃?不满意,可也无法。人不为面包而生。是的, 火腿面包其庶几乎?

二姐嫌它太悲观,我告诉她,猫人是猫人,与我们不相干,管它悲观不悲观。二姐 点头不已。

外甥问我是哪一派的写家?属于哪一阶级?代表哪种人讲话?是否脊椎动物?得了 多少稿费?我给他买了十斤苹果,堵上他的嘴。他不再问,我乐得去睡大觉。梦中倘有 所见,也许()还能写本“狗城记”。是为序。

年月日,刚睡醒,不大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