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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出版社的发展之路——日本、德国、法国的经验

文/何明星李爽

当下的中国出版界氛围,弥漫着一股做出版太难了的情绪,尤其是一些中小出版社,连春节期间彼此拜年问候的电话里都是叹气声,有的甚至还跟着一句“还活着呢”,可见这股情绪之沉重。
这股情绪中,既有因数字技术带来的出版革命,使得原有图书市场大幅萎缩的原因,也有国家相关政策偏向一些大的出版传媒集团,一些中小出版社无可奈何之叹。确实,凡是互联网能够看到的信息,通过手机能够学习到的知识,就没有必要再到书店去购买图书了,这就导致大量实体书店销售额的下降,乃至最终关门倒闭;凡是数据库能够找到资料,就没有必要再购用买一本,加上一些学者、教授的书架早已满满,实在没有存放实体书的地方,因此图书馆的采购预算也日趋减少。确实,连学者、教授都不买书了,图书出版还有未来吗?
其实,数字技术带来的出版变迁,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中小出版社的这种情绪,在一些享受到许多国家政策支持的出版传媒集团里也存在。不同的是,正如航道的拐弯处,冲在最前面的往往是小舢板,中小社恰恰能够在这种出版革命中获得最佳的转型升级的契机。只要看看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出版社的发展历程就可知,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的,往往不是一些那些看似强大的出版社,而恰恰是那些小而专业的出版社,有的甚至是夫妻档的微型出版机构。
日本的主妇之友社——夫妻做出版,辉煌过百年

一提起日本,业界同仁都知道讲坛社、集英社,但其实日本注册的出版社多达3000家,有2000家是10人以下的出版社[1],有的仅有二个人。这些小社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专业,其声望、其精彩以及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一点都不比大社逊色。日本的主妇之友社就是其中之一。

笔者之所以向中国出版界介绍主妇之友社,理由有三点。第一,它是日本出版界历史最长的出版社之一。创办于1903年,截止到2012年已经达到110年。创办人是一对夫妇,丈夫是羽仁吉一,妻子是松岗元子(松岡もと子),二人都出生于日本的望族,松岗元子婚后随夫姓,称为羽仁元子。夫妻档的出版社能够存活110年,靠的是什么?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出版的本质就是传播一种思想或者理念,而主妇之友社恰恰就迎合了这一点。羽仁元子(もと子)是日本最早提倡女子专业教育的著名思想家,与伦田真佐子、下田歌子并成为日本三大女性教育家。羽仁元子一生坚持的理念是“一个良好的社会是由良好的家庭构成的”,而女子专业教育最为重要,而女子专业教育就是把理业持家变成一种专业知识来向全社会普及推广。但羽仁元子提倡的女子教育,与注重女德和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稍有不同,她主张自由主义教育,并与基督教主义结合在一起,包含自由、自主、独立和自治等多个层面。比如倡导培养女性具备自己经营自己生活的能力,主张精神和物质等多方面都能独立。这种教育理念包含了实现女性独立自主的女性解放思想,反映了日本社会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潮流,成为日本自由、民主教育的身体力行的典范,被誉为 “自由教育之母”。

羽仁元子本人16岁毕业于东京第一高等女子学校,并就学于日本明治女子学院,曾经在一家名为“报知新闻社”(报社)工作。女性参加工作,这在1900年代的日本还是破天荒的事件。1901年,羽仁元子和同在该家报社工作的羽仁吉一一同离职结婚,1903年创办了《家庭之友》杂志,这就是今天主妇之友社的三大期刊之一《主妇之友》杂志的前身。《家庭之友》杂志秉承羽仁元子夫妇的女性专业教育的理念,专门编辑出版家务整理、育儿常识、儿童服装制作、菜谱等专业知识,甚至邀请当时的医生、教育家、教会牧师开社问答专栏,获得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接受。而夫妇二人分工是元子写作、编辑杂志,羽仁吉一负责杂志的经营。

主妇之友社从创办至今,其间历经日本两次发动战争(日俄战争和侵华战争)的政治黑暗时期,夫妇在1904年曾经创办一个专门面向儿童的杂志《儿童之友》,在战争动员法的管制下被强令关闭。此外还历经日本1945年战败的经济大萧条时期,但这个倡导女子专业教育的夫妻档的出版机构却一直顽强存在。羽仁元子夫妇去世后,主妇之友社由长女羽仁説子执掌。羽仁 説子( 1903年4月2日——1987年7月10日)与她的母亲一样,也是日本著名的教育评论家。毕业于父母创办的自由学园,先后在《主妇之友》杂志担任記者、自由学园教授等职。提倡女性运动、儿童福利、性教育等思想主张,1946年发起组建妇女民主俱乐部,1952年发起保护儿童之友会,著有五卷本《羽仁説子书》。主妇之友社今天的接力棒已经转交到羽仁未央的手里,他是记者出身,是羽仁家族第四代人,但所从事的出版事业和100多年前并无二致,依然是面向家庭主妇传播女性教育思想。

第二点,从主妇之友社1903年创办至今,产品经营目标的始终如一,这是最这家夫妻档的出版机构能够创造百年辉煌的第二个原因。

主妇之友社在110多年间,一直围绕着家庭主妇这个读者群在扩展着自己的产品线。比如从读者群的年龄上看,由《主妇之友》杂志的主妇,往前延伸至《新少女》杂志、《儿童之友》杂志少女、女童,往后延伸至中老年主妇的《明日之友》杂志,以至于2003年创刊的《家庭时间》杂志,依然以主妇为主,提倡家族共同学习、共同娱乐。虽然《儿童之友》、《新少女》等杂志因为各种原因被关闭,但《主妇之友》、《明日之友》和《家庭时间》成为了主妇之友社三大主力期刊,时代不同,流行的时尚不同,但紧紧围绕着女性这个群体在家庭这个社会单元中展开的产品线一直没有动摇过,一直在这个领域精耕细作,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利润。

经营目标的始终如一,从主妇之友社出版的图书产品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在日本亚马逊网站上列出了主妇之友社出版的800多种产品,从做菜、做饭、缝纫到育儿、家庭教育、健身等一应俱全,堪称洋洋大观。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产品,就是从1904年就已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110年的《家计薄》,真正是百年招牌。从内容上看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记账本,但仔细研究,里面不仅有家庭生活费、子女教育费、家庭成员零用钱的单项支出,还有家庭储蓄、投资、年终盈余等家庭财务方面诸多内容,每年厚厚的一大本,堪称日本家庭理财的万宝书。笔者注意到2012年的《家计薄》在日本亚马逊网站上的销售价格为980日元,按照2010年日本全国主妇之友的会员人数2.6万人推算,这个产品在会员内的销售码洋就达到2548万日元。

 

日本主妇之友社销售百年的《家计薄》[2]

第三,主妇之友会是主妇之友社百年发展、历久弥新的第三个原因。从主妇之友社公开的大事记来看,“全国主妇之友会”借助1927年出版羽仁元子著作全集15卷本的契机,在《主妇之友》杂志的读者基础上组建的,时间是1930年,当年仅有39个分会,1000名会员,但截至到2010年,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已经有195个“友之会”组织,会员人数达到26000名。这就等于主妇之友社的产品可以直接销售到26000个家庭中间去。

主妇之友社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会员内销售,也就是说在日本亚马逊网站的800多种零售产品,仅以满足非会员的需要。这就使得主妇之友社的产品有一个稳定的销售渠道,从而避免了更多的市场风险。

主妇之友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例如绘画比赛、工艺制作展览等,其中教育是最为主要的内容,而实现女子专业教育的自由学园,在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女子专业学校。自由学园根据羽仁夫妇“边思想、边生活、办祈祷”的宗旨创办于1921年,不仅教授学院书本上的知识,而且还把在学校、宿舍中的自主管理和自主劳动当作一种知识学习。通过专业女性教育、绘画、工艺制作等各种全国性活动,不仅增加主妇之友会的凝聚力,还使产品的销售数量得到保障,同时也反过来促进图书、杂志的内容日益接近读者需求,甚至能够做到量身定做。学校、会员、教材、图书、杂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彼此促进、互为因果,从而使这个起源于夫妻档的出版社一直辉煌至今。

类似主妇之友会为代表的读者俱乐部,是日本出版界的一个明显特色,各种名目的俱乐部多达上千家。有的杂志、图书出版社就是依靠读者俱乐部成功实现业务转型,经营额、利润甚至超过了出版主业。比如20世纪50年代才创办的福武书店(后更名为日本倍乐生公司),就依靠读者俱乐部变成日本最大的专业家庭教育公司,一些针对儿童教育的产品在零售市场上根本看不到,全部在会员内销售,以至于很多读者并不把福武书店当作出版社。2010年的会员人数在日本居然超过400万个,2000年进入中国后会员人数已超过30万人,2010年营业额是4128亿日元(约和335亿人民币),纯利润是428亿日元(约合36亿人民币),远远超过讲坛社、集英社等这些大出版社[3],跟中国出版界所谓的“集团”相比更是巨无霸。

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以专业精深享誉世界

德国书商协会定期公布德国出版界的相关出版数据,根据2010年的数字,德国从事图书商务的注册企业约有 1.5万家,但有图书出版业务的仅有2000家,除贝塔斯曼集团(Bertelsmann GmbH)、霍尔茨布林克集团(Holtzbrinck)和施普林格集团(Springer-Verlag)等少数世界出版级出版集团之外,其余大部分都是中小社出版机构,相当数量还保持着家族创办的企业传统。也有学者把德国中小出版社进一步细分为独立型出版社和中型出版社,独立型出版社人数在三、五人左右,还有很多登记人数均为一人的出版机构;而中型出版社多是在一个专业内具有鲜明特色,但从规模上看,人数不过几十人,从人数规模上跟中国相比,其实都属于中小出版社。

德国这些中小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专业精深、训练有素,常常是依靠一些别出心裁的作品和领先世界的印刷制作技术,出版经济效益极其可观的产品,比如按需印制技术就是德国出版界发明并迅速扩展到全世界的。

德国中小出版社的专业精深,在人文社科图书出版领域表现突出,尤其是哲学、文学和神学等专业领域成果丰硕,相反贝塔斯曼等世界级大集团却表现一般。比如2006年的德国文学出版前十名中,就有两名属于独立型的小出版社。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典型代表有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费舍尔出版社(S.Fischer Verlag)、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Felix Meiner Verlag)、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 Verlag)、马提和塞兹出版社(Matthes & Seitz Verlag)、罗沃尔特出版社(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等,这些均是人数规模在几十人的中小型出版机构。

以苏尔坎普出版社为例,这家公司在德国文学、神学、哲学等人文知识出版领域,享有崇高声誉和威望,一点不比那些大出版集团逊色。中国学者杨状振先生梳理了苏尔坎普出版社有始以来推出的德国哲学、神学、文学家作家名单,其中就有中国熟悉的著名思想家,如黑塞(Hermann Hesse)、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阿多诺(Theodor W.Adorno)、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中国出版界正是通过这些响当当思想大家了解了苏尔坎普出版社。此外,该社还拥有11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和21位德国毕希纳奖(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之一)获奖作家作品的全部版权或德文版权,“这其中包括了T.S.艾略特(T.S.Eliot)、萧伯纳(Bernard Shaw)、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普莱斯特(Marcel Proust)、贝克特(Samuel Beckett)、德勒兹(Gilles Deleuz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和当代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女作家卡特琳娜•哈克(Katharina Hacker)等”[4]。这些蜚声世界作家,足以烘托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专业和精深已经使人望尘莫及。

 

1950年创办出版社的苏尔坎普先生[5]

苏尔坎普出版社创办于1950年,在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支持鼓励下,由曾经管理 S.菲舍尔出版社(S. Fischer)的彼得·苏尔坎普(Peter Suhrkamp)创办。苏尔坎普在德国纳粹时期曾被关进集中营,险些丧命。1959年彼得·苏尔坎普去世后,该社由著名出版人西格弗里德·温赛尔德(Siegfried Unseld)担任社长,在他的管理下,苏尔坎普成为了德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科学出版社。1963年苏尔坎普并购了1901年在莱比锡成立、专门出版经典文学作品的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使苏尔坎普出版社在文学领域的拓展更加深厚。

苏尔坎普出版社在西格弗里德·温塞尔德(Siegfried Unseld)执掌该社期间,先后出版了“苏尔坎普藏书系列”(Bibliothek Suhrkamp)、“苏尔坎普版图书系列”(Edition Suhrkamp)、“苏尔坎普口袋书系列”(Suhrkamp Taschenbuch)和“苏尔坎普学术口袋书系列”(Suhrkamp Taschenbuch Wissenschaft)等四套大型丛书,将20世纪世界现代经典书目、德语文学与理论中的经典著作、社会学和哲学中的代表性图书尽数囊括其中。把一些拥有版权的作家作品,不断用各种版本系列推陈出新,是强化品牌、提升知名度最有效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德国出版界十分流行。如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 Verlag)出版的口袋本“万有文库”(Universal-Bibliothek)丛书,成本低廉,编校精心,风靡全德。

专业、精深、高效是德国中小社在市场竞争胜出的法宝。当类似于贝塔斯曼、兰登书屋等的大出版集团还在讨论、决策的时候,一些图书版权已经被苏尔坎普、费舍尔等中小专业出版机构签到了手里。这些中小出版社就是靠着效率、专业和训练有素与大公司在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此外,对于思想、理念的不懈追求也是这些出版机构保持特色并在市场中胜出的关键,按照杨状振的观点,“这些中小出版社作为独立的出版机构,保持了对文学的独到见解和自身的创造性,以追求理想信念和承继文化传统为己任,担负起了维持德国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传播职能。它们不仅仅把图书当作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来售卖,更将其视为文化的载体和象征来呵护经营”[6],这种评价对于德国中小出版社而言,可谓一语中的。

法国午夜出版社——文学立世,父业子承

再看看法国出版社,情况与德国类似,法国注册的出版企业大约有7000家[7],而其中有80%为中小出版社。资本、规模雄厚的大出版集团在教育、科技、语言等领域占据优势,而在文学、哲学、艺术等需要创新较强的领域,则是中小出版机构的天下。法国出版界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法国出版社的创立者、掌门人大都是学者、教授、或者自由职业者,而且大多属于世代传承、书香世家,经济上不依附任何机构,政治上不受干涉,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完全由出版社自己决定。第二,政府支持力度大。在图书零售方面法国有限制零售书商随意降价销售的《雅克兰法》,并在欧洲最早******了政府文化基金,在20世纪90年代就由政府出资补贴法国图书面向全世界推广。而2005年中国才推出文化走出去战略,比中国早了二十多年。第三,民间协会组织作用突出。法国很早就形成了保护思想创新的文化环境,如法国文人协会SGDL(1838年组建),音乐出版者协会SACEM(1850年组建)等组织,出面与世界各国签署版权保护、转让、使用协议,保护法国作者、出版者的权利和利益。良好的历史传统和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大量法国中小出版机构都能够健康发展,而且各具特色。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午夜出版社(Les Editions de Minuit),这家出版社与德国的苏尔坎普相似。创办于1941年,由作家和插图画家是让·布鲁勒(Jean Brul)和作家皮埃尔·德·雷斯彻尔(Pierre de Lescure 1891-1963)创办于巴黎,在德国占领时期是一个地下的出版社,直到1944年德国战败后才公开活动。员工不足10人,甚至还赶不上中国一个出版社的一个部门,年出书50多种。就是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出版社,却出版了萨特、波伏瓦、罗伯·格里耶、贝克特、克洛德·西蒙、娜塔丽·萨洛特、玛格丽特·杜拉斯、罗贝尔·潘热、阿拉贡、米歇尔·布托等一些蜚声世界的著名作家的图书。在豆瓣网上有一篇文章[8],完整地介绍了午夜出版社的发展历程以及经营特点,本文在此作一简要介绍,供业内人士参考。

午夜出版社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成功,文章作者认为主要是午夜出版社有一个灵魂人物热罗姆·兰东(1925-2001)——前社长兼编辑,是一个追求出版个性的人,即成功实现了商业和文化上的双重冒险,并以“独到的眼光,叛逆的形象”来形容他。

作者在文中这样介绍这个灵魂人物:

兰东在1948年接手午夜出版社后,刚开始也和别的出版社一样,出版了一批名家名作。直到1950年年底,萨缪尔·贝克特带着他屡遭出版社拒绝的三部手稿来到午夜出版社,兰东不假思索地签下了这三部手稿。正是兰东的这种独特的眼光促使了法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文学流派——“新小说派” 的诞生。据兰东说:“从第一行起,这篇作品惊人的美丽就令人折服……” 这种行文风格放弃了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转而用一种更为“客观”的方式写作。小说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经历,而是一场叙述的冒险经历。在这之后的二十年里,午夜出版社如磁铁一般吸引了一大批具有这种叛逆性写作风格的作家。兰东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一批热爱午夜出版社也同样热爱新小说的作者。随着贝克特(1969年)和西蒙(1985年)分别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新小说的影响达到了巅峰[9]。

其实,兰东把法国午夜出版社打造成法国“新小说”的根据地,其实正暗合了前文说过的,出版的本质是传播一种思想和理念,只要不停止对新理念与新思想的追求,就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市场。出版社掌门人的个性固然重要,但思想创新更重要,没有对新思想的不懈追求,是做不好出版的,更何况文学出版。午夜出版社对于法国新小说的成功推出,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创新,而热罗姆·兰东本人的学识以及眼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热罗姆·兰东传记中记述的最为详尽(该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2010年5月出版)。

午夜出版社还率先在法国出版了一大批反战文学作品的行为,同样也是对社会发展动态的高瞻远瞩所使然:“1962年,午夜出版社有11种书籍遭到当局查封,因为它们的主题都揭露了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实施酷刑的事实。但事后,兰东这位睿智的出版商策略的高明之处就显现出来了。由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法国当时的主要政治事件,与国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引起了大家的热切关注。正是在这个时期,午夜出版社通过那些被查封的书籍吸引了一大批读者”,兰东还在1962年起草了《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利不服从的声明》,即著名“121声明”。

这里有一个时代政治背景需要交代,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立的历史时期,法国率先在文学领域开始出版大批反战小说,可谓目光深远。此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发展证明,西方世界的公众对于美国为首联合英法等盟国反动的朝鲜战争、以及美国单方反动越南战争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反对浪潮,法国文学界的举动正如春风一样,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这些反战思想的爆发。此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中法建交和美国在越南的撤军,都不能说与法国大批反战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没有关系。这就是出版传播一种思想、理念的现实价值和巨大意义。

2001年热罗姆·兰东去世后,午夜出版社由他的女儿伊莲娜·兰东接管。在继续不断地推出文学新人方面,伊莲娜·兰东继承了兰东的作风。文章作者在文中还介绍了午夜出版社在今天的新趋势:目前,与午夜出版社长期签约的知名作家有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艾力克·舍维亚尔(Eric Chevillard)、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玛丽·恩迪埃(Marie Ndiaye)等,他们分别获得过不同类型的文学奖项,如龚古尔奖(Le Prix Goncourt)、美第契奖(Le Prix Médicis)和费米娜奖(Le Prix Femina)。近两年,他们的书由午夜出版社出版的有《奔跑》(courir,2008年)、《湖》(lac,2008年)、《齐达内的感伤》(La Mélancolie de Zidane,2006年)、《侧飞星云》(La Nébuleuse du crabe ,2006年)和《在家里》(En famille,2007年)等。

对于法国文学界,有一个特点就是文学奖项很多,除了中国读者熟悉的“龚古尔”、“法兰西文学院小说大奖”、“勒诺多文学奖”、“费米娜文学奖”、“美第西文学奖”、“联盟文学奖”等六大奖项之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奖项合计有2100多种,奖项颁发的时间集中在每年的10月至11月,因此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注意力。法国文学界这样做的好处是,利用大量奖项不仅推出很多新人,而且能够带动了法国文学图书在全世界的知名度。我们看到午夜出版社的签约作家大多是一些获奖的作家作品,这样不仅降低了文学作品在出版发行后的市场风险,同时能够顺利推出这些法国文学作品在其他语种的版权。

比如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午夜文丛”系列,购买的就是法国午夜出版社的版权,由热罗姆·兰东和湖南文艺出版社时任社长曾果伟共同担任顾问。“午夜文丛”既有法国“新小说”作家的作品,也有贝克特的选集和杜拉斯的作品,以及新一代作家,如艾什诺兹的《我走了》、《格林威治子午线》、《高大的金发女郎》,以及图森的《照相机》和《逃跑》等作品,大部分是法国获奖作品。这些小说中文版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风靡中国文学界。因此举办各种文学奖项特别值得中国文学界学习和借鉴,尤其是对于当下中国文学作品如何走向世界,具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对于中国中小出版社的启示

从日本、德国、法国的中小出版机构发展经验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中国出版社借鉴:

一、出版的本质是以传播一种思想和理念为目标的文化经营活动,只有站在思想、理念的文化制高点上,才能使出版这一经营活动获得久远的生命力,同时也就获得了品牌、市场和经济效益。而思想、理念的文化高度,与金钱多寡、资本大小、机构人数多少无关。羽仁元子在1903年前就提倡自由、民主、专业的女子教育,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社会属于振聋发聩,就是在100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主妇之友社正是藉此辉煌了一百年。苏尔坎普先生所以能够把黑塞、布莱希特、哈贝马斯、阿多诺、福柯、德里达等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团结在苏尔坎普出版社周围,正是因为他个人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性。午夜出版社之所以变成了法国新小说的根据地,完全是因为热罗姆·兰东先生慧眼识珠,签约了萨缪尔•贝克特的独特的风格小说,而且还在法国率先出版了大量反战小说,使午夜出版社在很短时间里享誉全球。这些发展经验足以证明,资本、规模在出版这种文化经营活动中并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反却是知识、学识、思想等文化因素至关重要,这一点特别值得中国出版界反思。

许多人误以为只要出版社规模一大,资本充足了,市场竞争力就强了,出版就会繁荣起来,这种观点在政府部门、学界、业界普遍存在。以日本、德国、法国的经验来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危险的,恰恰与希望出版大发展、大繁荣的方向背道而驰。

二、特色突出、专业精深正是中小出版机构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立足的根本。主妇之友社在一百多年间围绕着主妇这个读者群打造产品线,不仅有《主妇之友》、《明日之友》《家庭时间》等三大期刊,而且还有800多种在主妇家庭领域内精耕细作的产品,特色鲜明;苏尔坎普出版社将自己拥有版权大量哲学、文学、宗教神学图书不断以口袋本、家藏本等多版本形式推向全世界,在2012年的网站上开始销售这些著名思想家的电子书,这些都是强化自己专业特色的有效之举。尤其是法国午夜出版社一直保持着热罗姆·兰东先生出版作风,在签约新作家、新作者方面不吝投入,每年保持着一定比例的新人新作出现,这在法国出版界独树一帜。

三、组织精干,人工成本低廉。由于日本、德国、法国的新闻出版市场化程度要比中国高出许多,因此这些中小出版机构都能够在特色、专业方面专注自己的精力,心无旁骛地发展,其它如销售渠道、编辑设计、印刷加工等方面真正做到了完全的社会化服务,因此大量出版机构能够在三、五个人,甚至一个人的情况下也能够维持出版活动。

由此反观中国出版界,最小的出版社也有百十号人,人员规模足够多,但产品线开发方面,长期存在着有范围没领域,有专业不精深的缺陷,产品同质化、千人一面的现象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渠道建设方面,在600多家出版社、3000多家期刊、报社和近2万多民营工作室中,还没有出现一家以会员制形式来销售产品的本土读者俱乐部。在思想创新方面,相当多的出版社、报刊社依然弥漫着浓厚的官僚化、行政化作风,由著名思想家、大学者担任出版社掌门人的出版机构的可谓凤毛麟角,这就导致了出版机构的创新能力差,更别说以出版传播一种新思想、新理念为目标的了。

当在这样一个理论高度上,反思中国出版界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自身不足时,我们还能说未来很渺茫吗?

(本文刊发于2012年5月《出版广角》,发表时题目修改为“小舢板何以创大洋——国外中小出版社发展之路考察”)
[1] 李长声,《日下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29页

[2] 照片来源:田中穰,《羽仁吉一·元子和主妇之友社100年》,主妇之友社,2003年4月

[3] 详见http://ja.wikipedia.org/wiki

[4] 杨状振,“德国人文社科书籍的出版状况”,《对外传播》2009年7期

[5] 照片来源:苏尔坎普出版社网站http://www.suhrkamp.de/verlagsgeschichte_66.html

[6] 杨状振,“德国人文社科书籍的出版状况”,《对外传播》2009年7期

[7] 李奇志、李倩影,“法国文学出版长期繁荣之探析”,《新闻爱好者》,2011年8期

[8] 详见豆掰网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235582/

[9] 来源同上

龙应台:中国文化我安身立命的依靠

2004-10-28 10:05:11 新闻周刊 黄艾禾

台湾作家龙应台已经在香港安了自己的新家。9月,她接受香港大学的邀请,任该校的客座教授。

2003年,龙应台圆满干完一届台北市文化局长。她决定重回文学生涯。先是应聘香港城市大学,后来是香港大学。让她分外欣喜的是,这回,不是她只身一人在此安家,15岁的小儿子华飞从欧洲赶来陪她,留在香港念书。这回的家,才更有家的感觉了。

龙应台为华飞选择的,不是香港的“国际学校”,而是正规的德国学校。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她这样道出自己的深思熟虑:孩子是在德国长大的,“既然我们生活在德国,我就让孩子做个快快乐乐的德国人,认同他们生长的地方。你把歌德的文学、马丁路德的宗教、康德的哲学都吸收消化成你自己的人文素养系统后,再去欣赏莎士比亚或者海明威或者屠格涅夫、川端康成,但不是在你自己空无所有的时候,到处漂浮。我希望他们有一个厚重的锚,船有了锚,就可以放心地启航,万里飘荡。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是锚。”

龙应台份外珍重一个人的文化根基。这可以从她自己的文化经历中找到缘由。

哪里是你家?

在此之前,龙应台在多少个地方,安过多少次家?

当年,23岁的龙应台赴美留学,一待就是8年,在那里与德籍丈夫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是她的心里却没有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1983年,夫妇二人一起返回台湾。

她向记者这样解释当年她回台湾的动机:“我选择离开美国,一方面应该是深受胡适、罗家伦、蒋梦麟等五四前辈的影响,认为知识分子对自己的社会是有责任的。当时觉得,如果我留在美国,那么我就应该加入美国文化,对美国社会有所贡献,如果对美国没有这样的热情或承担,我就应该离开,回到自己的本土,寻找自己的位置。”

“而那时更直接的念头是,23岁离开台湾之前,我对台湾只有幼稚的了解。我必须回去,以比较成熟的眼光、国际的参考系,去重新认识我生长的地方。”

当时台湾的现实与从美国带回的“参考系”反差如此之大,令龙应台无法抑制自己的冲动。她投书《中国时报》,一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开始刮起席卷台湾全岛的“龙卷风”。“写《野火集》,一开始当然是一股天真的义愤,美国的‘参考系’使我认识到中国文化里的陈腐面和政治体制的荒谬面。”龙应台说。

龙应台本以为这次她可以真正安下家,但他们在台湾只住了3年。因为在台湾丈夫事业上没有多少空间发展,1986年,他决定赴瑞士应聘,龙应台随夫同行。当时,“野火”正在狂烧,龙应台的隐退,一时还引起“被国民党政府驱逐出境”的谣言。

实际上,龙应台自己说,她决定去瑞士“应该有性别的因素存在。如果龙应台是个男人,他比较可能趁着‘野火’巨大的成功去‘开创事业’,写更多的评论,或者加入反对运动,成为政治活动家。”而她“其实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要专心做母亲。从34岁到47岁,龙应台在欧洲度过了相夫教子的13年,一路随着丈夫从瑞士搬家到德国,把两个儿子带大。

然而,尽管龙应台在欧洲的温暖小家离故乡非常遥远,但她的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本土。所以,当1999年去台北担任文化局长的机会到来时,她无法拒绝,只身返回故乡。

现在,她决定,不再回欧洲,要把家安在香港了。

你是哪里人?

龙应台出生在台湾,但却是个祖籍湖南的“外省人”;她在美国留学时,绝对是来自不发达的亚洲的“外籍学生”;但等她回到台湾时,已是个有留洋背景的“海归”;她到了欧洲,又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方人,尽管怀里抱着混血的婴儿。

龙应台形容自己在欧洲定居的13年是“离群索居”的生活,那些岁月里她远离主流文化。“但是欧洲13年给了我三件珍贵的东西:一是美国以外的参考系。我发现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是如何地被我们的‘美国观’所窄化。欧洲的多元打开了我的国际观;二是,离群索居测验了同时加深了我甘于寂寞的修行。这种甘于寂寞不仅只是乐于独处,更使你学会一心孤寂,素对穹苍,练出‘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沉静;三是,13年的育儿生活使我稍微认识生命的本质,不从抽象的知识着手,而从为婴儿深夜哺乳、清晨把尿的体验出发。那是一种深情。如果说我知识分子的气质是往天上张望的,那么育儿经验就是我脚踩的泥土。没有这片泥土,我可能只是个浮夸空泛又自大的知识分子吧。”

也正是到了欧洲居住以后,她才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就是中国人。龙应台曾在她的书《人在欧洲》中写到过她的遭际。那时,她的大儿子只有一岁多,每当她带着孩子在公园里玩耍时,总会有人问她:“你是泰国人吗?”当时,有许多泰国女人到瑞士从事皮肉生涯,她知道,自己被看成又一个卖春的亚洲女人了。而更让她感到不愉快的,是有一些非常善良好心的瑞士人,常常往她的手里塞上几块瑞士法郎,“给可爱的孩子买点玩具吧!”——她被当成当时正在瑞士避难的越南难民了。这种慈悲心肠,让她无从与人解释,也难以消化。

今天的龙应台这样为自己的归属定位:“在政治意义上,我是个台湾人,在文化意义上,我是个中国人。但是当台湾的政府走向违反我的核心价值方向时,我是不惜与之为敌的。而中国的文化,我也不认为它是什么凌驾全球的伟大,更不认为它有真正本质上的独特,我们其实对印度、埃及、希腊甚至阿拉伯的文明都认识得太肤浅、太轻率。但因为汉语是我的母语,因此中国文化就成为我安身立命的依靠,从大海回溯川流时不得不回到的上游源泉。我珍惜这个源泉,但是很清楚地知道,这个源泉是世界上众多源泉之一。我的文化身份认同,是画在很大一张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

所以,当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文化上的极端自卑或极端自负,是一百年来多数中国人在精神世界中无法摆脱的两个极端。您是如何‘超越’的呢?”龙应台答道:“当我和一个巴勒斯坦的诗人,一个古巴的小说家,一个土耳其的评论家或者一个德国的学者对话时,我看见他们身后的川流谱系——每一个文化都曾经有过高峰和谷底,里头的人都曾经‘自卑’或‘自负’过。当你有这么一个文化谱系的世界地图在心中,‘自卑’和‘自负’是比较容易超越的。”

龙应台的两个孩子都可以讲汉语。“我给他们一把钥匙。他们一出生我就跟他们说汉语,不掺一句英语或德语,以保持汉语的纯粹。有一天,当他们自己有了欲望要进入中国文化的川流谱系时,他们的钥匙可以开启那个世界。”但龙应台并不强求他们认同中华文化。“孩子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人生路途。他会自己找到自己在地图上的那一点。”。

我的憧憬:华文世界产生自己的“语境”

今天,龙应台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同时在六个地方发表的: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广州、美国。在华文世界中,只有龙应台能做到这一点。对此,龙应台表示:“我心中有一个憧憬:华文世界产生自己的‘语境’,从而与其他世界对话。”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眼界,龙应台更清楚地看到了这六地间“一堵又一堵名目不同的高墙,阻隔语境的交流。”

龙应台的文章常常会招来骂声。这种“千夫所指”来自两岸。但她说,这“不对我造成压力,因为,那本在意料之中——觉得很孤独是真的。”她忧虑的是,“北京和台北之间那么需要沟通,却阻隔得厉害。”

“北京的知识分子太需要虚心了解所谓‘边缘’——香港、台北、新加坡等等——的思维,台北太需要了解每天在内部质变的北京;香港和台北更需要相互学习。我觉得,中国人不能老在舔自己的伤口,或者得意于一时的‘崛起’姿态,而应该思索我们对人类这个社群可以有什么贡献。把鸿沟和高墙拆除,让一个丰富多元、自由开放、充满创意的华文世界变成可能,大概是第一步吧。语境要流通,对话要打开,眼界要放大。”

“这是我心中的憧憬。自己的文章,则是那第一只从沼泽飞出的鸭子,吸引了众多猎人的枪。”(记者 黄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