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归档

日本图书为什么不打折

可能大家也注意到,在中国,当当、京东等网店的图书几乎全部是打折销售,亚马逊许多国家的网店也有打折,但在日本,无论实体店还是网店,图书都是没有任何折扣的(二手市场是另一个概念),这个定价制度在日本叫做“再販売価格維持”(转售价格维持)。

所谓转售价格维持(这词太拗口了,以下擅自简称“转售定价”><),是指制造商或批发商试图控制自己的商品或服务的最终售价而与再售商达成的一种协议。放在日本图书市场,简单说就是出版商决定最终售价,零售商按此价格销售。具体流程为,出版商与经销商之间、经销商与书店之间签订转售定价合同,规定以出版物上注明的“定价(本体xx元+税)”作为转售即最终销售价格,合同需报送“公正取引委員会(公平交易委员会 http://www.jftc.go.jp/)”。

这种行为限制零售商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定价,原则上属于不公平交易,目前日本“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简称独占禁止法,英译Act on Prohibition of Private Monopoliz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Fair Trade)”视为例外予以认可的转售定价商品有两类,一是公平交易委员会指定的商品,二就是著作物。

关于指定商品,日本曾在1953-1959年为了在零售商的恶性价格竞争中保护品牌发展,指定了化妆品、染发剂、牙刷、家用肥皂、合成洗涤剂、杂酒、焦糖、医药品、衬衫等九类商品,但其间物价高涨成为社会问题,转售定价制度也成为消费者批评的众矢之的,1966年以后指定商品逐渐取消,现在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任何指定商品。

关于著作物,仅指书籍、杂志、报纸、唱片、音乐磁带、音乐CD等6种,同样拥有著作权的影像产品(录像带、DVD)、电脑软件、游戏软件及以下载形式销售的电子产品(电子书、mp3等)并不包含在内。

理论上讲,对著作物实行转售定价的理由包括避免地区间不同价格(偏远地区价格高于中心城区),避免书店间恶性价格竞争,保证书店和出版商的盈利,避免书店和出版商只关注畅销书,保护图书的多样性等等。但由于违背公平自由交易精神,也违背消费者追求更低价格的意愿,转售定价制度一直受到各方质疑,公平交易委员会也一直在讨论研究,希望通过对制度的灵活应用来平衡各方利益。

实际上目前amazon / hmv等网店的CD打折已经很普遍,只有书报杂志比较严格执行转让定价制度,但也有会员积分等曲线打折措施。根据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官方解释,可直接用于之后消费的积分类优惠是违反转让定价制度的,然而从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委员会认可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其它得到认可的销售行为还有杂志的时限性定价和杂志订阅的折扣优惠等等。

顺带讲一下不受转售定价制度限制的图书。一般书店3个月没卖出的图书会向出版商退货,出版商将被退货的图书直接卖给二手书店,此时不必签订转售定价合同,而这些图书就变为“非转售商品”,书店可自由定价。此外,“共済組合”和“生活協同組合”(互助联合会之类的组织,具体情况太复杂我就不研究了><)不受转售定价制度约束,因此属于“生活協同組合”的“大学生協”在销售转售定价图书时也可以自由打折。

个人感觉日本的转售定价制度处在一个越来越暧昧的状态,但日本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二手书市场,所以转售定价制度近期内可能不太会消失。

参考链接:

私的独占の禁止及び公正取引の確保に関する法律(第23条)
http://www.houko.com/00/01/S22/054.HTM#s6

再販売価格維持
http://ja.wikipedia.org/wiki/%E5%86%8D%E8%B2%A9%E5%A3%B2%E4%BE%A1%E6%A0%BC%E7%B6%AD%E6%8C%81

再販制度—日本書籍出版協会
http://www.jbpa.or.jp/resale/index.html

非再販本
http://www.knayuhi.com/business/a27-24.html

書店用語
http://www.booksaz.co.jp/bookdic/dic_03.htm

Fixed Book Price Agreement(包括各主要国家图书定价现状)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xed_Book_Price_Agreemen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ale_price_maintenance

维持转售价格
http://wiki.mbalib.com/wiki/Resale_Price_Maintenance

转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与法律规制
http://wenku.baidu.com/view/ba0a7c83d4d8d15abe234e0e.html

参加国际书展前要做的六件事

撰文/姜汉忠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举行了。书展之前发一些有关如何准备的文章,是业内一些媒体不可缺少的。我已经十一次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八次体验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准备方面有些体会写出来供同行们参考。     

我在准备国际书展的时候是虚实兼备,着重点往往是放在如何与外商有效沟通方面。原因很简单,我们做过生意的,最要紧的以及最不好做的就是沟通。一旦沟通问题解决好了,事情就办成了一大半,也就是事半功倍。正是这个原因,我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是不惜花费巨额时间。在与外商沟通方面,我得所有准备工作都是围绕如何与外商进行长久合作进行的。换句话说,怎么有利于长久合作,我就怎么做。

 第一,书展前尽可能多地了解新朋友的背景情况和老朋友的最新进展。参加书展,我们总是要解释一些新客户、新朋友。当然,有些新客户是应约而来。对这样的客户,我们可以事先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客户的情况,比如,如果是出版社,他们在哪些题材方面比较擅长,我们有哪些方面可以互补。还有与我约见的外方代表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脾气秉性如何等等。如果是老朋友、老客户,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更应该细心准备,对方是有备而来,我们也要有备而去。我们重点是了解对方的最新情况,特别是对方最近取得的比较突出的成就。这样我们见面之后就有很多话可说。如果对方发现你对他的成就如此了解,接下来的实质性问题还有不好解决的道理吗?

第二,尽可能多地为老朋友创造一些与国内同行交流的机会,这样可以增进与老朋友的友谊。有一年,在北京书展之前,我联系一家报社专门书面采访了韩国的一位代理商。我还两次安排韩国的代理商和出版商与中国出版界的同行进行座谈。这样一来,相互之间可以有更的了解,同时也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这几年,每次北京国际书展以及图书订货会之前,我都会安排这种活动。我认为这也是准备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份。这是因为,只有增进了解才能建立良好关系,只有建立起来良好关系,才能够进行持久的合作。与国外客户不在一个国家,平时见面的机会很少,所以北京书展就成了需要善加利用的良好机会,一个不可多得的天赐良机。

第三,书展之前,尽可能多地向老朋友通报我方的出版动向。特别是当我们有了适合对方需要的出版选题时,一定要让对方先了解情况。这样做既可以了解对方的反馈,又可以让对方感觉到我方对其十分重视。通报有关情况之后,我们可以根据对防反馈及时调整书展期间的推广重点以及推广方式。这等于让对方给我们当了一回顾问或者咨询师。前几年,我还利用国际书展之前的时间,将一些即将出版的图书的样章发给对方,看看对方有什么意见。由于我诚心诚意,我的国外朋友来了之后,对我们的参展图书常常提出一些坦率的意见。这对我们改进图书选题的设计以及制作有很大好处。

第四,安排好约见的时间,但是也要有应对不速之客的准备。书展之前安排好约见时间,是每一位参加书展的人都知道的。但是,不论如何巧妙安排,都会有意外发生——要么安排好的没有来,要么来洽谈的事先没安排。所以,要安排约见的时候要给自己一定的回旋余地。两次约见如果时间比较紧凑,就要在空间距离上近一些。这样一来即不耽误已经安排好的活动,又能照顾临时到访的客人,免得长途奔袭弄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家一看就兴致就少了三分。我去年参加北京书展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由于我有充分的准备,因而我还能应付自如。我们可以利用两次会面的间隙招待临时到访的客人,以便进一步做好安排。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会失去不少合作的机会。

第五,准备好你的介绍信——名片。有些读者会觉得,这是一个小问题,不值得一提。其实不然。我在参加行业内的一些会议的时候经常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我向同行递出自己的名片时,对方很不自然地一笑,“名片用完了”。不论出于什么原因, “名片用完了”对于人与人交往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多带一些名片呢?还有,有的人虽然带着名片,但是名片内容的安排也有一些问题。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传播途径也很多,而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名片印了不少头衔,但是却不印上自己出版社的网址。这就让人感到很奇怪。我对名片内容的设计很讲究,将我社网站的网址印在醒目的位置。我常说,不论走到哪里,片子不离身,片子就是名片。需要的时候,立即将名片递上。对了,顺便提醒一句,名片上的英文一定要搞好,要是弄出不伦不类的洋泾浜英文会让你减色不少,也可能让你“出师未捷身先死”——一看你名片就知道你英文不太灵光,从心理上人家会产生一些难以名状的变化。所以说,名片可以让人随时与人相识沟通,这应该是我们做版权的人应该具备的意识。    

最后,就是充分的精力和良好的面貌。参加书展,是我们与海外客户沟通的难得机会。此前除了做一些物质上和信息上的准备以外,精神饱满也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会有一个良好的面貌。不仅如此,在展会上,要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搜集信息。对一个版权经历人来讲,参加书展任务是很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更要讲究良好的精神状态。如果在客户面前,显出一副疲惫不堪的神态,问东答西,是非常让人扫兴的,也是非常忌讳的。所以,书展期间,穿着也是很讲究的,既不能有失礼仪,又不能弄得很累赘。我觉得,只要简洁大方就可以,这样更让人觉得你很干练,同时也有利于往返奔波。

除了以上讲的这些,还有很多需要准备的,比如书目、重点书介绍等等,不一而足。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日    

享誉全球的世界级心理学家—多湖辉

“人对于最初否定自己,后来才肯定自己的人,比一直肯定自己的人更有好感。”、“人在对比中才能感到心安理得”、“如果事情进行得太顺利,人反而有不安和负疚感”、“爱好+坏刺激=厌恶”、“情绪越发泄,感受越强烈”、“人的弱点没有客观性的标准,而是极其主观的东西。当你意识到它是弱点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你的弱点。”

得益于对人性细致的洞察和研究,享誉全球的世界级心理学家多湖辉近年来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他所著的一系列心理学作品畅销全世界每个角落,尤其以“心理咨询”和“头脑开发”方面最受人称道。

多湖辉教授出生于192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心理学专业。曾任东京工业大学、千叶大学教授。现任多湖辉研究所所长、东京未来大学名誉校长、索尼教育振兴财团理事,是国际上享有声望的实用心理学大师。

早在多湖辉教授少年时期,就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诸多心理学著作中吸取涵养,逐渐养成了分析式的思考习惯,他擅长于研究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和细节,从中总结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多湖辉教授的第一本作品《头脑的体操》在日本出版时,受到日本青年的热烈追捧,奉为重启僵化脑细胞,唤醒创造性思维的“圣经”。

当时,“心理透视”丛书出版,引起了整个心理学行业的关注。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看到其隐藏的巨大文化价值,抢占市场先机拿下了中国大陆的独家出版权,经过一系列的市场考查和论证,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精选了一批有关心理咨询的作品编校出版,形成《激发自身活力》、《自我暗示》、《拓展思维妙法》、《深层说服术》等十几册图书,于1997年出版上市,由于作品内容跟现实生活的高度贴合性,“心理透视”丛书得到众多专业人士和大众读者的一致认可,多湖辉教授也获得了“现代人心灵家园守护者”的美誉。

“心理透视”丛书出版之时,正是我国人民心理意识逐渐觉醒的黄金时期,自此之后,我国心理励志类图书开始成为雄霸畅销书市场的主旋律,《谁动了我的奶酪》、《细节决定成败》、《21岁当总裁》、《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等图书纷纷跟进,掀起了我国心理励志图书第一次销售高潮。

很多人对心理类图书都有这样的感受:书中所讲的道理或许并不是很陌生,但那些看似浅显易懂的道理,能够真正得以运用的却不是很多。正是基于这种观察和考虑,在多湖辉教授近半个世纪的心理学研究生涯中,一直坚持以实用作为学术研究追求的目标。在“心理透视”丛书中,多湖辉教授传授了他自创的紧张排解法,对谈判技巧、塑造良好的初次印象、如何交朋友、识别有犯罪倾向的人等做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他希望对那些“与人见面时感到迷惑、不安、怯场,因而使交际范围缩小”的人有所启示,希望人们养成积极乐观正面的思维习惯,以助人们事业的进步,希望在压力无以复加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能建立真正自然和谐的人际关系,希望借由此系列书,人们可以体会到生活的美好,赢得真正健康幸福的人生。

上市十年,“心理透视”系列图书已卖出200多万册,2013年重新包装再版发行,依然是心理学爱好者囤书的“重点对象”。数以万计的家长因《管理孩子的技巧》、《使孩子聪明的心理战术》、《学习指导法》等经典儿童教育作品认识他认可他的理论,进而喜欢上他其余的作品——“心理透视”丛书的读者群正在日益增加。

他带给读者可以学以致用的生活智慧,他告诉人们“要学会关心每一个人,没有必要害怕任何人,更不要去轻蔑任何人。”他教会人们从着装、动作、表情上分辨罪犯,远离被骗和伤害,他还事无巨细地帮助人们开拓新的思维空间,获取新的人生体验。多湖辉,他是大师,是人类心灵的探索者,也是我们敬仰的朋友。

 

(原标题:享誉全球的世界级心理学家—多湖辉)

日本の出版社一覧

日本の出版社一覧(にほんのしゅっぱんしゃいちらん)は日本の出版社を五十音順にリストした一覧である。

あ行[編集]

あ[編集]

い[編集]

う[編集]

え[編集]

お[編集]

か行[編集]

か[編集]

き[編集]

く[編集]

け[編集]

こ[編集]

さ行[編集]

さ[編集]

し[編集]

す[編集]

せ[編集]

そ[編集]

た行[編集]

た[編集]

ち[編集]

つ[編集]

て[編集]

と[編集]

な行[編集]

な[編集]

に[編集]

ね[編集]

の[編集]

は行[編集]

は[編集]

ひ[編集]

ふ[編集]

へ[編集]

ほ[編集]

ま行[編集]

ま[編集]

み[編集]

む[編集]

め[編集]

も[編集]

や行[編集]

や[編集]

ゆ[編集]

よ[編集]

ら行[編集]

ら[編集]

り[編集]

る[編集]

れ[編集]

ろ[編集]

わ行[編集]

わ[編集]

参考[編集]

関連項目[編集]

洞中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

    “洞中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说的是当世人巧遇神仙,只与他们呆上一会,再返回人世间时,人间早已过了十几年,甚至百年、千年。神仙之所以为神仙是因为他们并不生活在我们常人所生活的这个空间,他们的时间自然与我们常人这个空间的时间也就不一样,他们的时间过得比人间的快。文广通碰巧遇见神仙,只是饮杯酒的功夫,人世间十二年的光阴已过。

    文广通是辰溪县滕村人。这个县归属辰州。从辰州乘船逆流而上约一百里处,在河的北岸有个叫滕村的地方,广通家就住在那儿。辰溪县在汉朝时叫辰陵县。

    《武陵记》中说,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公元424-454年),文广通看见有野猪吃他家地里的庄稼,就举箭射野猪。野猪中箭后,流血而逃。文广通循着血迹追了十几里地,进到一个洞中,在洞中行走了三百多步,豁然开朗,眼前忽然出现了几百家房舍,却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再看看他射中的猪,已经跑进村里人的猪圈中去了。过了一会,有个老翁从屋里出来,问他:“是不是你用箭射了我的猪?”文广通答道:“我并不是有意射它,是它吃我的庄稼,我才射它的。”老翁说:“牵着牛踩了人家田里的庄稼是不对,可因为这样就得把人家的牛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忙走向老翁叩头赔礼道歉。老翁说:“知错就改,就没有过错了。因这猪命前世的罪过,今世该得这样的报应,你也就不必谢罪了。”

    老翁请文广通到厅里坐,只见屋里有十几个书生,都戴着章甫冠,穿着宽袖单衣,有位博士独自坐在一个卧榻上,面朝南谈论着《老子》。又见西屋有十几个人相对而坐,弹着琴,音律优美动听。这时有位童子上来斟酒,招呼着广通饮酒。文广通喝得半醉半醒,身体十分舒坦,就辞谢不再喝了。他走出屋子,仔细观察路上的行人和物事,其与外界并无两样,但是觉得这里远离尘世,清静虚空,是个难得的胜地,不愿离去。可老翁不肯收留广通,就遣派了一个小孩为他领路,送他出去,并嘱咐小孩关紧大门以防外人再进来。在回去的路上,文广通问那孩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小孩说:“屋里的那些人都是圣贤,他们当年为躲避夏朝的国君桀的暴虐无道来到这里,因学道而得道成了神仙。那位独坐卧榻谈《老子》的博士,就是河上公[1]。我是汉朝时山阳人王辅嗣,到这里来向河上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义。我在他门下当了十纪(十二年为一纪)的扫地仆人,才作上这守门人,至今我还没有领会道经的要诀,只能在此守门。”说话间,他们已走到来时的洞口,二人依依不舍地告别,皆知从今以后后会无期。

文广通到了洞的入口处,发现射野猪的弓箭都已腐朽断裂。他在洞中只呆了那么一会,世上已过了十二年。文广通家中以为他早已逝去,已为他办过丧事,如今见他又回来了,全村上下大吃一惊,深感疑惑。第二天他和村里人找到那个洞口,只见一巨石已将洞口堵住,怎么烧凿也凿不开那洞口了,巨石与山已融为一体。

评日剧《白い巨塔》:从人物看故事

作者:Gustav

余华的“去魅”与“媚俗”

来自: 思郁

6月16日,复旦的陈思和、哈佛的王德威、上海作协的王安忆等“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领军人物”齐聚复旦大学,举行了一场新世纪文学理论座谈会。作家王安忆发言说:“今天的文学批评使我感到恐惧,对所有的批评我都是不看的。”她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写作与批评同时发声,双方保持和谐、平衡的关系;但是这一平衡近年来被打破,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文学评论以强势的姿态介入文学,对作品进行“蛮横”的曲解。真正严肃认真的文学评论与其在喧嚣中大声疾呼、奋力争辩,不如保持沉静。
说实话,这样的座谈会隔三岔五都会举行,这样的发言也比比皆是,甚至连这种对批评的批评也屡见不鲜——中国文学界已经沦为圈子文学的产物,尤其是八十年代开始成名的作家,迄今大都已经功成名就,被学院收编的收编,被市场圈养的圈养,体制与作协是那批风发意气的作家最好的生存之地,也有靠市场吃饭的,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市场的饭不好吃,间隔几年才写出一部正经的作品,还不知道市场行情是跌是涨,稳妥起见,宁愿抱着一棵大树好乘凉。这句话可能有点刻薄了,那就说句好听的,六零年代的作家,现在他们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拿出手的新作。
对比大部分作家,余华时隔七年之后还能拿出一本《第七天》以正视听,还算不服输的,这种争强好胜的劲头儿值得夸奖。只有一个把写作当回事,不甘心在体制内吃软饭的作家才乐意这样干,但是高帽子不是这么容易戴的,尤其是通读玩这部十万字的小说之后,我就想收回刚刚夸奖的话。与七年前《兄弟》的百万销量一样,据说《第七天》在首日内就被预订了七十万册,作为纯文学的写作者,余华的市场号召力可见一斑。从市场的火爆程度对比开篇王安忆的话会很有意思,作家宁愿采取鸵鸟政策,对批评视而不见,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批评免疫,而是他们前半生积攒的信誉,批评对他们的作品无可奈何。当双赢的结果难以达成,只能依靠透支自己的信誉求得一方的成功,口碑与市场来说,我相信大多数作家都会选择市场——这不是无端猜测,这两年要说六零年代作家没有一本新作当然不是真的,王安忆、马原、格非、莫言、苏童,加上余华,他们拿出的作品可以是最新出版——从市场可以说新作,这是包装的需要,但是内容上基本是陈旧的,原地踏步维持原来的水准已经算是好的,最不济的是抄写或者重复过去自己的作品,改头换面称之为新作。从我有限的写作经验来讲,一个作家在写完自己的作品之后,会对完成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力,是好是坏,一目了然。余华的新作《第七天》的糟糕程度比七年前的《兄弟》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不相信一个在过去写过优秀作品的作家会对自己的新作失去基本的判断力。
这是一个批评式微的年代。批评的式微不是没有批评,恰好相反,是批评太多了,但是有效的批评越来越少。导致这种变化的,一方面是批评日趋僵硬化,无法应对瞬息万变流动的现实。现实太荒诞,已经超越了批评所能承载的能力,批评只能在隔靴搔痒的层面对现实指指点点,虚张声势。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批评的式微源自批评的理论化。批评要求与作家交流,面对作品发言。但是与六零年代作家一起崛起的批评家,在八十年代声誉鹊起之后,大都隐退到了学院,建构自己的理论,自称体系,闭门造车。学院派批评可以生产出大量的批评文本,但是这种批评只是面对自身的理论建构,不是面对作品与现实的新变化,归根结底,导致批评的理论话语与现代性脱节,批评已经失去了原始的生命力,批评成为了一种自我循环的理论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所言对批评的恐惧,大体是指对民间与网络崛起的批评话语的恐惧,因为这种批评不遵从任何规则(或潜规则),他们使用粗鄙的话语,原始的脏话,粗暴的判断,甚至人身攻击,从而造成批评的轰动效应,但是这种批评意味着一种对学院派批评的反动与解构,这种源自民间大众的批评一方面造成了批评理论规范的失效,同样也把批评的原始生命力激发了出来。王安忆字里行间对批评的恐惧,是一种已经习惯了体制安逸性的恐惧,是一种作家对作品日益缺乏自信的恐惧,是一种自我防范性的写作的失效。我们不要忘记,八十年代批评理论是伴随着余华、王安忆等人的作品解读而崛起的,这就是她所谓的“双方保持和谐、平衡的关系”,这里面很值得玩味的是,现如今那一代人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属于功成名就的一代,属于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成功是一种互彷,是一种共谋。某种意义上说,当他们的辉煌已经不再时,只有曾经的批评话语还能维持他们在场的辉煌假象,他们无法接受新一代批评者对他们文本的解读,斥为“蛮横”——文学作品的解读有各种方式,只要不是谩骂与人身攻击,我不知道批评还有这种蛮横与文雅的区分。
余华从《兄弟》到如今的《第七天》在批评界的接受情况都可以看出这种新的变化。对他作品吹捧的都是那些与其几乎同一时代的学院派批评家,从他们解读文本措辞的方式上也能看出,这种批评精致而圆滑,谨慎而无用,习惯上采用“从小说本身来说,我觉得接上了《许三观卖血记》的那种叙述,简洁、明晰、透彻。可以感觉得到,余华对于叙述技巧的掌握,火候拿捏得非常准确,在简单中有种明晰”,(陈晓明)“假如说把现实比作精子,把幻想比作卵子,余华的《第七天》是极少数存活的婴儿。一部作品对批评来说就像一栋建筑,外行人站在路边指手划脚说:东方主义,古典主义,有意义吗?你要真是内行,进入䢖筑内部你才知道才懂小说是什么。你要理解作品的奇思异想,你要听得到作家的心跳!”(程永新)这样的批评话语,基本上采用不痛不痒,不得罪作者,也不得罪读者的方式。而对那些真正的显得过于毒辣与偏激的批评,作家干脆选择视而不见,或者说评论者根本不具备足够的资格对他的作品进行评论。这种策略显示出作家对作品过于保护性的举措,只能证明他缺乏足够的自信面对批评。如果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有足够的信心,也相信自己的作品能够经时间的检验,他应该明智地对批评保持接纳。当作品完成之时,就是作者沉默之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批评与赞扬,已经与作家无关。任何批评都是正当的,无论肤浅或是深刻,偏见或是洞见,误读或是深度解读。作品自有命运,与千万个阅读的读者有关,与他们的理解能力有关。
也许说了这么多,我只想说明批评对一部作品的重要性。批评对理解作品有用么?也许有用,也许无用,当作者用心倾听任何一种批评声音的时候,哪怕是最无理的批评,他也能从中得到一种收获,因为无理也代表了一种阅读作品的态度。换句话说,一种批评就是一种声音,倾听一种声音意味着你理解了一种思考作品的角度,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构建公共场域的对话是达成共识的基础。只有这种共识的基础上,作者才能了解千万个读者的思路,这种收获是作家孤独写作时永远得不到的。如果作者对任何批评都感觉到愠怒,感觉到抵触,无法释怀,只能说明作家的自恋——他只觉得作品只是他一个人的,不是写给读者的,他不允许任何人亵渎他的作品。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与其出版,不如烧毁合适。
我们最听到作家回答为何写作时的话是,我只为自己的内心写作。余华曾在《活着》的前言中就曾说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但是这句话有时候只是冠冕的说辞。除了内心涌动的写作欲望,很多时候作者的出发点昭然若揭。《第七天》除了为了作者的内心写作之外,给人的印象这是一部面向西方评论界的小说。余华应该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我甚至认为他是最有希望赢得诺奖的作家,没有之一。当然,这个观点随着他近些年作品已经有所改观了,我的意思说,余华自然也明白他在国际上身为一个中国作家的影响力,频繁获奖,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这是作品走向国际化的一个特征。当他愈发意识到这种存在感时,他的写作已经有意识地开始迎合世界文学的特征。如果说《兄弟》是个毁誉参半的尝试,在国际上的评论口碑并不完美,七年之后的《第七天》他已经有意识在小说中选用西方文学语境常用的语言、故事、形式等等,尤其这种上帝七天造人的模式,分成七章讲述,还有那些在现实中愈加惨烈的故事,以及故意采用是一个死人的视角,幽灵的话语,还有结尾处那种肤浅的幸福幻觉,搁置到一个全新的西方语境中,会变成一种全新的、荒诞的、猎奇的、充满东方奇观的、符合西方评论界对中国认识的新东方写作策略。这种写作策略已经预设了西方评论对这种荒诞与现实之间冲突与张力的高度认同。这种写作策略还有一种优势,余华在小说中写到的一个个故事,因为是残酷的现实,造成了国内评论界集体的失语。很显然,当我们要想批评小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能忽略到他小说中写到的现实存在吗?如果不能忽略现实,我们的评论如何解构这种现实的残酷性?是否理性的评价就意味着我们对现实的冷漠呢?或者说,我们理性的评价这本小说会不会让人以为缺乏某种对人性的悲悯之心呢?
对于这种认真的考量,我只能说,让文学的归文学,让现实的归现实。对文学的理性,正是为了尊重现实的荒诞。当余华在《第七天》中几乎没有任何修订,就把新闻报道出来的“人间悲剧”血淋漓地展现在小说时,这位曾经优秀的小说家已经丧失了他的独特性。我们不缺乏这样的写作,当把余华置换成任何一个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良知的作家后,他都能复述我们生活中发生的惨烈故事。而一个作家应该不甘心简单复述这些故事,作家与现实的关系应该是冲突的、敌对的、质疑的、充满张力的。就如同余华还是在《活着》的前言中说到:“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我沉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地感受着自我的分裂,我无法使自己变的纯粹,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一位童话作家,要不就是一位实实在在作品的拥有者,如果我能够成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我想我内心的痛苦将轻微很多,可是与此同时我的力量也会削弱很多。”
这段话几乎完美地预言了他迄今为止两部最差的作品《兄弟》与《第七天》的出现。《第七天》就是一个残酷的童话,我们跟随主人公的幽灵杨飞,一路行进,从殡仪馆出发,一路跌跌撞撞,掺杂着回忆与虚妄、爱情与感伤、高贵与渺小、荒诞与真实,接触到人生的炼狱。余华借用了但丁《地狱篇》的形式,用杨飞的视角串联起一个个我们熟稔于心,道路以目,口不能言的故事:强拆、袭警、跳楼、自焚、爆炸……这些在我们生活中被掩盖起来公共事件成为了余华建构小说地图的理由。但是我们在阅读中无法感受到作者对这些事件倾注的情感,他就像一个事不关己的记录者,忠实地记录下这些发生的故事。原本在余华作品中弥漫其中的节制、冷静、不动声色、冰冷、惨烈的叙述手法让位于无比僵硬而平庸的平铺直叙。说实话,这才是让我感觉到最为吃惊的部分。余华早期小说中有一种非常干净与简明的笔触,他的句子与写法看似普通却下笔谨慎有致,不增不减,恰到好处。我曾为他的干净与节制大为赞赏,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天赋,是他独特的风格,是他与其他作家区别的最大所在,尤其是面对着莫言式的语言癔症,更彰显着余华式的简洁是多么难得。但是这种天赋从《兄弟》开始已经开始变得散漫,到了《第七天》已经变得平庸无奇了。
《第七天》最好的部分是杨飞遇到鼠妹——鼠妹是因为她收到了男友送的一个山寨版的iphone,跳楼自杀身亡——两个幽灵在荒野里游荡,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我们走在寂静里,这个寂静的名字叫死亡。我们不再说话,那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不再前行。这是隔世记忆,斑驳陆离,虚无又真实。我感受身旁这个神情落寞女子的无声行走,叹息那个离去的世界多么令人伤感。”这个段落恍惚让我看到了全盛时期余华的影子,对句子的氛围,字句的拿捏,感情的融入与疏离都把握得恰到好处。但是也仅此而已,当杨飞和鼠妹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时,下面的描述又坠入了一种想象力极度贫乏的境遇:“我惊讶地看见了一个世界——水在流淌,青草遍地,树木茂盛,树枝上结满有核的果子,树叶都是心脏的模样,它们抖动时也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它们看到了一些只剩下骨骼的人走来走去,杨飞问鼠妹:这是什么地方?她说:“这里叫死亡葬身之地。”——我们甚至能察觉到作者在写出最后一个句子时的那种得意,乃至于这个句子在小说结尾时又被重复与强调了一次,仿佛一种炫耀。也许这个句子值得得意,他借用一个俗语巧妙地描述另外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不是炼狱,更像是伊甸园,更可怕的是,当我们无法想象出神话中的伊甸园是什么样子时,余华竟然用了一种十八岁少女般的幻想,无比幼稚平庸的笔触来描述那个收留孤魂野鬼的世界。我在阅读中最不能忍受的是,竟然在这样一个优秀作家的笔端之间,发现了一种畅行于网络之间,由那些十几岁的少女无聊幻想构成的耽美文学的影子,这算是与时俱进么?
余华在《我的写作经历》中提到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有一个写作上的转向,从先锋与实验性的写作,回归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一切都回到了故事身上,小说的形式被抛弃了。在他看来,这种变化是叙述指引他写下《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作品,他说他发现了小说中的声音:“在此之前我不认为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粗暴地认为人物都是作者意图的符号,当我发现人物自己的声音以后,我就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叙述者,我成为了一个感同身受的记录者,这样的写作十分美好,因为我时常能够听到人物自身的发言,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比我要让他们说的更加确切和美妙。”作者成为了一个单纯讲故事的人,他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写作,讲述别人的故事——通过代言。而在《第七天》中,所有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是真实的,但这些故事却在作家的笔下丧失了真实的魅力,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可以在约翰•伯格在《讲故事的人》中得到部分的答案:“故事邀请评论,实际上,它创造评论,因为即便是默不作声也被当作某种评论。评论也许是恶意的,或者是偏执的,但是,若是如此,评论本身也会变成一个故事,因而反过来成为评论的对象。更多的时候,附加于故事的评论是作为,也被理解为评论者个人——根据故事——对于生存之谜的回答。每个故事允许每个人定义自己如此。”当我写下这篇文字时,我是余华的《第七天》的一个评论者,而对于《第七天》中发生的故事,作者余华是评论者——但是在小说中,他拒绝评论,他说他只是记录自己的声音,他的评论采用了另外一种写作,《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代表了他的评论。当作家对他的作品不再评论,也不再接受其他人的评论时,他的作品生命力已经开始萎缩,因为评论构成了互相激荡的场域,激发作品在新的接受语境中达致丰盈与圆满。我们需要评论,不仅是对作品的评论,而且是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抱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不要忘了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与想象力,这些就是作者评论作品的一部分,当作者只想记录,不想评论的时候,虚构与想象力对作家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
也许,真该换个角度考虑,《第七天》的平庸无奇只能证明作家丧失了真正的想象力,虚构成为了高悬的工具,记录真实成为作家的职责。作家不是历史学家,他应该与我们的时代保持距离,而不是扑进现实的漩涡,沉浸其中。我有一个胡乱的猜想,也许当一个作家的想象力变得匮乏时,他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拥抱现实。
思郁
2013-6-23书
书名:第七天
作者:余华
出版:新星出版社
日期:2013年6月第一版
定价:29.50元

(删节版见于《深圳特区报》)

毛生前读的最后一部书为什么是《容斋随笔》?

来自: 王新禧

一代伟人毛泽东生前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是什么呢?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回忆,毛主席最后阅读的一部书是《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9月8日,也就是临终前的那一天的5时50分,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共读了7分钟。
在深深敬佩他老人家痴迷读书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小小的疑问,一代伟人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要读这部书呢?
《容斋随笔》,是宋朝洪迈写的历史笔记,内容博大精深,自经史诸子百家、诗词文翰到历代典章制度、医卜星历等等,无不有所论说,而且考证辨析确切,议价评论精当。与之相类的,是《两般秋雨庵随笔》这本书。此书是清朝的一个叫梁晋竹的读书人写的。文笔相当优美。读书人惺惺相惜,突然一个灵感涌上,猜想:博览群书的毛泽东肯定会喜欢这一类型的书。果然网上一查,1972年毛泽东曾将此书送给他青年时代的朋友、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周世钊。毛泽东在晚年会把这本书送给老朋友,说明对这本书的喜爱程度。
之所以用比较的方式,做出这样的猜测,也完全是自己的阅读体会。我发现读书的兴趣在不断地变化。从文字的角度讲,小时候看文章,总喜欢看优美词句多点的文章,犹如小孩子总喜欢吃糖果。读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气势磅礴的文章,比如余秋雨之类的大散文。但是书再读下去,却喜欢周作人、张中行这类“冲淡”的文章。从书的内容讲,原来比较喜欢抒情的散文,现在却更喜欢历史随笔之类。原来根本不读的日记、书信,现在却比较喜欢看这类相对真实的东西。这一点,台湾傅月庵先生说的好:“人的阅读习惯,往往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不断改变。少年岁月多惨绿,读诗读文,总希望越浓越洌越新奇多变越得我心。中年伤于哀乐,渐知世路多艰,做人实难,情到深处浓转薄之后,读史读论,曲径通幽,平淡见真的文章竟成了最爱。”虽说我现在还不是中年,但读书的年龄却可以早熟于生活的实际年龄。
历史随笔的魅力在哪里呢?没有正史的正襟危坐,而是内容包罗万象,记述社会历史、人物、生活等掌故,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都可入笔端,而且短小精悍,文笔活泼,可读性强,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所以古往今来的很多读书人不光喜欢读,也喜欢写。这类书是很多的,随意举几本,就有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唐朝王定保的《唐摭言》、宋朝苏轼的《东坡志林》、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明朝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张岱的《夜航船》,清朝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王士禛的《池北偶谈》等等。抄一个例子:
范增非人杰:世谓范增为人杰,予以为不然。夷考平生,盖出战国从横之余,见利而不知义者也。始劝项氏立怀王,及羽夺王之地,迁王于郴,已而弑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谊,争之以死。怀王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关中,则当如约,增乃劝羽杀之,又徙之蜀汉。羽之伐赵,杀上将宋义,增为末将,坐而视之。坑秦降卒,杀秦降王,烧秦宫室,增皆亲见之,未尝闻一言也。至于荥阳之役,身遭反间,然后发怒而去。呜呼,疏矣哉!东坡公论此事伟甚,犹未尽也。(《容斋随笔》)
这是洪迈对项羽的谋士范增的评论,因为传统的观点是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终于失败,但洪迈对范增的评价是颇有看法的,然后列举范增不为人杰的种种方面,倒也是一家之言。
苏东坡、陆游等大文人在晚年都会在笔记上下功夫,可见历史随笔的魅力所在,所谓“百川东到海”,很多读书人最后都喜欢这一类型的书,实在是有内在的规律在,只可意会而不可言说。
再回过头来,纵观毛泽东的一生阅读史来看,既有与一般读书人相一致的方面,也有其远远超出一般读书人的方面。从他1936年在延安与斯诺讲述其前半生可以发现,他8岁读书,一开始读的是《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课,不喜欢背诵四书五经,而喜欢偷偷地看小说。这与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回忆何其相似,几乎没有一个小孩子真心喜欢看四书五经的,相反对《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很感兴趣。并非四书五经不好,而是因为四书五经文字太深奥,小孩子根本读不懂,怎么能喜欢呢?而《三国演义》、《水浒传》故事性强,小孩子喜欢是自然的。少年的毛泽东也为读到《盛世危言》这本书而激动不已。这是因为毛泽东所处的时代背景是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这本书唤醒的是少年毛泽东的爱国热情,那时诸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都成为传诵一时的宏文,唤醒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与诸多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一样,青年毛泽东也在思考救国的良方,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广泛阅读马列书籍。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读的书是那个时代进步读书人的一个缩影。他远远超出普通读书人的方面是,很多人的身份一辈子是书生,而他建立丰功伟业的同时,还能如此孜孜不倦地读书。
但是作为一个读书人身份的毛泽东,他一生都爱读历史书,特别是在他的晚年,曾经长久地沉浸在阅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的岁月中。他的读史,除了兴趣之外,更多的是希望以史为鉴。在他晚年身体十分衰弱的情况下,酷爱读书更多的是他的一种天性,选择视野开阔、内容简短、趣味性强的历史随笔,无疑能给病中的毛泽东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而《容斋随笔》即是这类书中的佼佼者。
所以说,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刻选择《容斋随笔》,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之中有必然。那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一生:读书,与生命相始终。(转自天涯社区)

【鲁班经】与【鲁班书】

玄青霖

自从在下于网络上公开求购《鲁班全书》之后,已经有三年半时间了,许多书商和书友都非常热心的提供帮助。但是,提供的几乎全是《鲁班经》,它和在下求购的《鲁班书》书名极相似,但绝非同一本书。

《鲁班经》又名《鲁班经匠家境》,万历(1573~1620)时就有《新镌京版工师雕斫正式鲁班经匠家镜》传世,并有崇祯本及多种清代翻刻本。崇祯本有3卷,题午荣汇编、章严全集、周言校正。此书成书于明代,现在能看到的是故宫所藏,全书共四卷,其中文三卷、图一卷。此书对技术知识作通俗简明的介绍。介绍的主要内容为行帮的规矩、制度以至仪式,建造房舍的工序,甚至还有如何选择吉祥的日子,说明鲁班真尺的运用;记录了常用建筑的构架形式、名称等内容。

《鲁班经》提为:北京提督工部御匠司司正午荣汇编 ,局匠所把总章严集,南京御匠司司承周言校正。本书附有大小图样近百幅,以下简介:
卷一的内容是:从伐木备料,起工破木,动土平基,立表定平,画起屋样到上梁拆屋,盖屋泥屋,砌地面等等,介绍了鲁班尺、曲尺等工具,介绍房屋建筑的式样和尺度,包括房间大小、开架房子、堂屋、楸迁、小门、门楼、厅堂、及架诸式、变式、王府宫殿、周天台式、寺观、庵堂、庙宇、祠堂、寨格、凉亭、水阁。

卷二:介绍仓廒、殿角、钟楼、桥梁、牛栏、马厩、猪栏、鸡鸭鹅栖等等。以及下列家具木器的式样和尺度,如:屏、轿、床、桌、椅、凳、镜架、面架、花架、鼓架、箱、柜、烛台、香炉、香几、茶盘、火斗、浴板、招牌、牌匾、推车、手水车、踏水车等等。
卷三:又名“鲁班经相宅秘诀”,介绍相宅方法、房屋朝向、选位的吉凶等,是属于风水阳宅的“形派”内容,与前两卷内容差异较大。
卷四:“鲁班秘诀仙机”、“灵驱解法洞明真言秘书”、“鲁班秘书”。此卷是本书最吸引人的篇幅。介绍了符咒、镇物的图形以及应用。很多朋友就是看到这一卷内容,将此书当作在下所要寻找的。
而《鲁班书》,却并不是讲修房造屋的,它是一部讲符咒法术的奇书!

《鲁班书》,又叫《鲁班全书》、《鲁班神书》。民间也直接称之为“上下册”。有秘传和显传两种。它又分为“大木经”和“小木经”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都属于“鲁班书”的范畴。

前面提到,《鲁班书》有秘传和显传两种。就显传而言,它分为三卷两册,这是在民间流传得较多的一种,传书者有“宋巧明”和“方方灵”。现在流传的多是后者的删节本,不全。这两种版本,在内容上区别并不是很大,只是宋巧明所传,言语文词要稍微通顺雅致些,方方灵的那本在行文方面就多有乡间俚语。

显传的《鲁班书》,分作两册,故而民间一般都称之为“上下册”。上册包括上卷以及中卷,下册即下卷。上卷中几乎没什么十分重要的内容,都是工匠的“四言八句”,以及常用的吉语、祝告内容。

中卷,又名“前传后教集”。以工匠厌镇之术、惩治、救疾治病为主。大多是民间的常用符咒术的合集,分为“吉通先师”所传的正邪术和“普真祖师”所传的治病救伤符咒两类。现在流传的《鲁班书》,在这一段内容中,有所删节。一般都言明:“择其重要”传出部分而已。

下卷,是《鲁班书》的精要所在,也是最能够代表《鲁班书》的内容。共有四十八套法术,但现在流传的不足二十套。所谓套,则是一进一退(即完整的一用法,一解法)方为一套。比如“金刀利剪法”是进法,攻击敌人所用,后之“解金刀利剪法”是解法,和“反回金刀利剪法”是将敌人的法术返回伤主人的方法,三者为一套,但现在的就将其分为三个法了。再加上连“净口咒”等基础咒语也算作单一的法,那这套书的实际内容还有多少?而且“杀猪法咒”、“豆腐成浆”、“烤酒法”等均无解法,可见此套书中删减的最多的是下卷这一部分。

秘传的《鲁班书》,请恕在下不能谈及。
“大木经”,即《鲁班祖师所传定国真经》,言的是通天透地的内容,法术众多,此书也是最少见到的。其书排列有序,文辞统一,内容繁多,比后人反复增辑的《万法归宗》从体例上讲要好很多。

“小木经”,多邪术,少正法。这一系统的鲁班法,一直以来受到严格禁止!世人流传学《鲁班书》的人,必占“贫”、“夭”、“孤”、“残”等字,望而生畏,实际上是指这一套书的内容。许多人并没有搞清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大势宣讲《鲁班书》的恐怖,令人啼笑皆非。

更有所谓“大师级”人物,自以为什么都懂,说了些似是而非的口头禅,有人信你就行了,可他非得谈论符咒法术!找了一套两元钱就可以买到的《鲁班书》,全篇简化字,连讳令都是简体的“秘本”,大发谬论,什么“藏身法是隐身术的一种”啊、“杀猪还用什么咒语?”啊等等。最令人捧腹的是,他找的书籍明显的错误,他居然猜测为“另有深意”。比如下卷开卷的“八卦图”,本就是用来立坛修炼的,他找的印本错误,却叫人去“参”!参什么?画错了而已。还有就是,这为大师,居然连讳令的云头鬼足都没搞清楚,将鬼字直接讲作人死后的那种鬼,还诉《鲁班书》作者连鬼神都分不清云云,大师啊,别发谬论了,快要笑死人了。和XX功所开的黄腔也好不到那去。

小微:民间到底有多少种《鲁班书》多少鲁班法鲁班术不得而知,但鲁班法术就目前初步估计至少不会少于四百种。既然在这里说起《鲁班书》,那我也略提一下我所见到的《秘传鲁班书》以广见闻为盼。此书系民间法师抄本所载均为整人小术甚为阴毒,不学也罢,内有玉尺邪法,放蛇毒,金蛊毒,目痛金枪数,放黄蜂毒,大芒蛇,蜘蛛精法,天白蚁,黄泉路,蜈蚣王,起灵法,金鲤鱼法,九牛咒,飞会精,金牛角,放七杀,金飞剑,铁铃角,金锁喉,铁牛法,铁烟鹿,铁蜈蚣,抬神香火,飞刀抉,千斤坠,化巫毒酒法等等皆有解法,也有总解法咒。也分两册一用一解,据其书云要先学解法再学用法,世人作祸容易修善难,害人三次,要救人六次。这种鲁班术层次低,然习之见功快,但对人伤害大,所以不能学啊,了解了解就可以了。

玄青霖:对,行内有俗话说:“鲁班法,四百八”,所以小微兄估计的四百余种应该是正确的。

农业文明VS商业文明,李约瑟难题试解

作者:一生只做一件事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本文志在寻找这个难题的终极答案。个人认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是中国古代工商业没有充分发展,而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为什么西方的工商业能充分发展?作者的回答是,欧洲没有统一。为什么欧洲没有统一?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不同。地理环境的不同是中西方最原始的差异,“李约瑟难题”得解。

以上是本文的基本思路。下面让我们看看,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中国只有农业,而西方既有农业又有工商业
我们知道,科学是由许许多多的知识点组成的。这些知识点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摸索、试验、总结出来的。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更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所以中国古代农业遥遥领先其它国家。实践早,实践多,(中国人)掌握知识点早、掌握知识点多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领先的原因。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点都能在农业实践里获得,还有很多知识点要在工商业实践里寻找。中国古代农业领先,工商业被抑制,所以,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大多和农业密切相关。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科学是一套知识体系,知识点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门学科微小的进步往往会带来其它学科质的飞跃。同样,一门学科遇到瓶颈,往往也会拖累其它学科甚至整个科学体系停滞不前。中国古代科技就是因此遇到了瓶颈。打个比方,近代科学的大门上有两把锁,只有找到这两把锁的钥匙才能打开近代科学的大门。第一把钥匙要务农才能找到,第二把钥匙要务工务商才能找到。中国人先天条件好(地理环境优越),务农早早地找到了第一把钥匙,可她不愿意务工务商,所以一直也找不到第二把钥匙;西方人先天条件差,虽然找到第一把钥匙时已经比中国人晚了几百上千年,但他们务农的同时还务工务商,终于有一天,他们找到了第二把钥匙,打开了近代科学的大门。
(二)工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关系决定了她会鼓励科技发展
我们知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生产又是工商业的核心――没有生产,哪儿来买卖?所以工商业会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科技发展,比如悬赏奖励发明创造,比如用专利制度保护发明者的积极性,等等。
而农业文明却不是这样。在农业文明里,最重要的是秩序,经济是否发达,科技是否进步并不重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反而会破坏秩序。易中天教授在《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就论述过,农业文明的政权组织形式――“帝国”的“最佳”状态是经济水平不高不低,以民众刚好维持温饱为宜。为什么呢?因为经济水平太高会带来很多弊端,比如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比如形成破坏帝国秩序的异己力量;比如国家力量过剩,君王会穷兵黩武、侵略扩张;比如王朝会急剧膨胀,官僚机构臃肿,遇有突发事件顾此失彼。。。。。。最终导致帝国解体。帝国的解体往往伴随着战乱,战乱之后一片萧条,也就谈不上科技发展了。有的朋友可能会奇怪,那商业文明就不用担心这一点吗?物理学上有一个规律,相同材质相同比例的情况下,越小的物体越结实。欧洲都是小国,他们的承受能力比我们强多了。
所以农业文明往往对科技不感冒,“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又或者,出于维持秩序的目的,农业文明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重农抑商”,比如科举制度,等等。这些措施在维持秩序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所以说,农业文明承受不了经济的极大发展才是农业文明抑制科技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之类不过是一些具体的措施而已。即使没有科举制度,农业文明也一定会用其它办法来抑制经济、抑制科技。
多说几句。有的研究者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个伪命题,中国的文化、科技传统不同于欧洲,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不能用欧洲的标准衡量中国,不能要求西方发生过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中国。现在我们明白了,即便自然界运行的规律不是“科学”而是另外一套知识体系,只要这套知识体系也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这套知识体系也会象“科学”一样,早期在中国发展迅速,后期在西方发展迅速。理由同上。不知道我的回答,能不能让这些研究者满意。
(三)工商业的很多特性和科研是相通的,比如严谨,比如交流
先看“严谨”。胡适先生说过,中国人喜欢“差不多”。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长期处在农业社会,缺乏商业社会、工业社会的洗礼。农业社会就是“差不多”,时间“差不多”,数量“差不多”。先说时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晚起“差不多”,全凭自觉;再看数量,自己做饭自己吃,多放点儿米少放点米也“差不多”。而商业社会则不同,谈判要约时间,约了八点就是八点,晚一分钟都是迟到;至于数量,商业活动要计算成本,(卖米饭)多放点儿米就亏了,少放点儿米就赚了,可不敢“差不多”。(李约瑟先生曾提出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怕也是缘于此吧。)
科研是离不开“严谨”的,开普勒三大定律、海王星、惰性气体的发现都是得益于此。科学家发现实验观测值和理论计算值之间有小小的偏差,他们苦苦追求“小小的偏差”背后的真相,才取得了这些伟大的成果。类似的例子在科技史上不胜枚举。设想一下,如果是“差不多”的中国人遇到这些“小小的偏差”会怎么做呢?
“严谨”有时候表现为“较真”。我们的祖先早早地发现了很多自然现象,遗憾的是,这些发现大多没有上升为理论。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满足于“知其然”,懒得去追究“其所以然”呢?
再说交流。科学研究离不开交流,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取得更伟大的成就。科技史上,中国国内国外都缺乏交流。在外,缺少与外部周边国家的交流;在内,研究者们总是单兵作战,没有协同。缺乏交流,是中国古代科技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那为什么西方就没有这个问题呢?因为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不需要交流;而商业就是“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去卖”,商业的过程就是交流的过程。而且,“物离乡贵”、“坐商不如行商”,经商不但要交流,而且交流越远越好。商业交流的力量是惊人的。中西方文明相距数千公里,中间还有大片的荒漠,所以******战争以前,两大文明交流很少。但是史载,两千多年前,凯撒大帝就穿着中国制的丝绸袍子去看戏。请问,是谁把这件丝绸袍子从中国带到遥远的古罗马?当然是商人。
总之,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许有朋友会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商业发展迅速,为什么中国还没有迎来科技的爆发呢?这并不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的进步还是明显的。问题在于这种进步更多地是“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自己“原创”的不多。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也有原因,但它更多地属于“钱学森之问”的范畴。作者会就“钱学森之问”专门撰文,本文就不赘述了。

介绍完“工商业在近代科学诞生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下面让我们看看为什么西方的工商业能充分发展,最终战胜封建势力。
二、西方工商业能充分发展的关键是欧洲没有统一
(一)欧洲没有统一,小国之间有工商业发展的间隙
欧洲没有统一,诸侯林立,林立的诸侯力量都不够大,而且诸侯之间的力量彼此抵消。因此在诸侯林立的缝隙当中,城镇容易产生出来,工商业容易发展起来。
(二)欧洲没有统一,小国们迫于竞争的压力,必须发展工商业
有竞争才有压力,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比如说,尼德兰革命胜利以后,荷兰共和国诞生。广泛的殖民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急剧发展,使荷兰经济特别兴旺,富甲全球。整个欧洲为之吃惊,各国资产阶级羡慕不已。不少国家都向荷兰学习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连俄国的彼得大帝都亲自到荷兰学习造船。
无独有偶,迫于竞争发展工商业的例子中国也有。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偶,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工商业空前发展。改革开放也是如此。
(三)欧洲没有统一,新兴资产阶级面对就只是一个国家的封建势力,力量对比没有中国那么悬殊。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
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西欧,经历了尼德兰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4个阶段。
“万事开头难”,先看看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头”――尼德兰革命。尼德兰地区相当于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地区。16世纪初,这里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尼德兰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击溃。换句话说,尼德兰面对的只是西班牙一个国家,西班牙还受到英国的牵制。即便这样,尼德兰革命只获得了部分成功,尼德兰南部仍然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如果尼德兰面对的是象中国这样的庞大封建帝国呢?
尼德兰革命之后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是个岛国。英国资产阶级面对的只是英国一国的封建势力;再看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遭到了周边国家的干涉,英、普、奥、西等国7次组成“反法同盟”。但联军就是联军,指挥协同不可能亲密无间,“反法同盟”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拿破仑就是利用联军的间隙、矛盾,多次瓦解、击败了“反法同盟”。再看美国独立战争,我们知道,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得到了法国的援助。
可以这样说,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封建势力不团结。封建势力不团结,资产阶级革命还历时好几百年,中间还有复辟、倒退。那如果封建势力团结如一国呢?如果面对的是象中国这样的庞大封建帝国呢?恐怕,资本主义连萌芽都长不出来吧。

介绍完“西方工商业能充分发展的关键是欧洲没有统一”,下面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欧洲没有统一。
三、为什么中国统一、欧洲分裂?关键是地理环境
中国统一的关键是中国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民族――汉族,中国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文化――汉语文化。在漫长的岁月里,对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的认同把中国人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而欧洲的核心民族太多,语言文化圈也太多,欧洲统一没有凝聚的核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这是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造成的。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文明之初,黄河流域上出现了很多人类定居点,慢慢地邻近的定居点开始融合,定居点变成了小部落。小部落之间经常爆发战争,这和西方是一样的。但黄河流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注定了这些小部落早晚会融合在一起。传说中,黄帝部落打败并吞并了炎帝部落,汉族的前身――华夏民族开始萌芽。夏、商时期,华夏民族开始成形。周朝时,集华夏制度、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形成,华夏民族最终形成。以上是中国核心民族汉族的形成过程,再看看核心文化汉语文化的形成过程。核心民族形成的过程也就是核心文化形成的过程。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到夏商周,华夏民族共同创造了汉语汉字。当然了,各地有自己的方言,各地对每个字的写法也多少有点差异,比如有的地方多一撇,有的地方少一捺。但这种差异并不是特别悬殊,大部分的字是可以“猜”出它的意思来的,这有点儿象我们今天的“书简识繁”。所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书同文”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更何况,对同一个中国的认同也使得原六国的人们对“书同文”没有太大的抵触。秦始皇“书同文”之后,汉语文化圈正式确立。
再看西方,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是群岛,岛屿易守难攻,岛屿之间的交通也远不如陆地上便利、频繁。因此,岛屿天生就有自治的传统。所以,与中国“大一统”不同,古希腊是由许多城邦组成的“邦联”,城邦之间是平等的邻邦关系。地形同样保护了古希腊不被别国侵略,公元前500年左右,波斯帝国两次试图吞并古希腊。古希腊都凭借地形(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赶跑了侵略者――小小的希腊都不能“统一”,更何况整个欧洲。从整个欧洲看,欧洲被阿尔卑斯山脉隔离成几个区域,在落后的古代,它成为欧洲“统一”的障碍。它也直接导致了欧洲有近30种语言。
中国统一的关键在于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民族,有且只有一个核心民族的关键在于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核心当然是语言、文字的一致。而要想让语言、文字一致只有在其还没有成形之前就“书同文”才有可能。换句话说,要么早早统一,要么永远别想统一!

四、结束语
洋洋洒洒写了这么多。总之,“李约瑟难题”所描述的现象不是由于偶然因素造成的,而是不同地理环境条件下历史发展的必然。如果历史重来一次,一定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反之,如果黄河流域不是平原,或者欧洲没有阿尔卑斯山脉,也许历史会改写。又或者,如果历史上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大致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周围有崇山峻岭保护,或许资本主义会在那里萌芽、壮大。江南甚至可能象荷兰共和国那样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率先胜利的地区,进而带动整个中国早早进入资本主义。
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它直接导致了我们近代的落后,导致了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屈辱。也许有朋友会想,如果当初中国象欧洲一样没有统一就好了,近代科学就有希望诞生在中国了,我们也不会落后了。其实不然,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在近代落后,但也同样决定了中国在古代领先,甘蔗没有两头甜。个人认为,造物主创造世界,让中西方有这样的地理环境自有她的深意,作者将在《“李约瑟难题”的启示》一文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该文还将写一些作者研究“李约瑟难题”的心得,敬请期待。

杨某人2012年4月3日夜写于安徽巢湖,天涯首发。
参考文献:
1.《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和《帝国的终结》。黄仁宇先生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以人物为中心,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易中天先生的《帝国的终结》详细描述了帝国制度从形成、发展到终结的过程。个人认为,读完这两本书,读者对“李约瑟难题”会有更深的理解。
2.《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评近年来中西学者的若干解释理论》何平著。本文借鉴了很多前人的成果。由于本文写作过程较长,参阅的文献较多,无法将这些文献一一列举,只能列出这篇作为代表,并以此向前辈们表示感谢。
3.互联网。1999年作者开始接触互联网。10余年来,作者从网友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在本文的写作及发布过程中,互联网都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比如查阅资料。可以说,没有互联网,就没有本文。感谢互联网,互联网万岁!
4.《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关键是没有大学》,链接: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18928.shtml这是作者的早期作品。现在看来,当时还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但这篇文章内容翔实,素材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说明:作者保留本文的所有权利。

怎样学习古文

作者:周振甫

怎样学习古文?我们翻开《唐才子传》,在《王勃》传里,说:"六岁善辞章。"他六岁已经会写诗文了。当时的诗,就是古诗、律诗、绝诗,当时的文,即古文、骈文。六岁怎么就会写这样的诗文呢?再看《骆宾王》传,称"七岁能赋诗";《李百药》传,称"七岁能文";《刘慎虚》传,"八岁属文上书",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换言之,在唐朝,七八岁的孩子不仅会读懂古文、骈文、旧体诗,还会写古文、骈文和旧体诗。是不是当时的人特别聪明呢?不是的。我们再看近代人,如康有为,"七岁能属文"。梁启超"六岁毕业《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日缀千言"。可见古今人的聪明是相似的。那么,不论是唐代人或近代人,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不仅会读,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为什么现在人读懂古文会成问题呢?这当跟读法有关。

我曾经听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讲他小时的读书。开始读《四书》时,小孩子根本不懂,所以老师是不讲的。每天上一课,只教孩子读,读会了就要读熟背出。第二天再上一课,再教会孩子读,读熟背出。到了节日,如阴历五月初五的端阳节,七月初七的乞巧节,九月初九的重阳节,年终的大节,都不教书了,要温书,要背书。如在端阳节要把以前读的书全部温习一下,再全部背出。到年终,要温习一年读的书,全部背出。到第二年年终,除了要背出第二年所读的书外,还要背带书,即把第一年读的书也要连带背出。因此,像梁启超的"六岁毕业《五经》",即六岁时已把《五经》全部背出了;所以他"九岁能日缀千言"。因此,《唐才子传》里讲的"六岁善辞章","七岁能赋诗",按照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他们在六岁七岁时,熟读的诗和唐诗一定远远超过三百首,那他们的会吟诗也就不奇怪了。

我向张元善老先生请教,问他小时怎样读书的。他讲的跟章锡琛先生讲的差不多,他说开始读时,对读的书完全不懂。读了若干年,一旦豁然贯通,不懂的全懂了,而且是"立体的懂",它的关键就在于熟读背出,把所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假如不是熟读背出,把所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读了一课书,记住了多少生字,记住了多少句子,这只是"点线的懂"。记住的生字是点,记住的句子是线。点线的懂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字的解释在不同的句子中往往因上下文的关系而有变化,一个字在不同的结构里会具有不同的用法,记住了一个字的一个解释和一种用法,碰到了这个字的解释和用法有变化时就不好懂了。读一课书,记住了这课书中的生字,记住了这课书中的句子,这叫平面的懂。平面的懂只懂得这课书中的字的意义和用法;同样的字,在别课书中,它的意义和用法假如有了变化,就看不懂了。因此,平面的懂还不够,不够解决一个字的解释和用法的多种变化。把一部书全部读熟就不同了,开始读时不懂,读多了渐渐懂了。比方读《论语》,开始碰到"仁"字不懂,"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104次,当读到十几次的"仁"字时,对"仁"字的意义渐渐懂了,当读到几十次、上百次的"仁"字时,对"仁"的意义懂得更多了。因为熟读背诵,对书中有"仁"字的句子全部记住,对有"仁"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记住,对于"仁"因上下文的关系而解释有变化也罢,对有"仁"字的词组因结构不同而用法有变化也罢,全都懂了,这才叫"立体的懂"。

这个"立体的懂"有三方面,一方面是词的具体解释;一方面是一个词作为术语时,了解术语的理论意义;一方面是要读懂文章的用意。就词的具体解释说,如《论语》中的"仁"字,在《学而》篇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个"仁"字是指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即仁德,认为孝弟是仁德的根本。在同一篇里,说:"泛爱众,而亲仁。"这个"仁"不指仁德,是指具有仁德的人,"仁"的解释稍有变化了。在《里仁》篇,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指居住,这两个"仁"指有仁德的地方,相当于好的环境,"仁"的解释又有些变了。在《子路》篇里,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假使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推行仁政。这个"仁"字指推行仁政,解释又有些变了。这个"仁"解释成推行仁政,成了动词,用法也变了。在这些句子里,"仁"字作为仁德的意义没有变,只是由于上下文的不同,由于用法的不同,在具体解释上有了变化。不懂得这种具体解释上的变化,光懂得"仁"指仁德,碰到具体解释上有变化的句子就看不懂了。要是把以上举的句子都读熟了,懂得了这些具体解释上的变化,这就是对"仁"字在解释上的立体的懂。

从前人读《论语》,就要把《论语》全书读熟背出,把《论语》全书读熟背出了,才会懂得"仁"字在不同上下文中具体解释的变化。用"仁"字作例,把《论语》全书读熟背出了,《论语》中别的不少的字,它们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解释的变化和用法,也都懂了。有了这个基础,再去读别的古文,比方读唐宋以来的古文,不论唐宋以来的古文中的字,它们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解释有多少变化,它们的用法有多少变化,都可以理解了,这就是立体的懂在读懂古文上的好处。从前人读书,为什么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就会读懂古文,不仅读懂,还会写古文,就因为他们小时,比方把《论语》全部读熟背出,对《论语》中的字有个立体的懂,所以他们在六七岁或七八岁时就会读懂古文了。再说,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废科举,兴学校,学校里不读《论语》,改读教科书了,那时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学生,他们会读古文,又是怎样来的呢?原来当时的学校里,也教文言文,一到中学,就教传诵的古文,不但教古文,也要熟读背诵,当时的中学毕业生,读四年中学,在四年中读了不少篇的古文,读熟背出了不少篇的古文,有了这个基础,他们对读熟背出的不少篇古文中的字,也就有了立体的懂。在这个基础上,就能读懂唐宋以来的古文了;即使有些字不认识,查一下字典也就懂了。因此要会读古文,不一定像私塾中的教法,一定要把《四书》《五经》都熟读背出才行,像辛亥革命后的学校里,教学生熟读背出多少篇古文也行。

学会读古文跟学会读外文相似。我向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请教,他小时候怎样学外文的。吕先生说,他小时读外文,老师要背,不是整课书背,是就读的书,老师挑出其中精彩的段落来要学生背,背精彩的段落不长,可以背出。这次背出一段,下次再背出另一段,积少成多,就背出不少段落了。这是吕先生他们所以对英文有立体的懂的原因。《朱子语类》卷十一:"人读史书,节目处须要背得,始得。如读《汉书》,高祖辞沛公处,义帝遣沛公入关处,韩信初说汉王处,与史赞《过秦论》之类,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绰看过,心下似有似无,济得甚事!"朱熹讲读史书,挑重要节目处来读,跟吕先生的讲法相似。吕先生讲就一篇中挑精彩的段落来背,更为灵活可行。不论读古文或白话文,这方法都可行。吕先生小时学英语的方法,可以参考来使我们达到对古文或外语的立体的懂。

再说张元善先生结合熟读背诵来讲"立体的懂",还有一个意思,即培养语感。学习古文也是学习语言。《孟子?滕文公下》:"'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诸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喧嚷)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齐街里名)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把方言区的孩子送到北京来念书,不用教他北方话,过几年,他的北方话就讲得好了,从发音到用词都北方话化了。他回到家里,听到家里的大人讲话不合北方话的标准,还会起来纠正,他已有了北方话的语感了。学习古文也这样,熟读背诵了多少篇古文,培养了对古文的语感,对于古文的用词造句,尤其是虚词的运用都熟悉了,也就会理解了。

教主其实不厚黑

东田/文

自二十世纪初期,李宗吾发明厚黑学以来,已历经近百年的时间。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厚黑理论,有着很大程度上的误读;对李宗吾本人,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误解。李宗吾的道德人品、处世为人,笔者认为是比较好的。他虽然自命厚黑教主,但从他整个一生的言行来看,不管是从事公务活动,还是对人处世,他都能严于律己,正直无私,既不“厚”也不“黑”。据一些有关李宗吾的史料,和其亲友向笔者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李宗吾的的确确是一个只说不做,远离厚黑的厚黑教主。
如所周知,宗吾先生生活的年代,是国家积弱、军阀混战、时局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许多仁人志士都在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宗吾当初怀有很大抱负,也欲以“正道”报国,但在恶劣的社会环境里,却屡受挫折打击。他在思想极度苦闷的情况下,便索性走起“旁门左道”,转而著述“厚黑”学,其实这也是迫不得已之举。他高擎“厚黑”大旗,为国家之兴衰、国民性之改良,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鼓动呐喊,其身兼受庸俗民众、道学术士的非难与攻击,但他依然执着前行、无怨无悔。他通过刻划封建社会某些政治家的真实肖像,彻底剥下了他们的画皮。从而揭穿了千古官场的黑幕,并用正话反说的方式,“使宇内的魑魅魍魉丑态毕现,教人有所防范。”宗吾自命厚黑教主,及至人们称他“李厚黑”,可以说是一种诡智。也就是说自己挂牌,称自己是“头号大坏蛋”,将天下人的一切罪恶揽于一身,其用心十分良苦,大有耶稣背十字架,和佛主甘下地狱的自我牺牲精神。
宗吾认为,几千年来奸诈的“成功”者,无一不是厚黑之徒,但他自己却偏偏不愿意当这样的“英雄”。故在厚黑的场合中,他绝不肯厚着脸皮、黑着心肠,与面厚心黑的人勾心斗角。他说我既然把“厚黑学”公开发表了,而且还逢人强聒不休,于是又变出了一条公例,那便是厚黑学是“说得做不得”的。有鉴于此,所以自他发表《厚黑学》以来,反成了天地鬼神,似在监督着他一样,每想做一事,刚一动念,即有所警醒,自己就想道:“像这样去做,别人岂不说我在实行‘厚黑学’吗?”如1912年宗吾出任四川审计院第三科长,审计院裁撤后,被财政司委为重庆海关监督。此一职务是许多人垂涎的肥缺,他深怕玷污了自己的清白,便不顾众人劝驾,坚辞不就;后被委任为四川官产竞买经理处总经理,他却提出要将200元的月薪,降为120 元后,才答应上任。以后机关撤销时,他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作为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官员,由于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宗吾是具有很高的革命觉悟和爱国热忱的。早在宗吾还在家乡读书的时候,维新变法的思想解放浪潮,已在四川形成广泛影响。革命先行者吴玉章当时所在的旭川书院,和李宗吾所在的炳文书院,只有几华里之距。宗吾在炳文书院的同学雷铁厓、谢奉琦、雷明心、廖绪初、李筱亭等,以及入了四川高等学堂后的同学张列五、王简恒、谢绶青、杨泽溥等,都是思想活跃,倾向进步,以后投身革命洪流的革命者。李宗吾虽然性格内向,但对于革命他有着一颗澎湃的心。他和这些人结为挚友,研讨学问,兼办教育,从事国民革命,并加入了同盟会。他虽然未作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仍属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后来因发明厚黑学,形成了一个某些人眼里的“另类”形象,可是他爱国热忱和济世救民的思想并未改变。单从宗吾呕心沥血20年从事教育工作,和他对四川教育改革作出的杰出贡献,就可看出他高尚的思想品德之一斑。
1921年,宗吾再次出任省视学不久,川北发生一个奇案:知县开枪打学生,学生吊打校长,由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宗吾奉省政府命令,只身冒险前往查办此案。他到达事发地遂宁省三师后,深入老师和学生,了解案情发展经过,并巧妙地通过证人获取有利证据,几经周折而又险遭不测。终于使此案真相大白,一场恶性事件得以平息。当时成都川报,对他彻查此案,刊为重要新闻。在《遂宁师校燃犀录》的大标题下,贯以《李省视学铁面无私》的小标题。后来宗吾谦虚地说:“我对此案,无私则有之,铁面犹未也。”但他承认,自己办事处处都是脚踏实地做去。通过这个案子我们不难看出,李宗吾为官清正无私的工作作风。宗吾主张的考试制,一为使优秀的学生不受学年制的限制,而程度较低的学生不能侥幸毕业;二为更多造就人才,允许校外学生亦能参加毕业考试。为此,他呈文省上,主张各校学生毕业时,应由政府委员考核。后经省署核准,委任他为主试委员。1925年年假,叙州府联立中学学生毕业,他以主试委员身份亲临督考。一天夜里,突然闯入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他拖出寝室痛打。学生只是打,他只是挨。学生临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他躺在地上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次晨他驰电省署,表明虽身受重伤,死生未卜,但厉行考试的主张绝不会改变。痛伤稍愈,他便裹伤上堂,宣布继续考试。这事可看出宗吾推行教育改革的决心,同时也说明宗吾办事果断、干练,以及具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毅力。
对于李宗吾,有些不熟识的人,则按自己的推测和传言,认为他必定厚黑,是一个阴险狡诈,诡计多端之徒。熟悉他的朋友,则知他心地善良,为人正直;虽到处讲厚黑,但他为人处事不厚不黑,甚至还具有一副菩萨心肠。李宗吾对待朋友推心置腹,真诚可鉴,道义千古。他一生择友谨慎,从不轻易推许人。他有两位生死之交:一是革命先驱张列五,曾任辛亥革命后四川第一任都督,此人赤胆忠心,有作有为;一位是理学家廖绪初,曾任四川审计院长,做事公正严明,道德之高每使敌党赞叹不止。宗吾平生一大憾事,就是没有能为这两位亡友作传。后来每每提起他们,几欲流泪。当日本飞机猛烈轰炸重庆时,他还数次致函友人张默生,说到:“张列五的衣冠冢在浮图关,此时想必成为焦土!”其敦笃的友情,跃然纸上。著名学者南怀瑾,年轻时入川求学,于成都少成公园喝茶时,结识了李宗吾。后来他为了祭悼一位亡友,和另一人同来自流井,可当他们要返回成都时,却没有了路费。这时他想起宗吾老家在此,便找来借钱。宗吾热情接待了他们,南怀瑾要借10元,他却给他20元,还说先用了再说,不必言还。后来宗吾还劝他留下来,向一位和尚学练拳术,以便好打日本鬼子,并承诺3年的学费由他负担。南怀瑾在回忆此事时,深有感慨地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来看,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厚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上个世纪30年代,在围攻李宗吾的人当中,有个极力提倡“薄白学”,用以对抗“厚黑学”。但他本人却既不薄,也不白,竟然是厚黑无耻。后来由于他厚黑到家,大肆贪污腐败,结果被处以极刑,其尸首被悬挂在成都少成公园示众。相反李宗吾却又薄又白,清廉一生,不但相安无事,而且还赢得很好的口碑。他之所以发明厚黑学,主要表现他对历来以厚黑“成功”之人的强烈不满,教人处世必心存忠厚,脚踏实地,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而并非导人为恶。著名学者林语堂指出,宗吾发布厚黑学,是积极的,并非消极的。不是只嬉笑怒骂而已,对社会人心,实有“建设性”。旨在“触破其奸”,引人为正!可李宗吾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所反对和针砭的厚黑学,会在今日大行其道。这些人歪读《厚黑学》,反正道而行之,使厚黑歪风肆虐人们的思想、道德防线,我们一定要引为戒诫,并在全社会呼唤良知和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