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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的英国情结

南方都市报 谢泳


《英国采风录》储安平著,东方出版社;《英人法人中国人》储安平著,辽宁教育出版社。

  最近两本储安平早年关于英国的书:《英国采风录》和《英人法人中国人》几乎同时出版。两本半个多世纪前写出的书,现在还有人不断设法印出来,足见这书还是有生命力的。其实这几十年来,储安平的这两本书一直没有绝版,上世纪60年代,台湾就印过《英国采风录》,同时还有王云五的《访英日记》,这本书商务早年出版的是英文本。80年代,钟叔河在湖南岳麓书社的时候,也印过《英国采风录》。不过那时候印书都很朴素,不像现在,一本随笔集就要五十多元,真是彼一时,此一时。

许多和储安平有过交往的人,都知道他有英国情结。他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读的是英文系,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英国游学,40年代回到中国。他一生行事和论政,都以英国为楷模,办杂志想办成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那样的风格,写政论的材料和标准,也以英国为主要来源和比较的基础。

储安平到英国的时候,据说在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过,这方面的材料我们现在还没有直接看到,但那个时候正是英国著名的政论家哈罗德。拉斯基风头正健的时候,储安平可能听过他的课,受过他的影响。那个时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还有费孝通和许郎光,他们也很迷拉斯基。当时吴恩裕正跟着拉斯基读博士,储安平后来和这些人都成了好朋友,也许他们在英国的时候就有了交情。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的时候,就发表过吴恩裕的长篇回忆文章《拉斯基教授从学记》,后来办《观察》周刊,从一开始就在杂志的最后一页上,连载吴恩裕的文史随笔《负生偶记》,其中涉及许多晚清和民国文坛的掌故,十分有趣。不过当时吴恩裕没有署名,而是直接用了他的一个笔名“负生”,这个名字不太为人所知,后来吴恩裕在《新路》周刊上写文章,也用过这个笔名。

储安平对英国的了解非常深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英国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人们做人行事所应有的态度和风格。储安平认为,中国人应该向英国人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的政治制度,这是他早年的苦心。

储安平青年时代写过小说和很多散文,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很会写文章,加上他有在英国生活的经历,所以他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了解英国政治文化的经典读物,特别是对青少年了解英国,非常合适,因为这是非常地道的文章,无论内容还是文章风格,都非常值得学习。不说别的,储安平的英文之好,对他写那样的文章肯定帮助不少。《观察》周刊当年为了及时发表有关英美的文章,常常是储安平直接从收音机里边听边译边发排,这个本领在今天的学者中很难见到了。

上世纪40年代,介绍英国政治文化的书很有几本,都非常不错。除了储安平的这两本外,还有刘逎诚的一本《英国的政治》。刘逎诚上世纪20年代留学英国,是专门研究英国政治制度的专家。他的《英国的政治》虽然不如储安平这本通俗易懂,但在专业的政治学著作中,也是非常地道和好读的书。还有一本是戴镏龄翻译的《英国人论》,是直接把英国人论英国人的那些有趣的文章翻译过来的,也特别好看。因为储安平的书中有许多例子就是从那些英国人的文章中引述来的,两本书对读,更有意义。刘逎诚和戴镏龄那时也常有文章在《观察》周刊上发表,想来和储安平也有交情,所谓惺惺惜惺惺是也。

储安平没有特别专业的关于英国的著作,除了这两本以外,当年在湘西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教书时,还写过一本《英国与印度》,可见他对英国的研究还是很深入的。

《英国采风录》最早是商务出的,但流传不广,现在常见的是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丛书”中的印本,在上世纪40年代,印过好几版。这次把储安平这两本书合印,应该说是做了一件好事,只是图片配得很匆忙,不能贴近书的内容,有些画蛇添足的感觉。

有些人我们一直在错过

作者:张爱玲

有些人一直没机会见,等有机会见了,却又犹豫了,相见不如不见。
  
有些事一直没机会做,等有机会了,却不想再做了。
  
有些话埋藏在心中好久,没机会说,等有机会说的时候,却说不出口了。
  
有些爱一直没机会爱,等有机会了,已经不爱了。
  
有些人很多机会相见的,却总找借口推脱,想见的时候已经没机会了。
  
有些话有很多机会说的,却想着以后再说,要说的时候,已经没机会了。
  
有些事有很多机会做的,却一天一天推迟,想做的时候却发现没机会了。
  
有些爱给了你很多机会,却不在意没在乎,想重视的时候已经没机会爱了。
  
人生有时候,总是很讽刺。
  
一转身可能就是一世。
  
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当初是什么原因分开彼此的。然后,你忽然醒悟,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的。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风雨同船,天晴便各自散了。也许只是赌气,也许只是因为小小的事。幻想着和好的甜蜜,或重逢时的拥抱,那个时候会是边流泪边捶打对方,还傻笑着。该是多美的画面。
  
没想到的是,一别竟是一辈子了。
  
于是,各有各的生活,各自爱着别的人。曾经相爱,现在已互不相干。
  
即使在同一个小小的城市,也不曾再相逢。某一天某一刻,走在同一条街,也看不见对方。先是感叹,后来是无奈。
  
也许你很幸福,因为找到另一个适合自己的人。
  
也许你不幸福,因为可能你这一生就只有那个人真正用心在你身上。
  
很久很久,没有对方的消息,也不再想起这个人,也是不想再想起。

保卫潭州

作者:刘吉芳 稿源:长沙晚报   

《长沙晚报》整版刊登长沙人民抗击蒙古侵略史迹,是对《施琅大将军》无言的反击,代表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心声。找到《长沙晚报》这篇文章,转贴过来:
    
    
保卫潭州
    
    前言
    
      除夕,应是阖家团圆、喜庆的日子。
    
      但长沙700多年前的一个除夕夜,却至今让人慷慨泣下———地方长官全家赴死,老少19口人无一苟活;部属官员有的手刃娇妻稚儿,而后点火自焚,有的阖家投水自尽;城中百姓,多举家自尽,以致“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我们长沙人的先辈,这样义无反顾地舍弃了生命?是为了大节、大义。
    
      蒙元铁骑呼啸而来,势不可挡,而长沙百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挺起瘦弱的胸膛,打响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长沙抗元之战。这场以卵击石的战斗注定要失败。面对残破的家园,长沙人选择了慷慨赴死———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从他们身上,我们明白,人,可以被打败,但决不能被打垮。
    
      长沙人应以有这样的先辈为荣。
  
    
    一,兵起
    
      公元1206年,统一而强悍的蒙古政权建立。其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的铁蹄席卷畏兀儿、吐蕃、西夏和金国。南方的宋王朝则是其侵吞的下一个目标。
    
      1271年,忽必烈夺得汗位,正式定国号为元。元军加紧了灭宋的进程。
    
      元军铁蹄势不可挡,早已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顿时一片血雨腥风。
    
      潭州(长沙),是元军南下途中的一个障碍。拿下潭州,元军即可随即拿下整个湖南,进而直逼两广———南宋王朝的最后地盘。
    
      而此时的潭州,壮健守军早在先前的战事中被抽调一空,城中仅余老弱病残。
    
      1275年,数万元军兵临潭州城下。潭州,元军势在必得。
    
      极端残暴的元军的惯例是:投降者则掠之为奴,稍有抵抗,则全城屠尽!
    
      在潭州之前,常德府等已然降元,湘潭不降,城破后则惨遭屠城,城中老少百姓尸横遍野!这是血淋淋的现实。
    
      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题摆在潭州百姓———我们长沙人的先辈面前:面对嗜血骠悍的元军,降,还是不降?
    
      望着外来者之铁蹄卷起的滚滚黄尘,潭州老少相持而立,泰然自若:不降!
  
    二,军民相携,不令而集
    
      领导潭州保卫战的,是衡州(今衡阳)人李芾。
    
      李芾为官颇有政声。先前他在浙西,大力赈灾,“活数万计”;还设立书院,亲自制定学规教导学生,“学者甚盛”。在永州,“有惠政”,永州人还专门建了祠堂来感怀他的恩德。
    
      李芾也早有威名。早前在永州为官时,有强盗作乱,李芾带人大破匪巢,并生擒匪首父子;在德清,“妖人扇民为乱……遣芾讨之,盗闻其来,众立散归。”“浙西亦多盗,群穴太湖中,芾迹得其出没按捕之,盗亦骇散。”(《宋史》)
    
      1275年7月,李芾来到潭州,赴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之任。此时,元右丞阿里海牙率领的数万大军已经南下,元军游骑已到湘阴、益阳诸县,潭州危在旦夕,铁定是下一个险恶的战场。
    
      李芾之赴潭州,就是走向战场。而且,这回他的对手不是为乱一方的江湖强盗,而是横扫了欧亚的蒙古精兵。更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回,李芾手中几无兵士可用,而对方,有数万兵马。
    
      这就是说,战斗尚未开始,胜败就已经非常清楚。
    
      但是,有些时候,胜败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精、气、神。
    
      在赴潭州之前,李芾之爱女突然夭亡。大哭一场之后,李芾收拾好悲痛的心情,带上家眷从容上路:“我以家许国矣!”
    
      李芾到达潭州之后,加紧进行守城的准备。他紧急召集城内尚能作战的军民约3000人,又约请湘西苗民为援军,同时储备粮食,整修器械,加固城垣。
    
      9月,元军抵达潭州城。不过,也是从这时起,元军在潭州再次体会到了什么是同仇敌忾。
    
      《宋史》对潭州遭大兵压境之后的反应作了如下记载说:“芾慷慨登陴,与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结保伍助之,不令而集。”
    
      好一个“不令而集”!根本不需要官方下令,潭州城老老少少主动拿起武器———或许是一把柴刀,或许是一根木棍,或许干脆就是一把扫帚,相互搀扶着,走上了保卫家园的战场!
  
  
    三,以卵挡石,创下奇迹
    
      10月,阿里海牙在潭州城外连环扎营,布下重兵,将潭州团团围住。
    
      重兵围城,广西、衡州宋军因此不敢赴援。失去外援的潭州,成为一座孤城。
    
      元水军逆水而上,击毁城西的防御设施,向着城中射去一箭。
    
      元军一箭射来的,是招降书:这时投降,为时不晚,城中军民,或可保住一命。
    
      但李芾,竟然不应,虽然他知道,他和他的军民注定要失败。
    
      阿里海牙于是很愤怒,下令元军立即展开凌厉的攻势。
    
      一路所向披靡的阿里海牙没有想到,只余老弱病残的潭州城,竟然是那样一块硬骨头———
    
      阿里海牙命令元军掘开潭州城之护城河,竖起云梯,在投石机、大炮等重型武器的协助下,从已失去防御设施的城的西侧强行攻城。一时间,元军喊声震天,潭州城内外大石纷飞,炮声隆隆。
    
      而李芾,却迎着纷飞的箭、石,走到了战斗的最前沿,亲自督战。
    
      箭用完了,李芾令百姓将废箭磨光,配上羽毛,再射向敌军;
    
      盐尽,则将库中盐席焚毁,取灰再熬,分给兵民食用;
    
      粮绝,则捕雀捉鼠充饥……
    
      有将士受伤,李芾亲自抚慰,给以医药。他又日夜巡视城池,深入兵民之中,以忠义勉励部属。元兵派人来
招降,被李芾抓住,当场诛杀。
    
      元军久久攻城不下,阿里海牙乃令军队将领冲在最前,带领士兵攻城,潭州城最终才被攻破,而阿里海牙自己则付出了身受重伤的代价。
    
      潭州城被攻破了,但潭州军民并没有倒下,他们迅速筑起内城,又与元军展开了巷战。
    
      就这样,凭着极其虚弱的兵力、极度匮乏的武器、极端恶劣的生存条件,李芾率潭州百姓与元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硬是将蒙古铁骑挡在城外达3个多月之久。直到弹尽粮绝。
  
    四,慷慨赴死,天地动容
    
      弹尽粮绝。
    
      但元军的杀声已逼近耳边。
    
      跪下来求生么?
    
      这样的设问对李芾而言简直是侮辱。
    
      他决定用最后的利器给元军最震撼地一击,这利器就是---生命。
    
      这一天,正好是除夕。一个阖家团圆、喜庆的日子,却上演了长沙历史上极其悲壮的一幕。
    
      潭州军民亦选择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尹谷,潭州学界领军人物,潭州保卫战打响后,被李芾聘为参谋。城破前夕,他积薪于家中,"正冠端笏危坐",点火自焚,其家上下无论老少皆共同赴死。
    
      岳麓书院数百文弱书生,放下书本,荷戈登城,选择了为大义而死。
    
      执行了李芾之最后命令的沈忠,亲手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儿女,然后拔剑自刎。
    
      潭州的老百姓,大多举家自尽,几乎十室九空,以致"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每一口井中都有投井自尽的人,潭州城内到处悬挂着自缢而亡的尸体……
    
      元军最终得到的,几乎是一座空城,满眼所见都是烧焦的房屋、沉默的尸首,那感觉,就是踏入了人间地狱。
    
      潭州军民的选择,让嗜血骠悍的征服者失色。
    
      硝烟散尽,寒风中,潭州城死一样沉寂,只有元军兵营里偶尔传来一两句歌声,那歌声唱道:"……潭州城是铁州城。"
    
      连暴戾的征服者都向潭州军民表示了由衷的敬意:"潭州城是铁州城!"

    
    注:"潭州城是铁州城"一句,出自此战后,南宋诗人郑思肖在《咏制置李公芾》中所写:"举家自杀尽忠臣,仰面青天哭断云。听到北人歌里唱,潭州城是铁州城。"

季羡林: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


作者:季羡林    (高玉峰摘自《我的人生感悟》,中国青年出版社)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学”,多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一度得到两个截然相反的答案:一个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学,“知识越多越反动”,我实在心有余悸。一个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还要学现在学的这一套。后一个想法最终占了上风,一直到现在。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跟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惟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3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100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儿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儿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让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3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儿错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些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儿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推敲。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高玉峰摘自《我的人生感悟》,中国青年出版社)

普利策奖,献给我贫穷的母亲

詹 妮编译     (黄绍芬摘自《大众日报》)
  留在我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是一个身材高挑、满头金发的妇女拖着沉重的麻袋穿过一望无垠的田地,那个妇女穿着男式马裤,头戴一顶破旧的草帽,不时地回过头来对坐在麻袋上的3岁小男孩笑一笑。这一段记忆完整地概括了母亲当年辛勤的劳作,她便是以这种顽强的方式带大我们兄弟3人的,因此这段记忆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母亲生长在生活艰苦的南方,那里的人们终其一生都在田里耕作。而母亲所目睹、所经历的惟有贫穷。
  母亲17岁便结了婚,而我父亲却是一个整天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男人。
  那时父亲经常不负责任地离家出走,弃母亲于不顾。1959年夏天,在父亲又一次离家而去时,我降生了。直到我快两岁时,我才重新回到了家,而5岁的哥哥山姆早已忘记了父亲的模样。
  弟弟马克出生后,父亲便再一次弃家而去。最终在1966年2月的一个下午,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搬回了外祖母家。由于房子狭小,母亲只能睡在沙发上。
  在棉花收获的季节,母亲摘上一天的棉花只能赚上几块钱,而其他时候她去剥甘蔗皮、摘西红柿、捡山核桃,一年到头总是弯着腰辛苦地劳作,支撑着整个家。清苦、操劳的生活过早地夺走了她的青春与美丽。
  白天干完农活,晚上母亲还要为别人熨衣服。我们的床上总堆满了要熨的衣服。有时我半夜醒过来,睡眼惺忪地看到母亲仍在那里熨着,大滴大滴的汗珠往下淌。熨一件衣服只有几分钱,母亲却依然日复一日地熨着。
  母亲为我们申请了救济金与免费午餐,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她都会排队去领取政府发放的奶酪。有时我们兄弟几个也会到垃圾堆里去捡一些铜线、铝块和饮料瓶,拿去卖了钱,交给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早到晚总是在干活,每天她上街也只是为了去买些食物。
  我从来不记得童年时自己曾为母亲的相貌或装束感到羞耻过,但当我开始注意到异性,并和她们交上朋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希望母亲能多呆在家里,而不要常常上街,以免让我的朋友们见到她。
  记得上高中前的那个暑假,我与一个出身显贵的女孩子的关系很亲昵,而对自己的家庭环境,我只字未提,我觉得她不会对此产生怀疑的。
  突然有一天,那女孩带着女伴儿到家里来找我一起去野餐,我永远也忘不了她们走进我们小得可怜的客厅,看到布满窟窿的沙发和破旧的地毯以及那连灯罩都没有、光秃秃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时的表情。而当她们看到穿着裤腿从膝盖处截断的旧裤子的母亲时.更是惊异无比。
  我为自己生于如此贫困的家庭环境感到羞耻;而更糟糕的是我为母亲感到羞耻。
  工作后,以前的那种窘迫感早已荡然无存,然而我却为自己当年无知的虚荣心感到羞愧。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我经常给母亲买些东西、帮她付医药费,而我真正想为她做的事情却远非自己的能力所及。
  母亲从没有住过属于自己的房子,因此我对她说,将来要为她买一幢房子,她只是点点头,认为那仅仅是个梦而已。
  我所从事的工作是美国收入不高的职业之一——记者,但为了实现自己对母亲的承诺,我在银行开了一个储蓄账户。
  我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地区的小报社逐渐转到大城市的著名报社,后来我成为了美国十大报纸之一的《圣彼得堡时代报》的一名记者。
  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起,母亲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我写的稿子,就会剪下来精心地贴在一个本子上。我的文章所写的大多是一些生活历经坎坷与磨难的人们,我被他们的故事所吸引是因为我的母亲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因为她所教给我的道理——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受到尊敬。
  1994年我进入记者职业的圣殿——《纽约时报》工作,而报社所在的那幢大厦正是母亲以前曾经做过清洁工作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我获得了普利策奖。而母亲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奖。我带她一起到纽约去领奖。
  报社里的编辑纷纷走过来对母亲说,她教育出了一个好儿子,而吃饭时我们与《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坐在同一桌,他对待母亲的态度好像把她视为女王一样。
  小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因生活的艰苦、穷困与不幸而哭泣。但那天当我把领到的普利策奖放到她手里时,我第一次看到她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那天晚上我问母亲的感受时,她说简直不敢相信所看到的那种盛大的场面和那些大人物。
  1996年,我终于实现了为母亲买房子的诺言,我们经过千挑万选,找到了一幢母亲合意的房子。
  “这是我在做梦,对吗?这只是一个梦!”
  当我们正式搬进属于自己的房子时,母亲不敢相信地反复问着我。我告诉她这并不是梦,而是生活对她的报偿。
  然而母亲却一直认为自己并不是个称职的母亲,没能使3个儿子过上优越的生活。
  但我却始终相信凡事有因果关系,我自豪母亲靠摘棉花、熨衣服带大了我们兄弟3人,也正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才能获得新闻界的最高奖。

散文《爱》:张爱玲

作者:张爱玲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