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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建亨和《布克的奇遇》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9期)

萧建亨通常被写作“肖建亨”,其实“肖”并非作为姓无的“萧”的简体字。
我最初是从作品中认识萧建亨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创办了不定期的《我们爱科学》杂志,我常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作品。在1962年5月出版的笫七期《我们爱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科学童话《一根老虎毛》,而紧挨着我的作品的“邻居”,是一篇非常有趣的科学幻想小说《布克的奇遇》。小说描述一只名叫布克的小狗,在被汽车压死之后,科学家把布克的脑袋移植到另一只狗身上,出现了奇迹……这篇科学幻想小说富有儿童情趣,是一篇构思巧妙的佳作。从此,我记住了这篇科幻小说作者的名字:萧建亨。
后来,我又读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描述人类征服北极历程的科普小册子《谜一样的地方》,作者也是萧建亨。
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我在厂资料室里查阅剧本时,见到一个名为《气泡的故事》的科教片文学剧本,编剧为萧建亨。那是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为了繁荣科教片创作,曾经向社会发起科教片剧本有奖征文活动。这个《气泡的故事》剧本是从苏州寄来,获得了二等奖——最高奖(一等奖空缺)。可惜,《气泡的故事》剧本到了导演手中,却因诸多内容难以拍摄而搁浅,最终没有搬上银幕。
直到1978年在上海召开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的时候,我才结识长方脸上戴一副深紫色边框眼镜的萧建亨。他祖籍福建长汀,1930年出生于苏州,年长我10岁,所以我总是称他为“老萧”。从此,我跟这位老成沉稳的科幻作家有了许多交往。
萧建亨跟我聊起他的身世,我才知道他的人生道路曾是那么的坎坷:他3岁丧父,4岁时随母躲避战乱,过着动荡的生活,到过九江、南昌、长沙、沅陵,然后经贵阳来到重庆。一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姑苏城。他曾回忆说:“在重庆念小学的时候,读了老翻译家符琪珣译的《少年电机工程师》,这本书使我爱上了电机专业和业余无线电,养成了从小动手的习惯。最后,终于使我选择了大学的无线电系。”1953年,他毕业于南京工学院,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电子管厂工作。然而,不久他因病不得不回故乡休养。就在这时候,他从报纸上见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征求剧本的消息,便写了《气泡的故事》应征,居然中奖,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从此,他在苏州开始科普、科幻写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稿费收入的他,不得不去做临时工,生活异常艰辛。直到十年浩劫过去,他才重新拿起笔来。他调到苏州市文化局创作室工作,专职从事创作……
萧建亨说,小时候读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十五小英雄》,这本书培养了他对科幻小说的兴趣。“文革”前,他创作了《布克的奇遇》、《钓鱼爱好者的唱片》、《奇异的机器狗》等科幻小说。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科幻小说无处发表,从1964年起,萧建亨不得不中止创作。“文革”开始后,为了维持生计,他到苏州一家工厂当工人,做过电工、仪表工,他爬过电线木杆,也曾在积灰寸把厚的舞台下装电线……
1978年5月,萧建亨应邀出席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从上海回到苏州,之后,被调往苏州市科委工作。1979年,萧建亨被调往苏州市文化局创作室从事创作,他写出了《密林虎踪》、《梦》、《万能服务公司》等科幻小说。他的这些科幻小说,是为少年儿童写的,故事有趣,构思奇巧。他曾说:“我写作从来不快,一向感到吃力。我深感为少年儿童写好科学文章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1980年、1981年,萧建亨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纯文学科幻小说《沙洛姆教授的迷误》和《乔二患病记》,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
此后,中国科幻小说遭到非难,便几乎见不到他的新作。在中国科幻小说连遭“批判”的“非常时期”,萧建亨与我交往颇多。1982年11月,郑文光从北京来到上海。我当即发电报给苏州的萧建亨(当时打长途电话还很不方便),请他马上赶赴上海。这样,郑文光、萧建亨和我,在上海我家进行了长谈。紧接着,1982年12月18日童恩正从成都来到我家。我又发电报给萧建亨,请他来上海相聚。12月20日,萧建亨赶来了。童恩正、萧建亨和我在我家得以相聚。在一个多月之中,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和我的相聚,使我们之间有了直接的沟通,商讨了如何应对中国科幻小说面对的严峻局面。当时,中国科幻小说并没有专门的组织,而只有“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是老干部郑公盾,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和我为副主任。然而,我们的努力和积极应对,仍然无法挽回中国科幻小说走向低谷的命运。后来,郑文光病倒,童恩正出国,萧建亨搁笔,而我转向纪实文学……
萧建亨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曾说:“我一直是在科普的旗帜下写作科幻小说。”后来,他非常感叹:“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伏下了一个潜在的危机。这危机就是‘工具意识’过于强烈一仅仅把科幻小说当成了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而忽略了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品种之一的文学品质。”萧建亨经过反思,指出:“中国科幻小说如欲求得发展,只有反复其本来面目——应首先强调它是‘小说’,既是小说,当然就是文学作品。”萧建亨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科幻小说走过的一段弯路的深刻反省。

2005年4月6日于上海“沉思斋”

童恩正和《珊瑚岛上的死光》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8期)

1993年圣诞节前的美国,人们忙着回家过节,机票顿时紧张起来。正住在洛杉矶的我却在这时接到科幻作家童恩正的电话,希望我尽早飞往匹兹堡,因为他要在元旦飞往台湾。我不得不临时买票,这时,只能买到清晨6:30飞抵匹兹堡的机票。我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大一大早要童恩正来接我,可是已别无选择……
所幸,飞机晚点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想,这下子童恩正可以晚一些去机场。可是,我刚从飞机的引桥走出,便见童恩正已等在那里。童恩正还是老脾气,办事一丝不苟。他早上5点多摸黑起床,冒着风雪开车离家,6点多便抵达机场。他说匹兹堡机场特别大,机场内既有地铁,又有公共汽车,下飞机后要乘地铁去取行李……他生怕我新来乍到,弄不清楚,便在引桥之侧等我。我深深地为童恩正的一片挚意所感动。
我第一次读到童恩正的科幻小说,是在1960年。当时,我读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童恩正的《古峡迷雾》,我一下子就被这篇科幻小说深深吸引。作者具备文学与历史双重功底。《古峡迷雾》不仅注意运用悬念而使结构扑朔迷离,而且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环境描写、肖像描写以及对话都极具文学性。《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王扶在与我聊天时,曾经随口说了一句:“在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中,童恩正的作品最具文学性。”我深有同感。我非常喜欢《古峡迷雾》,至今仍保存着《古峡迷雾》的初版本。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童恩正曾经重写《古峡迷雾》,从中篇扩大到长篇,我却仍以为初版本更精练、紧凑,所以我在主编《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丛书》时,选收了《古峡迷雾》的初版本。
自从《古峡迷雾》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之后,在《少年文艺》、《我们爱科学》等杂志上,凡是见到署名童恩正的作品,我必定一读为快。
我跟童恩正相识于1978年。当时,童恩正为了补充、修改《古峡迷雾》,来到了上海,住在他姐姐家。我们就在那里见面。他中等偏高的个子,风度潇洒,喜欢朗朗大笑。我们一见如故。在长谈之中,我发现,两人对于科幻创作的见解,竟是那样的一致。从此,我们结为挚友。在中国科幻界,我与童恩正相知相交是最深的。
童恩正出生于湖南宁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的父亲童凯毕业于哈佛大学电机工程系。1935年,童凯和妻子曹曼殊在旅居江西庐山时,生下了童恩正。他们总共有6个孩子,童恩正排行第三。
童恩正在抗日烽火中随母亲逃难,辗转于湘西山区。他没有受到正规的小学教育,而在私塾里读古文,无意之中打下很好的文学基础。童恩正的父亲去了重庆。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父亲在湖南大学任教,童恩正考入长沙雅礼中学,成为学业优秀的学生。1956年,父亲调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童恩正也来到成都,并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那里执教,成为考古学教授。他早在大学一年级时就开始发表小说。毕业之后曾经一度在峨嵋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
1978年,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时,编辑王扶拿出一大叠手稿给我看,那便是她正准备发表的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
《珊瑚岛上的死光》在《人民文学》上推出,使童恩正名震文坛。细细阅读童恩正的这一力作,我发现,童恩正远远超过我——因为那时我还只是停留在写儿童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稚嫩水平,而童恩正的科幻小说是真正的小说,不再是奇趣的儿童故事。
《珊瑚岛上的死光》在1978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童恩正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个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作家,第一部中国科幻电影。
记得,在1978年,我正忙于写长篇传记《高士其爷爷》一书,童恩正忽发奇想,说:“到了2000年,也许高士其会站起来,会从病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当即说,你能不能以《2000年的高士其》为题,写一篇科幻小说,用作《高士其爷爷》一书的“尾声”一章?童恩正当即允诺,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出来,交给了我。我把《2000年的高士其》收入《高士其爷爷》一书。很遗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审看《高士其爷爷》一书时,认为《2000年的高士其》与全书不协调,建议删去。这样,《2000年的高士其》一文,成了童恩正迄今尚未发表过的科幻小说。
1978年12月8日,我与童恩正、王亚法共同讨论,由我执笔写了《幻想是极其可贵的》一文,于1979年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这篇由童恩正与我共同署名的文章,论述了提倡科幻小说的重要性。1980年8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童恩正与我合著的科幻电影剧本选《生死未卜》。
童恩正思想深邃,见解深刻。1979年第6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向中国科普界所谓的科幻小说是“科普工具”的传统观点发起挑战,指出科幻小说首先是文学,是小说,遵循的是文学的规律。
在中国科幻小说遭到“大批判”,被斥为“伪科学”、“污染”的那些阴冷的日子里,我和童恩正成了主要目标。我挨批判的是作品,而童恩正则是他对于“科幻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科幻小说姓‘文’”的主张……我和童恩正成了站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反击着那些“批判”炮弹。那时,我们之间的通信十分频繁。在那些日子里,我和童恩正都是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我们在北京的会议上,在上海的会议上,一次次并肩抗争。他用带点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话不多,话不长,但他的见解比我深刻,所以他的反击力度远远胜过我。在我看来,他是中国科幻的“主帅”。
即使在那些寒风刺骨的日子里,童恩正仍非常乐观、豁达。他的话富有幽默感。记得,天津一家报纸在刊登我和他的照片时,把说明弄反。恩正一见,哈哈大笑。那笑声持续了近一分钟!
童恩正曾两度去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90年代则侨居美国,担任匹兹堡大学教授。他曾对我说,在他出国期间,授权我作为他在科幻小说创作方面的代表,可以替他表态,也可以处理他的作品版权事宜……
我与童恩正在匹兹堡相聚,畅叙着别后的情景。我注意到,他的白发明显地增多了。他在美国,是以教授立足,而不是以作家谋生。在美国当教授,要比在中国当教授付出多倍的精力。他在美国,已开了七八门中国考古新课。最为吃力的是,他不是用汉语向中国学生讲课,而是用英语向美国学生讲课。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靠着自学,在国内把英语学得不错。不过,一般性的英语会话并不难,用英语上专业课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又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每开一门新课,就用英文详细写好讲稿。在上课时,他几乎是在那里“朗诵”讲义。这样,备课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他说,美国学生是花钱交了学费,希望从教授那里得到知识,所以教学半点都马虎不得。再说,作为教授,他绝不误人子弟,所以备课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我问起他是否还写小说?他摇摇头,叹道:“我得完成我的教学呀!”教授沉重的工作担子几乎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他只是给美国的华文杂志写点短文。他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他退休了,打算完成长篇自传,记述自己一生的道路。他的业余兴趣是汽车。他订有汽车杂志,非常熟悉汽车行情。哪个朋友要买车,他会给你出很好的主意。他的“大灰狼”,便是按照匹兹堡多坡的特点而精心挑选的大马力轿车。
他既订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订有台湾报系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中国的命运。我在他家最大的享受,是饱览各种海外杂志。我住的房间里,整整一书柜,全是各种杂志。我整天就看杂志。他对他的夫人说:“没错吧,我说过,叶永烈在我们家看书,会比游匹兹堡更有兴趣!”
圣诞节前的傍晚,他的3个孩子驾着一辆轿车回家了。他们的车子刚在后院停下,前门又来了一辆轿车,那是我的长子的车,几乎同时到达他家。于是,小楼里发出一阵欢呼……
1997年4月21日,我接到刘兴诗从成都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童恩正在20日因急性肝炎病逝的消息,年仅61岁,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我连夜发了唁电到美国给童恩正夫人:“恩正是我多年挚友。迄今,我仍深深记得我们在匹兹堡相聚的印象。不科那次分手竟成永别。今年,我正准备赴美国,本以为可以再与恩正欢聚,却得此噩耗。恩正为人正直,为人诚恳,工作认真,而且见解远远比我深刻。在此悲痛时刻,我和内子以及兴诗谨向您表示我们深深的怀念之情。望节哀,多多保重。”
在收到我的唁电后,他的夫人杨亮升给我发来传真。她写道:“恩正一生坎坷,但勇于抗争。他是那么充满活力、充满智慧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我实在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回忆在匹兹堡的相聚,历历如在眼前。恩正走得太匆忙,我的悲痛无法表达。他未竟的事还很多,我与子女将尽力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以便永远纪念他。”
童恩正不仅对中国科幻小说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在考古学上建树颇多。他兼教授、学者、作家于一身。在他去世之后,经过四川文友们的努力,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童恩正文集》,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
童恩正豪爽,仗义,勤奋,执著,思想敏锐,才华横溢,我永远怀念他!

2005年4月9日于上海“沉思斋”

叶至善和《失踪的哥哥》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7期)

在介绍迟叔昌的时候,提到他的科幻小说“处女作”《割掉鼻子的大象》是被《中学生》杂志独具慧眼的主编叶至善发现,这才得以发表的。叶至善是发现迟叔昌的“伯乐”。迟叔昌跟我谈起叶至善,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我曾经到北京叶至善家拜访,那时候他跟“老爷子”——著名作家叶圣陶——住在一个大院里。他是叶圣陶的长子。受父亲影响,他和弟弟叶至美、叶至诚都喜欢写作,兄弟仨联名出版过3本选集,即《花萼》、《三叶》和《未必佳集》。
叶至善写过许多科学幻想小说。
1956年,《中学生》杂志连载了一篇科学幻想小说,吸引了众多的小读者。这篇题为《失踪的哥哥》的科幻小说,一开头便是“公安局来的电话”,对东山路16号张家进行盘问,提出悬念,一下子就抓住读者,然后故事一步接一步发展。作者描写名叫张建华的哥哥在15年前误入冷藏库,被冻在库里,从此失踪了。15年后,当冷藏库大修的时候,工人发现这个冰冻的男孩,赶紧向公安局报案。经过科学家用红外线快速升温,孩子居然复活了,于是发生了弟弟的年纪比哥哥大、个头比哥哥高的一系列趣事。
《失踪的哥哥》署名“于止”,这是叶至善常用的笔名。我曾向叶至善问起这一笔名的含义,他说取义于成语“止于至善”。由于没有“止”姓,他把“止于”颠倒一下,用“于止”作为笔名。
叶至善怎么会写起科幻小说来呢?他说:“我当编辑有个主张,要编哪方面哪种形式的东西,最好自己先写一写,试一试,尤其在搞什么新点子的时候,自己写过了,试过了,多少可以知道这个新点子搞得成搞不成,好处在哪儿,以后跟作者打交道就不至于瞎出主意。”科幻小说在当时属于“新点子”,《中学生》杂志要刊登科幻小说,作为主编的叶至善便想亲自“先写一写,试一试”。
叶至善又怎么会想起写《失踪的哥哥》呢?最初,是报上的一则新闻,触动了他创作的灵感:苏联有一个人掉进雪坑,被雪埋了18个小时,后来居然被医生救活。他由此浮想联翩,把18个小时“扩大”为15年,变成科学幻想小说。这篇科幻小说最初便叫《失去的十五年》。
《失踪的哥哥》发表之后受到好评,被选入1957年出版的《儿童文学选》,并在1958年出版了单行本。
然而,在1983年,当叶至善回忆《失踪的哥哥》的创作历程时,道出了“知识硬块”曾经使他煞费苦心:由于“失去”了15年,以致弟弟比哥哥大得多,利用这样的喜剧冲突,编成有趣的故事,这并不难。然而,叶至善必须诠释复活冰冻男孩的科学原理。他在写作时,极力想避免当时科幻小说的通病,即讲述科学原理时与故事脱节,这“知识硬块”与小说如同“油水分离”。他设计安排医生与工程师进行对话,讲述科学原理,本以为这么一来可以自然一些,然而终究未能跳出“油水分离”的病症。那时候强调科幻小说是“普及科学知识的工具”,所以很难消除那“知识硬块”。
叶至善还透露了为什么把“失去”的时间定为15年?因为那时候以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再苦干10多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位“失踪的哥哥”在冷藏库里沉睡了15年,“什么事儿也没有干,醒过来就坐享其成”,他“非常懊恼,非常惭愧:惭愧在建设美好生活的日子里,他没有出一点儿力气”……好在作者并没有把“15年”的这“政治背景”写进故事。不过,作者如今仍然为自己当年政治上的幼稚而“不由自主地脸上一阵热”。
叶至善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科幻小说概括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侦察式”,故事一开始往往是出一件奇怪的事,然后加以追究,最后真相大白;一种是“参观记”,作者化装成一位导游,带着读者一路参观一路讲解。他说,他写科幻小说,也跳不出这两种模式,《失踪的哥哥》属于“侦察式”。他以为,“凭我这点儿小聪明,要找到一条新路子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在写了一阵子科幻小说之后,也就洗手不干了。
尽管叶至善这么自谦,我却一直非常喜欢《失踪的哥哥》,因为故事完整,富有层次,脉络清楚,充满幽默。1979年,正在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的我,征得叶至善的同意,准备把《失踪的哥哥》搬上银幕。叶至善宽宏大度地给我来信说,你怎么改,都行。
当时,我从众多的中国科幻小说中,选中了《失踪的哥哥》改编电影,原因之一是其富有喜剧色彩,适合少年儿童观看。原因之二是从电影导演的角度考虑,人物不多,场景简单,没有多少特技,比起拍摄那些高科技科幻片要节省得多。
我写出了分镜头电影剧本。就在我打算投入拍摄时,遇到了意外:《失踪的哥哥》全片只20分钟,电影发行公司认为太短,只能按照纪录片的价格收购。纪录片的价格远远低于故事片价格。这意味着影片将亏本,因而这部科幻影片也就流产了。至今,我仍为未能执导《失踪的哥哥》而遗憾。

2005年4月5日于上海“沉思斋”

迟叔昌和《割掉鼻子的大象》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6期)

1982年9月16日,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出席欢迎Sony名誉会长、日本创造协会会长井深大博士的晚会。井深大博士发表演讲,由一位中国翻译现场口译。起初,井深大博士讲述访华观感时,口译很流畅。然而,到了他讲述Sony推出的摄像机的时候,口译者结结巴巴,因为她不知道那些科学名词应该怎么译,面露窘色。就在这时,一位身材修长的东北汉子站出来“救场”,流利地为井深大博士口译科学技术内容,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笑声、掌声……
这位东北汉子,就是我的老朋友、科幻小说作家迟叔昌。当时,他在日本担任Sony公司中国首席顾问。
迟叔昌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相当活跃的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大约由于“年代久远”,现在的读者不大知道他。有的年轻的科幻作家在写中国科幻历史时,甚至把他的名字错写成“迟书昌”。其实,这是因为他排行老三,按照中国“伯、仲、叔、季”的命名惯例,叫“叔”昌。他的大姐,就叫“伯”昌。
据迟叔昌告诉我,1922年2月13日他出生于哈尔滨。他的父亲在东北开面粉厂,但是酷爱文学,无形之中也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哈尔滨曾经多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迟叔昌上小学、中学时,日语是必修课。后来他又到日本庆应大学读经济学,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迟叔昌走上科幻小说创作之路,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的出版社雇了一批“抄稿员”,专门誉抄那些字迹潦草或者没有写在方格稿纸上的书稿。1955年,担任抄稿员的迟叔昌,奉命抄写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译著。他抄着抄着,竟然入了迷,从此对科幻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
不久,他去拜访一位外国女专家,看到她在北京饭店窗台上晒咸鱼,十分纳闷,心想,她们国家太短吃的了!跟女专家一聊,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晒的干鱼是标本!女专家说起自己小时候喜欢读科幻小说,使她爱上了自然科学……
这两件事使迟叔昌与科幻小说结缘,竟然写出一篇科幻小说“处女作”——《二十世纪的猪八戒》,讲的是猪像大象那么硕大。他投寄给《中学生》杂志,杳无音讯。直到一年之后,他的“处女作”被下乡回来的主编发现,帮助他润色、修改,把篇名改为《割掉鼻子的大象》,还加上编者按予以推荐,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这位独具慧眼的主编,就是叶圣陶之子、科幻小说作家叶至善。
《割掉鼻子的大象》一炮打响,被收入《1957年优秀少年儿童作品》。著名女作家冰心在序言中写道:“迟叔昌把科学道理融合在故事里,引人入胜。”《割掉鼻子的大象》的成功,给了迟叔昌莫大的鼓励。于是,他写出《大鲸牧场》、《科学怪人的奇想》(与叶至善合作)、《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三号游泳能手的秘密》、《起死回生的手杖》、《科学怪人的奇想》、《冻虾和冻人》、《人造喷嚏》、《机械手海里得兵器》、《小粗心游太阳公社》、《没头脑和电脑》等许多科幻小说。
迟叔昌的科幻小说,是典型的“少儿科幻”。他的作品的特点是构思奇妙,故事有趣,语言生动而且贴近少年儿童。他注意科学幻想的科学性,总要有一段话讲明幻想的科学依据。不过,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形象比较一般化,所写的科学家总是无所不知的万能博士式。他的作品,严格地说属于科幻故事,缺乏小说特点。
后来,迟叔昌辞去工作,在家专事写作,当起“职业作家”。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迟叔昌的科幻小说无处发表,陷入窘境。紧接着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他这个“职业作家”推入绝境。他一度不得不去做临时工,手持铁锤去敲三合土,借以维持生活……
迟叔昌终于有了转机。那是他的大姐迟伯昌在日本专门写作中国菜烹饪法的书,叫他这个闲得无聊的“职业作家”帮忙写稿。这样,他在1975年获准东渡。1978年他在日本出版了编译《中医草药字典》和宣传绍兴酒的小册子,他总算有了稿费收入。后来,他在母校东京庆应大学任教,兼在Sony公司做事,有了稳定的收入。
走笔至此,顺便提一下迟叔昌的家庭:他的夫人王汶,是俄语翻译,曾经翻译了前苏联科学文艺作家伊林的许多作品。他的儿子迟方,受父亲影响,后来也成为科幻小说作家。
除了科幻故事外,迟叔昌还写了不少科学童话、科学相声等科学文艺作品,翻译了《板车之歌》、《守礼之民》、《小林多喜二小说集》等日本文学作品。

2005年3月2日于上海“沉思斋”

郑文光和《飞向人马座》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5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张然所写的《梦游太阳系》,1950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此后涌现的中国科幻小说作家之中,郑文光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我跟郑文光很熟,他个子矮矮胖胖,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戴一副褐紫色深度近视眼镜。他年长我十几岁,我视他为创作上的“老大哥”。
郑文光,1929年4月9日生干越南海防市,原籍广东省中山县石桥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越南度过。1947年回国,翌年入中山大学天文系。1951年,郑文光来到北京,从此定居北京。
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此后,他又发表了短篇《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记》、《征服月亮的人们》。他把这几个短篇汇成一集,于1955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太阳探险记》。这本小书,成为郑文光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起点。
1956年,郑文光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飞向人马座》是郑文光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初版于1979年,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那是经过十年浩劫、冷静地思索了多年的郑文光,爆发出强烈的创作欲,一气呵成了这部长篇。如同久封的佳酿,一旦启封,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科幻小说是科学和文学的交汇,要求它的作者具备“两栖”本领:既能在科学中游,又能在文学中行。郑文光就是这样的人。他既是科学家,又是作家:他的本职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从事天文史研究;他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正因为这样,他把科学和文学融为一体,写出了这部天文学题材的科学幻想小说《飞向人马座》。
《飞向人马座》颇有文采,故事富有传奇色彩,而且很注意刻画人物的形象、性格。至于那特殊的科学环境、诱人的科学幻想,作者走笔行文,游刃有余,因为那正是他的专业范畴,是他驰骋的科学领域。这是作者处于创作顶峰时期的一部佳作。
天道酬勤。郑文光以他辛勤的笔耕,获得丰硕的创作成果,写出了一系列科幻小说《大洋深处》、《神冀》、《天梯》、《古庙奇人》、《命运夜总会》、《地球的镜像》等等。他的作品不再是早年的“少儿科幻”,而是日渐注重哲理内涵,注视时代命运,比他早年的作品显得思想深刻,从“硬科幻小说”转向“软科幻小说”。
郑文光的文学功底不错。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科幻小说创作达到了高峰期。他的科幻小说在《当代》、《小说界》、《新港》等文学社发表,他的长篇小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冈恩教授在美国主编了一套大型的世界科幻小说研究丛书,叫《科幻之路》。《科幻之路》第六卷收入两篇中国科幻小说,其中的一篇就是郑文光的《地球镜像》。
就在他排炮似的从他的笔杆中发射一颗又一颗科幻之星的时候,遭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我接连受到来自“左家庄”的“批判”,郑文光为我仗义执言。然而。由于过度的劳累,以及他的作品在当时也受到“莫须有”的“批判”,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深的刺激。1983年4月27日,54岁的他突然中风、偏瘫,倒了下去。
我去北京积水潭医院南四楼411室看望郑文光。他因脑血栓右半边身体不能自如动作,讲话困难,只能发出单音节的几声,听觉良好,头脑正常。脸左半边常常斜着抽搐。他的夫人陈淑芬约我一谈。她告诉我,郑文光得病前,一家报纸刊出批郑文章,郑几次打电话给那家报纸的编辑,情绪激动。4月26日下午,郑文光与一位编辑在电话中争吵,那位编辑未听完就啪的一声挂上电话。郑文光很生气。当晚,郑文光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朋友写信,反映情况。陈淑芬先睡,郑文光当晚已感到手发抖,说话口吃。第二天早上,郑文光起床,连裤带都未系上,就瘫倒地上,不省人事。陈淑芬当即请人帮忙,急送医院……
郑文光这一病,竟然丧失写作能力达20年!当时,他正处于年富力强之际。很可惜,在这写作的黄金岁月,他离开了科幻文坛!所幸,由于夫人的悉心照料,使他病体日渐康复,后来居然能远涉重洋,前往纽约探望儿子。1991年5月,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年会,胜友如云,他在夫人的陪同下,也到会了。他告诉我,他还要继续创作,继续为中国科幻小说的繁荣作出贡献。然而,他毕竟丧失了工作能力,在病痛中度过整整20个春秋,于2003年6月不幸去世,终年74岁。从此,中国科幻小说阵营损失了一员大将!
1997年4月,我因痛失挚友童恩正而陷入久久的哀伤之中。不科,病魔又夺去了郑文光宝贵的生命。我坚信,中国年轻的科幻作家们必将继承、发扬郑文光先生执著坚韧的精神,在新世纪开创中国科幻小说的灿烂未来。

2005年3月1日于上海“沉思斋”

许地山和《铁鱼底鳃》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4期)

你知道什么是“游目”?
许地山先生说,这是潜水艇的新设备。潜水艇“无论沉下多么深,平常的折光探视镜所办不到的,只要放几个‘游目’使它们浮在水面,靠着电流的传达,可以把水面与空中的情形投影到艇里的镜板上。浮在水面的‘游目’体积很小,形状也可以随意改装,虽然低飞的飞机也不容易发现它们”。
你知道什么是“铁鱼底鳃”?
许地山先生把潜水艇称为“铁鱼”,而“铁鱼底鳃”就是“人造鳃,万一艇身失事,人人都可以迅速地从方便门逃出,浮到水面”。
许地山先生发表了许多小说。他的小说充满异域情调和独到的人生见解,被茅盾先生称之为“独树一帜”的作家。许地山的小说《铁鱼底鳃》,便是一篇充满科学幻想色彩的“独树一帜”的小说。
许地山(1893—1941),名赞堃,字地山。现代作家、学者。祖籍广东揭阳,1893年2月14日出生于台湾。不满3岁,随父亲到福建龙溪(即漳州)。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2年毕业于燕大宗教学院。此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哲学、民俗学等。1927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35年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1941年8月4日因心脏病不治逝世于香港。《铁鱼底鳃》是许地山一生所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在他去世之后,1942年2月,《大风》半月刊发表了其遗作《铁鱼底鳃》。
许地山是在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发表时署笔名“落花生”。他崇尚花生。他曾说,花生生长在泥土里,并不好看。剥了壳子吃起来,极香,好吃,可以做成多种食品,还可以制油。“花生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其实,落花生正是他自己朴实品格的写照。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舍和许地山先后从文学界涉足科幻小说创作。老舍和许地山是好朋友。老舍曾回忆说:“1924年初秋,我到了伦敦,地山已先我数日来到。他是在美国得了硕士学位,再到牛津继续研究他的比较宗教学的;还未开学,所以先在伦敦住几天,我和他住在了一处。他正用一本中国小商店里用的粗纸账本写小说,那时节,我对文艺还没有发生什么兴趣,所以就没大注意他写的是哪一篇。”当老舍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曾经向许地山请教:“在他离英以前,我已试写小说。我没有一点自信心,而他又没工夫替我看看。我只能抓着机会给他朗读一两段。听过了几段,他说‘可以,往下写吧’!这,增多了我的勇气。”
后来,老舍写出了科幻小说《猫城记》。许地山在写《铁鱼底鳃》的时候,是不是受了老舍的影响?不得而知。《铁鱼底鳃》是以抗日战争中的逃难生活作为背景,所谓“铁鱼底鳃”,是指从水中获取氧气并把二氧化碳排出的装置。作者描写爱国科学家雷先生发明了在国防上十分重要的技术——“铁鱼底鳃”,却报国无门。雷先生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最后,“到埠下船时,失手把一个小木箱掉下海里去,他急起来,也跳下去了”。那小木箱里,装着“铁鱼底鳃”的模型。雷先生连同他的发明一起沉没在海底。作者叹息:“那铁鱼底鳃,也许是不应当发明得太早,所以要潜在水底。”许地山的这篇科幻小说,在浓重的悲剧色彩之中,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涵。
许地山学识广博。他懂英语、日语、德语、缅甸语和梵文,他对宗教史有着深入研究,曾两次到印度考察研究佛教,著有《道教史》、《印度文学》等专著。他善谱词曲、善琵琶、精插花,对服装、古钱币等都有研究。1935年天津《大公报》的《艺术周刊》曾分8期连载了他的长篇论文《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上海女作家张爱玲在1939年进入香港大学,曾深受许地山的影响。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所作《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讲座,使张爱玲对中国女******装史产生很大的兴趣,后来写出了《更衣记》。
许地山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建树主要在小说和散文。他的作品总字数只几十万字,但是富有特色。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缀网劳蛛》、《危巢坠简》,散文集《空山灵雨》。
《铁鱼底鳃》不仅是许地山晚年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代表作。

2005年1月26日,上海“沉思斋”

顾均正与《和平的梦》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3期)

顾均正先生(1902~1980),是中国早期一位著名的科学幻想作家。他1920年生于浙江嘉兴。父亲开米行。顾均正15岁时,父亲破产,家庭生活清寒。后入浙江杭州第一师范,当时的老师中有陈望道。陈望道调到上海大学之后,顾均正便到那里代课。
顾均正20岁时,开始发表译作,他最初是翻译安徒生的童话,发表在《小说月报》上。1926年,出版了译作童话集《风先生和雨太太》、《水莲花》、《玫瑰与指环》,由开明书店出版。1928年出版了译作童话集《三公主》及《安徒生传》。
1930年,顾均正到开明书店担任《中学生》杂志编译,开始翻译法布尔的《化学奇谈》。1931年起,《化学奇谈》连载于《中学生》杂志,并于193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叶绍钧(即叶圣陶)为该书作序。
1934年,陈望道创办《太白》半月刊,约顾均正写科学小品。老师约学生写稿,顾均正当然非常努力。于是,顾均正便写了第一篇科学小品《昨天在那里》,从此开始创作科学小品。
顾先生著译甚多。他在解放后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他自1939年起,陆续写了6篇科学幻想小说,发表于他创办的《科学趣味》杂志。其中《和平的梦》、《在北极底下》、《伦敦奇疫》3篇收成一本集子,于1949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和平的梦》。
顾均正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想起要写科学幻想小说的呢?为此,我曾写信请教顾均正先生。
由于他当时右手有病,不能握笔,由他口授,托唐锡光先生于1979年9月8日复函:“顾先生的《和平的梦》,是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所作的科学小说,这3篇都曾在他主编的《科学趣味》(一种小型的科普杂志,月刊,1939年在上海出版)上发表过。这是他的尝试之作。他曾读过一些外国杂志上的所谓科学小说,但是,他不满足于它们徒有小说之名,而无科学之实。正如他在该书的序文中所说‘其中空想的成分太多,科学的成分太少’。因而他想利用这类小说的形式,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为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顾均正先生的《和平的梦》中的3篇科学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
顾均正先生注重科幻小说的科学性。看得出,他跟老舍明显不同,他是属于凡尔纳派。
《和平的梦》一批收录的3篇科学幻想小说中,我以为写得最好的是《和平的梦》。
《和平的梦》是一篇惊险样式的科幻小说,十分讲究悬念。故事说的是美国间谍夏恩•马林,冒着生命危险在极东国工作。当他返回华盛顿时,却看到人民群众游行,叫喊“极东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应不惜任何代价以取得两国和平”。夏恩惊奇地发现,就连出名的爱国分子、那位派他去做间谍工作的部长,也是这么个论调。后来,夏恩进行调查,才发现从收音机中传出一种催眠电波,使美国人睡着了,然后向他们灌输与极东国友好的思想,于是,造成美国人心大乱。夏恩立即连夜驾驶飞机,寻找那个发出催眠电波的秘密电台。后来,终于在美国田纳西州没有人烟的山岭中,发现高高的柱子和蜘蛛网般的电线。夏恩把飞机降落在山谷里,潜入秘密电台。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打死了3个极东人,活捉首犯——极东国科学家李谷尔。那催眠术便是李谷尔发明的。夏恩威逼李谷尔,要他再次发出催眠电波,在使美国人睡觉之后,向他们灌输:“极东国是美国的仇敌。美国决不能向极东国屈服。美国必须继续抗战。”经过连续14小时的广播,美国全国上下一致要与极东国血战到底。
这是一篇故事曲折离奇、构思巧妙的科学幻想小说。故事中的“极东国”,显然是指日本。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这样一篇科幻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小说以日美战争为背景展开故事,着力塑造美国爱国英雄夏恩的形象。
和老舍写《猫城记》一样,顾均正写《和平的梦》,是受了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的影响。顾均正在《和平的梦》一书的《序》中,谈及他曾很仔细读了威尔斯的《未来世界》一书:“威尔斯不是神仙,他的预言为什么会这样的准确呢?一半是由于他那丰富的想像,一半是由于他那科学的头脑。威尔斯是以写科学小说著名的,由于这书引起了兴味,我很想读读他所写的科学小说。……”
顾均正曾翻译并创作过许多科普读物,熟悉科学。他接受了威尔斯的影响,却又以为威尔斯科幻小说“其中空想成分太多,科学的成分太少。即以威尔斯的《隐身人》而论,究竟那个隐身的人何以能够隐身,却只有假定的事实而没有科学的根据……”这样,顾均正在《和平的梦》中,便写入一大段关于“环状天线”究竟“是怎样一种天线?它有何功能?”的“科学根据”,甚至画了说明原理的好几幅技术性插图。这表明顾均正对科学小说的科学性十分注重。不过,他在小说中忽然插入一大段“知识硬块”使作品失去了和谐的统一。
《和平的梦》采用惊险小说的笔法结构故事,一开头便“奇峰突起”,设计了一个大问号——刚从极东国执行间谍任务归来的夏恩,遇上几千市民大游行,要求“与极东国友人停战”。美国向来把极东国视为仇敌,怎么突然吹起了和平的风?为了解开这个谜,作者逐步展开故事,情节起伏跌宕、扑朔迷离——夏恩从无线电广播中,发现了极东国搞的阴谋诡计。然后,层层剥笋,故事逐渐推向高潮,描写夏恩与极东国阴谋家李谷尔之间的尖锐斗争。最后,夏恩摧毁李谷尔的据点,把故事推向高潮。小说情节一环扣一环,除了中间夹杂的那一段“知识硬块”之外,读来令人欲罢不能。
小说具有鲜明的反侵略主题思想,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当时,起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只是通篇以外国为背景,人物全是外国人,读来如同一篇翻译小说。这也许与作者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有关。倘若故事发生在中国,作品会令中国读者更亲切些。
老舍的《猫城记》是富有文学色彩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并不强调作品的科学性。顾均正的作品则很注意幻想的科学性,每篇作品都花费一定的篇幅讲解科学原理。在中国,顾均正最早提出了通过科学幻想小说普及科学知识的观点。他在《和平的梦》一书的《序》中,明确地说:“在美国,科学小说差不多已能追踪侦探小说的地位,无论在书本上,在银幕上,在无线电台,为了播送威尔斯的关于未来战争的科学小说,致使全城骚动,纷纷向乡间避难。这很足以说明科学小说入人之深,也不下于纯文艺作品。那么我们能不能,并且要不要利用这一类小说来多装一点科学的东西,以作普及科学教育的一助呢?我想这工作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尝试的。本集中所选的3篇小说,便是我尝试的结果。”
顾均正先生在该书《序》结尾处,这样写道“……觉得科学小说这园地,实有开垦的可能与必要,只是其中荆棘遍地,工作十分艰巨。尤其是科学小说中的那种空想成分怎样不被误解,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希望爱好科学的同志大家来努力!”
早在1939年11月1日出版的《科学趣味》一卷六期上,一位自称“爱护贵刊的读者”阮茂泉发表文章,批评道:“像振之先生的《伦敦奇疫》兴味虽有,但不合理、不合科学的地方也有,这些应完全删去,不要使学浅的我们,中了它的毒,而把科学歪曲了。”
他们提到的“振之先生”,就是顾均正先生当时发表《伦敦奇疫》用的笔名。
顾均正先生著文答复了阮茂泉先生。他很中肯地指出:“我觉得现在的科学小说写得好不好是一个问题,科学小说值不值得写是另一个问题。……在美国科学小说差不多已能追踪侦探小说的地位,无论在书本上,在银幕上,在无线电台,为了播送威尔斯的关于未来战争的科学小说,致使全城骚动,纷纷向乡间避难。这很足以说明科学小说入人之深,也不下于纯文艺作品。”
顾均正先生是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拓荒者,这段话正是表露了他在这块“荆棘遍地”的处女地上拓荒时的艰难情景。

2004年12月24日平安夜写于美国旧金山

老舍的《猫城记》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2期)

在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创作史上,有一部很重要的长篇科学幻想小说,那就是老舍(1890~1966)写的《猫城记》。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主流文学作家。1932年,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自8月号起,推出老舍新作《猫城记》,至翌年连载毕,由现代书局出版了单行本。1947年,又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出版《猫城记》单行本。全书约11万字。
在老舍的众多的作品中,《猫城记》是唯一一部采用科幻小说形式创作的长篇。
老舍在《猫城记》的《自序》中说:“《猫城记》是个噩梦。”
《猫城记》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中的“我”,坐着飞机离开了地球,坠落在火星上。飞机驾驶员死了,而“我”却幸运地活着,成为“火星上的漂流者”。
火星上并非一片荒漠,居然有20多个国家!“我”来到了其中的猫国,遇见了猫人。“猫人不穿衣服。腰很长,很细,手脚都很短。手指脚指也都很短。脖子不短,头能弯到背上去。脸很大,两个极圆极圆的眼睛,长得很低,留出很宽的脑门。脑门上全长着细毛。”
“我”与猫人为伍,在猫国经历了一番奇遇,被当作“地球先生”而受到尊敬。“我”学会了“猫语”,这才懂得:猫人们也见钱眼开,也自相残杀,“杀人的方法差不多与作诗一样巧妙”;猫人同样害怕外国人,“外国人咳嗽一声,吓倒猫国五百兵”;那里的“圣人”,会“忽而变为禽兽”;那里的女子“无处去诉苦”,而被作为“取乐”的玩物;猫城到处是臭水沟,一片污浊,却没有医生;那里“总是皇上管着大家的,人民是不得出声的”……后来,猫国被“矮子兵”征服了,猫人被大批大批活埋,“连他们的苍蝇恐怕也不能剩下几个”。“我”决计离开火星,在遇到法国的一架探险飞机时,终于“生还我的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
老舍先生的《猫城记》,使人不由得想及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笔下的“火星人”。《猫城记》不仅与威尔斯的《星际战争》一样都写“火星人”(“猫人”即“火星人”),而且风格也相近。
《猫城记》属威尔斯派风格,而不属凡尔纳派。因为凡尔纳注重于科学的语言,而威尔斯则是借助于科学幻想来讽刺当时社会现实。老舍也曾谈及,他深受威尔斯的影响。他说:“我喜欢威尔斯与赫胥黎的科学的罗曼。”
写《猫城记》时,老舍刚从英国回国不久,在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硝烟骤起,日军一举鲸吞东三省,隆隆炮声震憾华夏……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广大民众忧心似焚。作为民族最敏感的神经的作家,老舍恨透了那些侵略者,恨透了那班贪官污吏。他拿起了笔,写下噩梦般的《猫城记》。
《猫城记》又被人称为“寓言体长篇政治讽刺小说”。作品的讽喻是很明显的。老舍笔下的火星上的猫国,实际上就是影射当时地球上的中国。“矮子兵”影射日本侵略者。老舍在书中写道:“幻想是无益的;除了幻想却只有悲哀。”他借助于科幻小说这一形式,抒发内心极度的愤懑的悲伤。“外国人咳嗽一声,吓倒猫国五百兵”,这正是当时中国的写照。
“可怜的猫人,生命何在?公理何在?”老舍含泪写《猫城记》,而他的笔却是幽默的,令人发出声声苦笑,在沉重的笑声中悲悯可怜的猫人。小说文笔活泼,处处闪耀着老舍式的特有的机智,发出“苦恼人的笑”:猫国的“衙门真多”——妓女部、迷叶部(即******部)、留洋部、抑制外货局、肉叶厅、孤儿公卖局……因为“外国人爱干净,所以每逢听到外国人要打我们来,皇宫外便堆上泥,放上臭水”;做官的钱是皇上给的,“皇上怎么能有钱呢?”“卖宝物,卖土地,你们外国人爱买我们的宝物与土地,不愁没有钱来。”……
《猫城记》采用游记式的结构展开故事。通过“我”来到火星,写下“我”的一系列猫国奇遇。以“我”飞离地球开始,以“我”返回地球结束。写“我”坐着飞机,往返于地球与火星之间,这在20世纪30年代还只是科学幻想。如今,随着航天飞机的发明,人类坐着“飞机”飞向太空以变为现实。至于何日踏上火星,那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猫城记》着力对当时中国的黑暗进行深刻的揭露、批判,通篇过于悲观。诚如作者所言:“到处是黑暗,黑暗,一百分的黑暗。”
不过,《猫城记》并不是老舍很满意的作品。他曾这样说过:“在《猫城记》中,不仅讽刺了当时的军阀政客与统治者,也讽刺了前进中的人物,说他们只讲空话而不办真事。这是因为我未能参加革命,所以只觉得那些革命者未免偏激空洞,而不明白他们的热诚与理想。我很后悔,我曾写过那样的讽刺……”
在完成《猫城记》之后,老舍的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写出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尽管《猫城记》是一部作者并不满意的作品,但是,在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发展史上,它不失为一部有着广泛影响的重要作品。
《猫城记》曾引起激烈的争议。但是,《猫城记》的主要倾向是好的,是作者忧国忧民赤子之心的写照;不足之处是次要的。
《猫城记》被译成英、日、俄、法、匈5种文字,8种译本。它是一部在国际上有着广泛影响的中国科幻小说。在中国内地,由于《猫城记》曾受到偏激、片面的批评,1949年后绝版。1978年后,《猫城记》得到中国内地评论界实事求是地剖析、评价,并于1984年收入《老舍文集》第七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4/11/1 上海

刘兴诗和《美洲来的哥伦布》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10期)

1962年秋日,正在北京大学读五年级的我接到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的约稿信,说是第12期是科学文艺专号,希望我能写篇稿子。我寄去了科学长诗《雪花篇》。当我收到这一期《少年文艺》时,读到了科学幻想小说《北方的云》,署名“刘兴诗”。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刘兴诗的科幻小说,后来得知这也是刘兴诗的第一篇科幻小说。
名字中有个“诗”字,而且还要“兴”,表明父亲对他的文学期望。尽管刘兴诗长大后选择了地质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但是仍对文学保持浓厚的兴趣。他以《北方的云》为起点,走上了科学幻想小说创作之路,可以说是不负父辈的期望。
刘兴诗一开口,便流露浓重的四川口音。他是四川德阳人氏,1931年出生于湖北汉口。论年龄,郑文光年长萧建亨一岁,而萧建亨又年长刘兴诗一岁。他们仨都是我的“幻哥”。步入晚年,郑文光因病倒下,萧建亨多年辍笔,唯有刘兴诗一直在勤奋地写作,甚至在年逾古稀之时学会了用电脑写作,也会发发“伊妹儿”。
刘兴诗在1944年考入重庆的名牌中学——南开中学,6年的刻苦学习,为他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他跟我说起,姚文元是他的中学校友,还把姚文元当时的照片送给我,以便收入我写的《姚文元传》。
1950年,刘兴诗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两年后转入自然地理专业。1956年毕业,留校工作。1958年到成都地质学院任教,在那里“常驻”,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直至教授。
刘兴诗长年风餐露宿于野外,跋山涉水只等闲,养成了生活简朴、工作不畏艰难的作风。今日,七十有四的他仍笔耕不辍,正是这种地质队精神的延续和体现。
刘兴诗的科幻创作高峰期是在1979~1983年,连续推出《海眼》、《美洲来的哥伦布》、《死城的传说》、《喂,大海》、《逝波》、《蓝洞》。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科幻小说创作的高峰期。
其中,《美洲来的哥伦布》是他的代表作。在《美洲来的哥伦布》中,没有灿烂诱人的未来图景,而是对往事——一条古航线的详细考证和推测。刘兴诗以英格兰北部的苔丝蒙娜湖畔发现的一艘独木舟为线索,层层推理,最后得出“美洲印第安人曾经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而到达欧洲、到达英格兰”的结论。这篇科幻小说是典型的“硬科幻小说”,作者以丰富的学识、步步深入的演释,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一条湮没多年的古航线,同时歌颂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坚毅、勇敢和智慧,批判了白种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歧视。
在《美洲来的哥伦布》之后,刘兴诗又创作了《失踪的航线》、《辛伯达太空浪游记》等科幻小说。
刘兴诗曾说:“科学幻想来源何处?是玄妙的想象,或是灵机一动吗?不,首先是生活。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科幻小说。幻想,应该脚踏实地,永远也不要离开生活的土壤。”这段话体现了刘兴诗的SF观。刘兴诗的科幻小说,大都以他的地理、地质专业为题材,贴近生活。他并不十分注重小说的故事性,而是用散文式的笔调写科幻小说。他文笔优美。他的科幻小说,大都属于“硬科幻小说”。其中许多作品像《美洲来的哥伦布》那样,不是“朝前看”。而是“向后看”,描绘昔日的历史和辉煌。
刘兴诗兴趣广泛。他除了花费主要精力在地质学领域内求胜探宝,做出诸多建树,他还写了许多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以及科普读物。他勤奋多产,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著作已经超过百部。
刘兴诗性格活泼,出语幽默。有时候,也喜欢在众人面前“作秀”,拿起话筒唱上一曲,或者抖露一点“历史包袱”。眼下除了听力稍差之外,还保持着地质队员健步如飞、不断向前的状态。
愿“幻哥”刘兴诗一直“兴诗”。

2005年4月8日于上海“沉思斋”

中国科幻小说百年回眸

作者:叶永烈

目录

1904,中国科幻小说闪光的起点
老舍的《猫城记》
顾均正与《和平的梦》
许地山和《铁鱼底鳃》
郑文光和《飞向人马座》
迟叔昌和《割掉鼻子的大象》
叶至善和《失踪的哥哥》
童恩正和《珊瑚岛上的死光》
萧建亨和《布克的奇遇》
刘兴诗和《美洲来的哥伦布》
宋宜昌与《V的贬值》
张系国与《超人列传》

《世界科幻博览》创刊之际,恰逢中国科幻幻想小说百年之时。“1904”,是中国科幻小说历史上闪光的起点。“1904~2004”,是中国科幻小说第一个难忘的百年。《世界科幻博览》在中国科幻小说百年纪念之际诞生,象征着中国科幻小说新的历程的开始,象征着中国科幻小说后继有人。
——叶永烈

猫城以外的絮絮语——重读老舍《猫城记》

来自: 逆风飞扬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

这是我第二次看老舍的《猫城记》,第一次是在中学的图书馆里,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完全读懂,在被猫城灭国的惨况深深震撼的同时,也只约莫感觉老舍的政治感悟水平不如他的文学水平,而这次的幽默缺乏,又让我不免遗憾。九年后再读一次,却又让我悟出些许东西来。

1、作者地位

在豆瓣老舍小组里,经常有人埋怨道跟许多大家相比,老舍全集迟迟未完整发行过的现状。作为文字地方性极强的少数民族作家,我觉得他应该跟如今的香港歌手何韵诗,talk show高手林海峰相仿,也许不能得到全国读者的喜欢,但应该在相应语言区域,会得到不少群众的认同啊。可是奥运会闭幕的当天,也竟是老舍先生的忌日,同时网络各处,也没见有多少相关的报道。其实光是看《骆驼祥子》的市民底层奋斗,《四世同堂》的沦陷抗争,都不足以让作者被如此冷待。或者说作者的死是一种忌讳,但巴金也是受过牛棚生涯,改革开放后依旧风光。终于我在这本《猫城记》里找回了答案:“大家夫斯基”“马祖大仙”“哄”……看来只要这些名词还在,老舍全集就很难出得全了。

2、历史意义

这是一本1932年的作品,那时候“大家夫斯基”“马祖大仙”正在江西反围剿中,努力生存。老舍以讽刺的笔墨对待这些远离北方的陌生苏俄事物,也算合理,就像祖辈们如今依旧会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一样。传说中诺奖因为书中的这些而给予作者嘉奖,也算符合该奖的特色。讽刺的事物还有很多,如代表******的“迷叶”,代表金钱的“国魂”,只会“抗议”的外交传统。书中还有一处猫人被埋,被誉为神来预言之笔,五年后的大屠杀正好与书中的矮猫埋人对应。这何尝不是跟鲁迅一样的国民性批判呢?至于短浅的教育文化制度,到今天也如此:炒股书,公务员考试书已经占据了书城的最显眼位置了,还有各种快餐文化也充斥货架,各种教育制度越来越不知所以……从吕思勉的分析来看,这都是宋朝以来的民风积累,历史只会在循环中深陷,那么上面的预言更像是循环过程中的历史报道吧。

《猫城记》无意中说中了朝代的敏感之处,因而至今不得彰显,但正是如此地鞭挞入里,因此才可能被时代列为不朽之作。中学时候看老舍,更多地是喜欢他的幽默文笔,如今看来,作者体现出来的区域性和时代性,更值得人们注意留神。由此看来善写湘西文化的沈从文,善写北京文化的老舍,自是比五四时期的许多革命作家更是隽永一些咯。

少儿科普图书原创何处觅?

当记者拨通了著名科普作家叶永烈先生的手机时,他正在去往贵阳的旅途之中,叶先生告诉记者,他此次贵州之行是应一家国外公司的邀请,参加为贫困山区少年儿童的赠书活动。作为此次活动的赠书大使,他为贫困山区的少年儿童带去的是价值35万元的科普图书,而这批图书主要以《十万个为什么》和《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主。作为两部国内原创少儿科普的经典之作,在常销不衰的背后,似乎也折射出近年来少儿科普原创的无奈。

    曾经在2002年1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科普名家名作”丛书至今也销售了5个年头,仍然拥有不错的市场销量,这套丛书中的“院士数学讲座专辑”还曾在2003年获得了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一等奖,在国内近年来的原创少儿科普图书中可谓一支独秀,但同时也显得有些独木难支。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中少社科普读物编辑室主任薛晓哲告诉记者,他在2005年的全国少儿图书订货会和今年的北京全国图书订货会上也曾留意观察过,但原创的少儿科普图书确实稀少,成规模又有市场影响的作品则更是难觅踪迹,在谈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时,薛晓哲则不假思索地表示:现在国内原创少儿科普的作者已近枯竭。

    几近枯竭的作者队伍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编审颜小鹂曾在去年成功引进了美国最具影响力和最畅销的少儿科普丛书——“神奇校车”,她认为,目前国内的科普书作者大部分不具备深入浅出的能力,或者没有深度,或者无法浅出,而只是对知识进行一些片面的解说,这样往往会给小读者带来枯燥的感觉。他们也曾经试图模仿引进丛书的形式打造一套原创的中国版“神奇校车”,但请了很多作者尝试之后,感觉都很不满意,改写后的内容往往又回到了灌输和教育的老路上,因此颜小鹂也感觉到,仅从作者的角度来看,国内的科普出版资源就远远没有到位。

    相对于当前原创匮乏的情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改革开放之初可以说是国内两个比较繁荣的时期,而《十万个为什么》和《小灵通漫游未来》则分别是这两个时期的代表作。

    现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王一方介绍说,当年少儿社推出《十万个为什么》应该说是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成功,当时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与传统的科普理论高度契合,因此动员了一大批科学家参与到这套丛书的编写中去。并且这些科学家具有一个相同的时代特点,即他们都是“五四”时期受过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化训练的科学家,具备良好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在政府、出版社以及高水平作者的强力支持下,这三重叠加起来的优势造就出了一套经典的科普作品。王一方指出,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大多是上世纪50年代学院制培养的,而这种专才教育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大部分人在大学时代人文板块的断裂,因此缺乏科学与文学这两支笔写作的能力。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迎来了一个科学的春天,这也使一大批科普作家再次焕发了创作的青春,在当时也涌现出了一批名家名作,《小灵通漫游未来》就是其中之一。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一批老作家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渐渐淡出科普创作之后,国内的科普作家队伍则呈现出了青黄不接的形势。

    薛晓哲认为,科普作者队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断裂现象,主要是因为在青老交替的关键时期恰恰遭遇了中国文化体制转制,由于现在出版社面临着大规模地从事业单位转化为企业,经济效益成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指标,这就要求出版物不仅要盈利,而且还要迅速赚钱。但即使对于很成熟的科普作家来说,一部好的科普作品也需要相对的创作周期,雪上加霜的是,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科普作者在面临出版社要求的写作进度与市场份额的双重压力下,导致了少儿科普作者队伍的迅速枯竭。

    科普出版:一锅夹生饭

    多年以来,国内的科学家搞科普一直被人看作是“不务正业”,从事科普工作也无法得到正确的评价与认可;改革开放之后,相对于一本畅销书所能得到的可观的稿酬与版税,科普作品低廉的稿酬又使作者无法全力投入创作,于是,观念混乱、无人创作、无人投资、市场萎缩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堆积在了科普出版业的门前。

    在很大程度上,原创少儿科普作品的困境似乎比整个科普出版的形势更加严峻。王一方认为,除了缺乏作者外,少儿科普出版仍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

    首先,国内没有形成科普作品的创作传统,严格意义上说,《十万个为什么》都是简单地改编作品,是根据一些科学道理来讲故事,与国外的一些图书相比,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普及的原创作品。其次,国内对科普作品的写作理念也不够明确,是灌输教育还是平等科普,多种理念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此外,科普图书市场的狭窄、出版的功利化以及评价体制的不健全等也都阻碍着科普作品的原创发展。

    薛晓哲也认为,当前国内科普出版的不景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问题,要想彻底解决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在1986年刚刚开始从事科普出版工作的时候,社会对科普缺乏重视就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20年来,虽然政府对科普的重视程度已经日益提升,尤其是近年来对科普图书设立了国家级的奖项,但社会多年形成的思维习惯仍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扭转的。

    王一方表示,现在他很欣赏1996年以前的科普作品,他认为近年来体制化的教育、管理和出版,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大大僵化了。这就使当前的科普出版产生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书的品种越来越多但好书却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读者的购买力日益增强,但对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却失去了判断力,不会欣赏和阅读。因此,对于国内当前的科普出版现状,王一方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一锅夹生饭”:品种“糊”了,作者没“熟”,创作和翻译质量很“稀”,传统的科普理念又很“硬”。面对这锅夹生饭,出版和科普界都感到双重的迷茫,科普出版这碗饭到底还怎么“吃”?

    引进:不得不选择的捷径

    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近年来推出了不少受到市场认可的畅销图书,今年年初,他们从英国引进了一套《有趣的科学实验》,在谈到为何引进这套少儿科普图书时,汉唐阳光的负责人尚红科表示,由于目前国内这类图书比较缺少,而做实验又非常符合小孩爱玩的天性,现在国内的家长和孩子缺乏满意的沟通桥梁,找不到可以共同进行的游戏,但这套丛书中介绍的许多实验却可以满足这一点。同时他也表示,目前这套丛书的市场表现还不是特别理想,主要是由于推广手段有限,但他认为这套丛书可以成为一套长销的儿童科普作品。

    正因为国内原创作品的缺乏,因此,一大批国外优秀的科普图书被引入进来,在湖南科技出版社成功地引进了&ldquo
;第一推动”丛书之后,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引进的队伍中来,近年来,《可怕的科学》、《游戏中的科学》、《剑桥少儿百科全书》、《神奇校车》、《有趣的科学实验》、《沸腾的科学》……等一大批国外优秀儿童科普作品进入了中国图书市场。

    继去年引进了《神奇校车》之后,川少社又在不久前推出了一套《沸腾的科学》,在谈到为何大规模引进国外作品时,颜小鹂表示,她感觉国外的科普读物比较严谨,这些作品的作者即使不是有名的科学家,但至少是在某个行业里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且他们具备给孩子讲科学道理的热情。颜小鹂认为,国外科学家这种科普的热情是传承下来的,他们同时也是科学普及的宣传者,所以每一代作者传下来的理念首先就定位在为孩子们服务,而不是将知识简单地灌输给孩子,他们是处在一种平等的视角上,在传播的过程中去发现孩子们到底喜欢哪些知识、喜欢什么形式,这种态度就是比较值得赞赏的。

    此外,由于国外科普图书的内容和图片都是很专业的,在制作方面也投入了很大花费,而国内出版社在这方面就显得有些底气不足,而且这方面的资源也不是很多。颜小鹂举例说,国外在做一本动物的科普画册时,照片一般都是去国家地理杂志或相关研究者处购买,都是有特色和高品位的图片,借用这些图片库的资料为科普服务,甚至有的还专门为一本书去拍摄,这种投入与国内都不是对等的。而国内要做这种书,可能就去一些图片库里找找,不会为每一本书或某一本书去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和财力。所以国内原创科普图书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王一方认为,目前科普出版的一些引进行为并不是坏事,一方面是一种替代,同时也是一种引导。他说,既然我们的科普出版做成了一锅夹生饭,那么就不妨先去别人的锅里盛一碗吃着,等我们把夹生饭做好了后,再吃自己的也不晚。同时,他也对目前国内缺乏原创的这种状况表示并不乐观,认为至少还要延续十到十五年。

    王一方说,翻译科普作为一种替代遮掩国内原创不足,这种做法肯定是需要的。科普的消沉也是一个重要的晴雨表,就证明公众理解科学水平下降了,同时也说明我们的科学预备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缺乏。美国倡导公众理解科学,倡导科学阅读,实际上是在打造下一代的创造力,虽然美国也面临网络化及现代媒体的冲击,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着力坚守传统媒体的价值和尊严。因此,科普图书是传统媒体的最后一块领地,也是一块高地。

    我们需要原创吗?

    由于翻译科普的大量引进,目前国内少儿科普图书市场似乎也呈现出一种回暖的现象,那么,引进是否可以完全替代原创?我们还需要原创吗?

    薛晓哲认为,引进版在具有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因为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在给孩子讲述科学的过程中经常需要举例,而这些例子中关联的一些文化元素又都是西方的,这种文化层面的不同,势必导致中国的孩子们在阅读时不如原创作品那样顺畅。

    薛晓哲多年来一直力主以原创为主,他解释说,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拥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因此,只要能用心去做,总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而读者对此也会认可;其次,要真正把引进的工作做好,可能比原创还要困难,因为引进不仅首先语言要过关,并且还要熟悉对方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还要进行商业谈判,最重要的是要懂书,所以这样对引进版的出版人要求更高。

    颜小鹂也表示,不见得国外所有的科普图书都适合中国读者,其中也有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因此,他们在选择引进的时候,第一是选择比较符合小孩心理喜好的题材,第二,对12岁以下儿童的科普书主要偏向于浪漫科学的角度,不是要去研究,主要是培养孩子对科研探索的热情与喜爱,所以她觉得浪漫科学是我们目前引进图书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科学道理要严谨,但在制作上应给予读者想象,这才会提高孩子对科学的热情。

    近年来,国内的科普出版界也在就少儿科普的原创进行着努力和探索,据王一方介绍说,目前少儿社正在准备编写一套《十万个怎么办》,这套丛书由张开逊先生策划,将技术发明和人类文明结合起来,放在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技术发明的意义。这套丛书从两年前已开始筹备,目前仍然面临缺乏作者的困难。但王一方表示,目前这套丛书已经纳入到“十一五”国家重点项目中,下一步就是要寻求基金和一流的作者队伍,并加强编辑培训,他们希望把气运足点儿,把弓拉满一些,避免急急忙忙形成短平快的作品。王一方说,做这部书要有熬鸡汤的功夫,争取从容地去做,他希望通过这部丛书为这个时代贡献一部科普精品,与一流科学家对话,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技术发明理念来弘扬文化画布上的科学风景,并通过这部书的运作提升自身的创作出版能力。

    对于目前少儿科普出版的现状,叶永烈也表示,原创作品非常重要,新一代科普作家还没有出现有影响的人,因此要耐住寂寞。叶永烈说,少儿科普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创作领域,我们的科普作家需要进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