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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

美国近代著名科幻小说家弗里蒂克·布朗曾写过一篇就目前来说,堪为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

把它译成现代汉语恰好是25个字,仅仅只有一句话:

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

尽管只有一句话,但它同样具备了小说的特点。

就小说的三要素而言,有人物(一个人)、有情节(一个人独坐,听到敲门声)、有环境(仅有一人的地球上的某房间里)。

科幻,重在科学幻想,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擅长夸张、制造悬念,给读者设置自由而广阔的联想、想象等思维空间。

这25个字促使读者追究、探求的问题太多了—— 地球上怎么会只剩下一个人?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是去往别的星球还是都死了?如果死了是因为什么而死的?既然地球上仅剩一个人,那么敲门的又是谁呢?是人类,是外星人,还是其它高智能的动物?这最后一个人是否去开门?开门后将看到什么?如果是外星人,他们能够通过语言来沟通彼此的情感吗?……最后故事又将会怎样发展?……

总之,将会使每个读者都产生多维而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有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关于“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的故事

中国科幻百年回顾 ——代《时空旅行》序

刘兴诗

中国科幻小说,到了一个井喷的时代。这样的形势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与神州大地万象更新,经济和政治生活飞速发展密切有关。时势造英雄之说,在历尽沧桑的中国科幻小说发展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久前,我连续参与了科幻界的“银河奖”和“星云奖”两个颁奖盛会,面对满座群英,不由感慨万千。这样的盛会,绝非过去所可能举行者。一言以蔽之,时代使然耳。形势比人强的老话,又一次在这里得到验证。

回顾中国科幻小说的历程,曾经了多少沧桑。细看每一阶段,无不与时代背景有关。一条主旋律贯穿整个过程,在各个阶段又各有表现,试逐一简述之。

一,晚清、民国萌芽时期

追溯中国科幻小说的萌芽,当是******战争后,民族受到极端屈辱的时代背景条件下产生的。在那满目疮痍的中国近代史中,突然出现几部充满“富国强兵”思想的科幻作品,一股股爱国热情油然溢流在文字之间,乃是时代推动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这样的作品不可避免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色彩,而和其他民族的同类作品有所不同。

为了说明情况,让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些作品。

1904年,荒江钓叟推出长篇作品《月球殖民地小说》。紧接着,1905年徐念慈以东海觉我为笔名发表《新法螺先生谭》,与天笑生(包天笑)翻译的《法螺先生谭》、《法螺先生续谭》合刊一书。支明也在当年发表《生生袋》。也就是这一年,侠人在《新小说》第十三号著文说:“西洋小说尚有一特色,则科学小说是也。中国向无此种,安得谓其胜于西洋乎?应之曰:此乃中国科学不兴之咎,不当在小说界中论胜负。若以中国大小说家之笔叙科学,吾知其佳必胜过于西洋。且小说者,一种之文学也。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徵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且中国如《镜花缘》、《荡寇志》之备载异文,《西游记》之暗含医理,亦不可谓非科学小说也。特惜《镜花缘》、《荡寇志》去实用太远,而《西游记》又太蒙头盖面而已。然谓我先民之无此思想,固重诬也。”

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了“科学小说”的名称,而不是前此一般以为是鲁迅首先提出的。还指出了这种作品强调幻想性,不宜过于实际的特点。以及我国古代许多文学作品中,也包含科学幻想的成分等论点。提出了如果正统文学大作家参与写作,必定可以超过西方无疑。寥寥数语,就把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可以认为是中国科幻小说刚刚露面时,最早的一篇有力宣言。

1907年1月,徐念慈在《小说林》创刊号发表的《小说林缘起》一文中,进一步说明:“月球之环游,世界之末日,地心地底之旅行,日新不已,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载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宣告了科学幻想小说应该含有科学原理,肩负促进科学发展的任务,显现出“硬科幻”的理论。

百年前的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就是这样一开始便以十分成熟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呼唤科学性、文学性,呼唤主流文学作家参与。提出科学幻想应该促进科学进步,而不是无病******的文字游戏。以此作为镜子,检视今日一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品,岂不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百年前的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就是这样一开始便以十分成熟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请注意,这就是中国科幻小说的独有特色,与民族命运紧密攸关的主旋律。这个阶段的主旋律,一言以蔽之,乃是“独立”二字,自然和其他民族的同类作品有所不同。研究中国科幻作品者,切勿自轻家丘,以盲目师法异域,特别是效颦今日美、日,亦步亦趋为能事,甚至故事、人物也照样模仿,文中洋人飞满天,个个皆金发碧眼,岂不有忘却历史与民族本色之嫌?时代发展了,不是愚昧满清锁国时代,海外题材和洋人不是不能写,但是总得要有目的而发,以我为主才好,不能简单模仿崇拜,反而以其作为科幻之“正统”和“主流”。

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幻传统,以后一直继续下去。到了4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前后,1923年老舍的《猫城记》,1940年许地山的《铁鱼的鳃》,顾均正的《和平的梦》等,也都围绕着这个主旋律,进一步弘扬和丰富了关心民族命运,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的特色。

二,新中国第一个高潮——“襁褓”阶段

上述这样富有民族特色的时代接力棒,传递到新中国成立后,历经3个高潮,也无不与大时代的形势密切关联。

50年代建国之初,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渴望迅速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下,于是久已沉寂的科幻小说又应运而生,掀起了第一个科幻高潮。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主旋律也从单纯追求民族独立,演化为以建设富强国家为中心任务的特色。

作为当时应召“入伍”的一个老兵,回顾当时情景,可以“热烈”而“冷清”两个词概括整个情况。

那时候,从上到下充满了一股激情,急于推出科幻这一品种的心情,不仅是“热烈”,简直就是“急迫”。可是作者队伍十分“冷清”。由于一时缺乏作者,起初不过是北京、上海几个编辑赤膊上阵。包括北京的于止(叶至善,乃叶圣陶之子)、赵世洲、郭以实,上海的鲁克(邱建民)、王国忠。当时的郑文光也算一个。后来才抓了迟叔昌、嵇鸿、肖建亨、童恩正、刘兴诗等少数几个壮丁火线入伍。

当时发表过两篇以上的作者如下:

王国忠 11篇

鲁克(邱建民)、萧建亨 9篇

郑文光、迟叔昌 8篇

赵世洲、童恩正 6篇

嵇鸿、刘兴诗 5篇

于止(叶至善)3篇

徐青山、郭以实、李永铮 2篇

此外,还有18人各发表1篇。需要指出的是,其中除了童恩正的《古峡迷雾》是“小说”,其他统统都是“儿童科幻故事”。搬着手指算,活像《沙家浜》里胡传奎所唱:“老子的队伍才开张,只有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而已。其中后面这句话,对当时中国科幻队伍的计量性描绘,再形象化也没有了,真是冷冷清清。

在当时的形势下,急于建国,必须发展科学。培育新生一代具有崇高理想和科学本领,乃是重中之重的课题。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将这颗刚刚应运而生的科幻幼苗,植于“少儿”和“科普”的园地里,乃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事物凡有一利,必有一弊。这样的格局固然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于止的《失踪的哥哥》、迟叔昌的《大鲸牧场》、肖建亨的《布克的奇遇》等可以作为代表。但是在上述格局的局限下,当时的许多作品只不过是儿童科幻故事罢了,简单的故事仅仅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载体而已,尚无法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生活、心灵发掘、时代背景,以及人物塑造、矛盾冲突等内容,无法语及“小说”二字。其间,童恩正根据自身的考察经历所推出的《古峡迷雾》,才算是一篇真正的科幻小说。在当时一片赞誉声中,由于“迹近”文学作品,也就埋下了往后冲突的初始影子。

那时候,以出版阵地来说,也不过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我们爱科学》、《中国少年报》,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其所属的《少年文艺》、《少年科学》,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等,屈指可数的极少数单位。从其名称可见,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少儿出版单位,所发表的作品自然也就几乎清一色的“小儿科”作品了。

言及至此,必须在这里说一句。我们只是说当时的作品还不完全是小说,并不是说其很“低级”。绝对不能以“小儿科”而轻蔑视之,轻率否定了那个时代。须知当时的使命就是如此,何人可以改变半分?其读者群是以初中和小学中高年级学童为主,并非今日的大学生和社会青年层次。读者对象年龄层次不同,并无水平高低之分。如果强行以为今日的诸多杰作为标准,以此责难过去的儿童科幻故事,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毫无自知之明了。须知,儿童科幻故事也不是不好,那是给儿童看的。谁没有经历过这个年龄阶段?如果随意贬低“小儿科”和中国科幻小说的这个阶段,就是贬低自己的童年。再进一步说,眼前过份追求“高层次”的作品滥觞,完全冷落了少儿这个领域,也是一种偏颇和缺失,而不是所谓的“进步”和“高级”。有此见解者必须清醒头脑,切不可自以为是,抓住一头,忘记了另一头。一个“科幻强国”的作品,必须涵盖所有年龄段的读者才好。就好像今天的中国足球,不注意抓少儿阶段的后备力量培养,必定就是“跛脚鸡”。

那时候,中国科幻文坛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南北朝”时代。非此即彼,无有任何其他地域介入,几乎谈不上“全国”二字,也是当时的一个缺陷。然而这是时代发展的一个过程,一开始也是难免的。

二,新中国第一个低潮阶段

稚嫩的新中国科幻第一个高潮,尚未充分发挥就遭遇了黑色的十年动乱,陷入了毁灭性的低潮。科幻二字再也不能提起。1966年6月1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嗡嗡嗡”就开始了。“666”这个吉祥的数字,并没有带来好运。在这个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恐怖时期,一时万马齐喑,科幻也不例外,一下子笔直陷入了最低的谷底,出现了谁也不能否认的“第一个低潮”。 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作家,无不遭受极大的打击。

在这个黑暗的时刻,特别是在“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指示”下,举凡写过一篇文章者几乎无一辜免。最凄惨的是迟叔昌,不得不逃亡日本,被迫宣布离婚,闹了个“家破人亡(逃亡的‘亡’,不是死亡的‘亡’,其实还不如干脆死亡算了)”,甚至弄得他一时连国籍也没有了,隔着大海再也不能回到故土。

笔者也惨到了极点。仅仅几篇作品,统统都成为活靶子,每个字都被上纲上线,“分析”出大量“反革命罪证”。由此推及其他,平时说话与行动也被逐一进行“深挖”,最终“挖出”一连串不容“翻案”的“铁证”为止。

说实在话,当时对自己的大字报,自己想看的欲望比谁都强烈。因为实在不明白,那些“革命觉悟”特高的“革命群众”们,凭着“火眼金睛”,到底“分析”出了什么东西?读后不由大为叹服,这些人的幻想水平真高,连我这个专门写科幻小说的,也不能望其项背。

请看当时一些大字报的实录吧。

《游牧城》被质问房子怎么能搬来搬去?到底是什么险恶用心?目的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建筑不巩固”。进一步深挖,就是攻击“社会主义本身不巩固”,企图“勾结蒋介石变天复辟”。加以文中提到了实验室红灯使羊群烦躁,就是“恶毒攻击”革命。当时正“砸烂”街头红绿灯的传统功能。过去认为红灯停车、绿灯通行是“反革命理论”,应该彻底翻转过来。大街上革命群众走左边。谁胆敢走右边,必定就是自己跳出来的“阶级敌人”。这篇《游牧城》被定性,在“地、富、反、坏、右”中,应该属于“右”和“坏”的范畴。

《蓝色列车》企图把列车“颠覆”下海底,那会造成多少人命?表现了极端仇恨人民的“反革命”心理,简直就是一个极其“疯狂”的“现行刑事犯罪份子”,应该划入“坏份子”的行列。说得轻一点,也是“杀人未遂罪”。

《乡村医生》说什么机器医生治病,就是宣扬“反动学术权威”,打算永远骑在农村贫下中农头上。也是煽动地主老财“反攻倒算”的宣言书,比《白毛女》里的“黄世仁”还阴险,属于“地”和“富”的范畴。

《北方的云》实在找不出漏子。革命群众最后恍然大悟,问题就藏在标题上,实在太“阴险”了。试问中国的“北方”是哪里?就是苏联呀!这两个字明摆着就是美化苏修,有“苏联特务”嫌疑,必须追查和克格勃的关系。还要追查赫鲁晓夫访华时,与赫鲁晓夫本人及其随行人员,以及当年在北大期间,和苏联大使馆有什么秘密勾结?

《地下水电站》被“火眼金睛”的“革命群众”分析出两个结论,全都属于“反”,都可以就此定案。

一种意见以为这是“恶毒丑化”新社会是黑暗的地下,以白作黑,暴露了作者的“反革命阴暗心理”和“敌视”人民的“反革命立场”。想一想中美合作所被害的革命烈士,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坚决镇压毫不手软,为江姐和所有的烈士报仇雪恨。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作者企图在新社会干“地下工作”的“不打自招”。必须乘胜追击,破获潜伏的全部“特务组织”,勒令交出无声手枪、发报机等“作案工具”,来一个一网打尽。我没有什么发报机,倒是有一把一勾扳机,就会射出绳子栓住软木塞的玩具手枪。如实“交代”后,造反派如临大敌,一帮人揿住脑袋,把我紧紧抓住,防止“狗急跳墙”冲上来夺枪射击。一帮人郑重其事打开抽屉,取出那把“特务手枪”研究半天。怀疑软木塞是否经过剧烈毒药浸泡,也能置人于死地。谁也不敢摸那个软木塞,连忙用白纸包好,准备上交化验。认为境外特务用这种有毒的玩具手枪是一大发明。揭露这种特务“作案工具”,是活学活用当时流行的一种“思想”的伟大胜利。最后暴跳如雷,说我不老实,还有什么秘密武器和特务装备,挖地三尺也要弄出来。

这五篇文章联系在一起,占完了应该严厉镇压的“地、富、反、坏、右”整个系列,绝对不是好人。

在“革命群众”乘胜追击中,就连还来不及发表的《死城的传说》手稿,也在一种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被深挖出许多“罪证”。这是一本书,几乎每个字、每个句子都有问题,一处处被“深挖”的罪证实在太多了,真是“罄竹难书”。只讲其中一句话吧,文中主人公准备在沙漠里,寻找西北方向一座金字塔形的沙丘。被认为“西”是“美帝”,“北”是“苏修”,“金字塔形的沙丘”就是“五角大楼”。这是企图“偷越边境叛国投敌”的“铁证”。当时“革命群众”发布了“喜报”,深挖出一个潜伏的“特务”,是“高举”什么的光辉胜利。逼迫我交代和中央情报局、克格勃的关系,上下级联络人和联络密码等等,成为一件“惊天大案”。

这时候,甚至连我的野外地质记录本也不放过。我们在野外画地质剖面,总要用箭头指明方向。于是“W”就认为是准备投奔“美帝”,“N”代表“苏修”,“E”代表“日本”,“S”代表“印度反动派”,如果什么方向也没有,就被质问为什么没有方向?那就是表示中央。显然是别有用心,盼望“蒋介石”的“中央军”“反攻大陆”。我问他们:“你们也是干地质的,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回答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人和人不一样!这就是阶级斗争。你敢怀疑这句话,就是反对最最敬爱的领袖,就是现行反革命”然后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立刻扑上来外加一顿暴打。至此我就戴上了“特嫌”帽子。蒙受铁棍打、匕首刺,两次抄家,洗劫一空。送进“太祖思想学习班”,天天写“交代”,只能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两篇文章,随时棍棒伺候。经历了两次抄家,洗劫一空。“土劳改”,隔离******。铁棍毒打,匕首乱刺。不得不翻墙逃跑,满身裹满血染的纱布远离家园亡命天涯。在一帮北师大南下学生帮助下,隐藏在北师大校园养伤。如果王晋康、刘慈欣、韩松、星河也恭逢那个“神圣”时刻,凭着他们写那么多的书,不打得鼻青脸肿,满地找不着牙。遵循那句“最高指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以星河这副高傲的脾气,只有活活打死一个下场,等着收尸吧!

我说完了过去那段时期的“奇遇”,以自身遭遇阐述当时的情景。恭请当代诸君,按照当年“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分析法,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观念,翻开自己的作品,认真自查一遍,不吓死你自己,那才奇怪了。

唉,我们是为科幻小说,是代替后来人挨的打呀!也许我是为中国科幻小说流血的第一人。

请看,中国科幻小说的第一个低潮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坚持了往后继续发展科幻小说的信心,的确很不容易。如今还有人鄙夷过去,认为当时不能像今天一样充分发挥个性,脑瓜太死板,水平实在太差。看看这一段特殊的炼狱般的历史,还议论我们什么呢?

三,新中国第二个高潮——“黄金时代”阶段

粉碎“四人帮”后,又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下,掀起了第二个高潮。

当时是什么情况?被“四人帮”长期压抑的激情犹如井喷,科幻小说重新出现了高潮,新人和出版单位之多前所未有。除了第一个高潮期间的作者仍然是中坚力量,又如潮汹涌出现了许多新作者。其中,1976年以一篇《石油蛋白》出现,接着先后推出《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小灵通漫游未来》、“金明探长”系列等作品的叶永烈无疑是佼佼者。此外,金涛以《月光岛》为代表,并注入深刻哲学理念,尤异以《神秘的信号》为代表的“新少儿科幻”;魏雅华以《温柔乡之梦》为代表的“情感科幻”;宋宜昌以《祸匣打开之后》为代表的“军事科幻”,各有自身特色,开辟一个个新领域。他们均推出了有份量的多部作品,具有连续性的表现,经过时间和市场考验,而非仅以一篇作品侥幸入世之昙花一现者,亦可并肩称为“四杰”,均为一时之雄。不久,姜云生、绿杨(李钜康)、迟方的出现,也各具特色,是重要收获。迟叔昌、迟方、迟迅祖孙三代,嵇鸿、缪士(嵇伟)父女并出,成为一时佳话。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也曾经在1978年,以一篇《舅舅的手表》进入科幻文坛,后来又在1980年推出了《震惊世界的紫薇岛暴动》等作品,很快就消失得无踪无影。他对笔者说:“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试一试。发觉在这里斗不过你们,就另起炉灶了。”他这一转,真转得好,转出了一位名震中外的童话大师。所以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学会放弃,看准方向从头做起,也是一个难得的经验。

叶永烈的崛起,对中国科幻小说有极大的推动作用。除了其自身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侦破式科幻的道路外,还在于他的特别活跃的活动能力。以他为契机并担任秘书,包括郑文光、童恩正、肖建亨和笔者等五人,率先参加了世界科幻小说协会,首先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他又主持出版了内部发行的《科幻小说参考资料》,报道各种信息,是当时中国科幻小说的重要研究资料。如果说郑文光是领头人,他就是最佳的组织者。

在这个阶段,前此一帮老兵也谱写了新传。特别是郑文光老枪不老,他的《飞向人马座》等一系列大部头作品,进入了成熟阶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科幻小说领军人物,不可动摇的地位。童恩正、肖建亨也有源源不断新作问世,各自推出了自己的最佳作品。童恩正多而广,肖建亨少而精,与郑文光、叶永烈相俱,成为此时此刻的中坚力量。童恩正与笔者还从本身专业出发,开辟了“历史科幻”的新方向。这时候“重文学”和“重科学”两个流派已经形成,一时大有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和笔者的《美洲来的哥伦布》被分别评论为这两个流派的代表作。《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被拍摄为电影,是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笔者的《我的朋友小海豚》是中国第一部科幻美术片,获得1982年意大利第十二届吉福尼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荣誉奖,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以上这些事件都是中国科幻文坛的里程碑。

这时候,出版阵地也从北京、上海的“南北朝”,似乎转变为群雄并举的“战国时代”了。天津的《智慧树》,哈尔滨的《科幻小说报》,加上其他地方各种各样的出版单位纷纷涌现,一时形成了“全国一片红”的新局面。特别是北京“海洋系统”的强力介入,需要着重一提。海军出身的孙少伯、李扶真等还没有脱下军装,就迫不及待把金涛、郑文光、童恩正和笔者等,请进东单街头的地震棚内的办公室,热烈筹划科幻小说的推动方案。很快转型成为海洋出版社后,他们推出的《科学神话》、《科幻海洋》和科幻系列丛书,无疑是一个个重磅炸弹。所有的这一切,显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话虽然这样说,尽管此时此刻群星灿烂,却隐隐然只有三个中心。这就是北京、上海之外,以《科学文艺》为代表,新崛起的成都中心,形成了鼎足为三的“三国”局面。仿佛“魏”、“蜀”、“吴”相互抗衡,“蜀中无大将”的西蜀,丝毫不让家底深厚的“北魏”、“东吴”半分。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的崛起,刘佳寿功不可没。尤其是杨潇、谭楷改版为《科幻世界》后,及其后继者阿来、秦莉、姚海军、杨枫等人的表现,在成都、北京分别三次召开世界科幻大会,把中国科幻小说全面引入世界,《科幻世界》成为“世界最佳科幻刊物”,以致领导今日中国科幻,隐隐然成为不可替代的中心,都是莫大的功勋。

这帮往昔的“老兵”作为中坚力量,各自达到自我创作巅峰,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创作理论,出现了不同流派。一时人才辈出和出版阵地如林的大好形势,掀起了一股极其繁荣的科幻出版热,营造出人所共称的中国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

1979到1982年,这个如潮汹涌的中国科幻第二个高潮过去了,使人怀念不已,也留下不少思索。这个时代的基本特色,不能仅从表相观察,停留于人才辈出和出版阵地如林的形势,更加重要的是对科幻小说的理解发生了根本变化,再也不是“嗡嗡嗡”前第一次高潮时期的“少儿+科普”的模式,日渐向文学和真正的小说靠拢,形成了不可阻遏的新潮流。

四,新中国第二个低潮阶段

80年代中期,在所谓“清理精神污染”的极左思潮逆流下,科幻小说居然与“地摊文学”并列,遭受不公正打击,几乎被全面封杀,一度陷入“嗡嗡嗡”以来的另一个低潮。

究其根源,主要和对科幻小说的认识有关。由于第二个高潮,作家们逐渐远离了往昔“上面”主管部门的规定,以科普为核心的模式。此刻文学性逐渐加强,题材日趋多样化。遗憾的是这并不为科普界有关人士所理解,认为当时的科幻作品偏离了既定的方向,甚至有的公开涉及侦破和爱情,视为“凶杀”、“黄色”之典型。这就犯了大忌,引来了“上面”的干预。加以叶永烈等人参加世界科幻小说协会,事先没有报请批准,几乎逐一被传唤到北京严厉质询,当面予以警告。又私自出版未经批准的《科幻小说参考资料》,从中查出涉外的“不当消息”。凡此种种,逐渐种下了祸根。于是在一场“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的大争论中,首先对魏雅华的《温柔乡之梦》、叶永烈的《世界最高峰上的奇迹》、《暗影》等作品开刀,接着几乎对科幻小说进行全面封杀。在严厉的大批判气氛下,一时各地科幻刊物纷纷倒闭,一些出版单位谈虎色变,立即停止出版科幻作品。叶、魏被迫离开科幻和科普界,郑文光气愤中风,肖建亨悄然隐退,一下子就倒下了几员大将。又一次低潮来临,一派肃杀气氛使人感到窒息。

在这个关键时刻,一时全国噤若寒蝉,只有四川顶住了这股恶风。省市科协有关领导对此不仅不闻不问,而且一如既往继续支持。《科幻世界》在杨潇、谭楷主持下,坚持出版不停息,为中国科幻事业保存了最后一个出版阵地。童恩正组织四川科幻和科普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以大无畏的精神为不公正的批判提出意见。笔者也在北京国务院第四招待所举行的一次以集中整治叶永烈为目标的批判会上,公开陈述自己的意见,认为叶永烈有功无过。科幻小说说到底属于文学范畴,只不过暂时挂靠由科普作协代管而已,实际上存在文学与科学“双重户口”,而以文学“户口”为主要,迟早都要在科普界“下户口”,不能以纯科普来要求科幻小说,也在会上会下遭受横眉怒视。

在当时包括北京、上海在内,几乎全国噤若寒蝉的时候,成都科幻界如此等等的活动,大大树立了应有的威望。如果说在此以前的“三足鼎立”的局面,还以北京、上海为老大、老二的话,此时此刻已经完全转变为以成都为绝对中心了。如今这不仅全国认同,也为世界科幻界所公认。事实可以证明,在这个新的绝对中心里,作为实体的《科幻世界》的作用又是重中之重。回顾过去那个如歌的时代,不得不对以童恩正为首的成都科幻、科普界,特别对《科幻世界》致以深深敬意。温故而知新,这样的历史经验不能轻易忘怀。

五,新中国第三个高潮——“新生代”、“更新代”阶段

科幻作品在第二个低潮中的不公平遭遇,博得广大社会同情,特别是《人民日报》1987年6月20日起,连续发表《‘灰姑娘’为何隐退》等三篇文章。引用了爱因斯坦一句话:“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提出科幻的主要功能就是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鲍昌,也亲自前来成都,表示中国作协伸开双臂欢迎科幻这个“灰姑娘”。这一系列活动,充分表达了党报和以中国作协为代表的文化部门,对中国科幻命运的强烈关怀,对前此规定的科普定位表示不赞同。

真理毕竟无法人为扼杀。在这样的强大声援下,很快又掀起了第三个高潮,也和当时的形势分不开。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思想进一步开放。加以对科幻小说的理解发生了根本变化,再也不是“嗡嗡嗡”前第一次高潮时期的“少儿+科普”模式,日渐向文学和真正的小说靠拢,形成了不可阻遏的新潮流。

在这个新形势下,出版阵地逐渐恢复。特别是太原《科幻大王》、福建《世界科幻博览》,与成都的《科幻世界》相互配合,加以各地报刊、出版部门强力支持。北京、武汉等地的科幻迷组织开展的盛大活动,使中国科幻文坛呈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达到了新的高峰。

在这个阶段,新人宛如巨浪成批涌现,一时群星灿烂,早已超过了往昔的第一和第二高潮。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更比前浪高。无数新人新作,共同营造出一个大好局面。这是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任何人不能阻挡。

话说到这里,也需要从另一个角度说几句话。这不是从个体而言,以为旧人不如新人。而是飞速发展的时代因素,促进了如此蓬勃兴旺的新形势。旧人不能鄙薄新人,以为“想当初”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以所谓老资格自居。如果还有人抓住什么过时的“桂冠”不放,自以为怎么样,只能成为笑柄。要逞能,就请源源不绝拿出新作品。作家没有新作品,还有什么发言权?新人也不能妄自菲薄旧人,以为那都是过时的老废物,从前那些作品多么“浅薄”。要知道,那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果您身在当时,大概也发表不了今日您的得意佳作。没有历史,哪有今天?尊重历史,才是尊重自己。

在这个阶段,具有才华和成就的新人不绝如缕,一时无法一一列举。《科幻世界》长长的历届“银河奖”名单,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样的形势下,也可以举出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如果以晚清、民国之萌芽时期为“原生代”,解放后第一个高潮为“古生代”, 第二个高潮为“中生代”,第三个高潮为“新生代”。继续发展到今天,又有“更新代”出现,那么以下一些作家,显然就是“新生代”和“更新代”的佼佼者,各自领导一代风骚,成为各个阶段的主力。

早在第二个高潮期间,笔者就观察出当时尚属年少的吴岩、韩松、星河、杨鹏4人具有未来明星相,必定是今后中国科幻的栋梁。于是大力宣扬,以为吴岩必定是中国科幻未来的“马拉多纳”,成为领军人物。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个看法不错,他们果真是第三个高潮初期的脊梁。吴岩能够上下联系,旁及左右中外。从创作实践到研究理论,身边始终聚集了一个庞大的青年作家和读者群。他首先把科幻从“闲书”,引入神圣的科学研究殿堂,培育出第一批科幻小说研究生,兼及对外联络宣传。吴岩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不敢说后无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科幻世界》对人才的培育。第三个高潮开始以来,《科幻世界》精心培育的中国科幻“黄浦系”新人不断涌现,几乎人人皆是杰英,成为时代的主流。其中特别是王晋康横空出世,不亚于当年叶永烈的出现。所以那时候台湾一个有威望的出版公司要求我推荐一个新人,便力荐王晋康,一下子就以一部《生死平衡》风靡台岛。连续获得多届“银河奖”的王晋康,拥有无可胜数的读者群,被科幻迷爱戴称为“恒星”,乃是名副其实,远远超过了过去许多作家。

在“更新代”里,接过王晋康的“枪”者,无疑是另一个以其《三体》三部为代表作,冉冉升起的明星刘慈欣,与王晋康双星照耀。加以陈楸帆、长铗、江波、夏茄等,难以一时数说完的新秀,形成了今日名副其实的群英会。再辅以奇幻小说相互配合,一时蔚为长江大河般形势,带动了未有的广大读者群。中国科幻小说,终于从昔日小草成为枝叶扶疏的大树,在文坛和社会牢牢站稳了脚跟。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盼望已久的港、澳、台与大陆的“大联合”,也终于得到了实现。不久前世界华语科幻大奖中,台湾、香港和旅外华人作家共同登台获奖,就是最好的体现。回顾过去,障碍多多,岂是今日所可梦想者。

记得“嗡嗡嗡”刚刚结束,80年代才开头的时候。我和台湾科幻领军人物张系国的相互通信中,提出两岸不统一,我们不妨先做几件事,让中国科幻率先统一起来。

张系国是南昌人,1944年出生在抗战烽火里的山城重庆,正是我进入南开中学的一年。他比当时南开同年级同学白先德的小弟白先勇还小7岁,当有共同语言。

于是我向他提出一个方案,为了促进统一,可否先后做四件事。

1,双方出版一套对方的作品选集。打开一扇窗户,先互相了解一下对方情况。

2,双方坐下来,开一次见面会,直接握手座谈。地点选在具有前沿意义的厦门,我已经和福建有关方面沟通,作好了伏笔。

3,共同设置一个两岸,或者世界华人科幻奖。

4,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考虑建立一个两岸或世界华人科幻联谊会之类的松散组织,以便推动后续工作。

不出所料,张系国立即回信应答。但是以身在美国,无法操作为由,要我先独自推动。得到这样的默契,我非常高兴。但是如所周知的情况,这件事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行。虽然后来有些进展,却不可能完全实现。今天有了这样的发展,不能不说是时代进步的使然。

为了实现大团结,还应该包含所有不同理念的作家。过去香港科幻界有朋友对我说,大陆作家联系倪匡有理念的障碍。其实倪匡也不是不可能争取参加的。大陆出版了那样多的“卫斯理系列”作品,拥有这样多的“粉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时机成熟,倪匡先生翩然与会也不是没有可能的。2000年,倪匡系统的叶李华曾经与黄海等人,在台北主持过欢迎我的会议,尚托付我照顾其在成都进修的至好友人。前不久我通过叶李华的“热线管道”, 倪匡就亲自签名,郑重其事连盖几个印章,送给我作品和照片,对我的称谓有溢美之词,令人惭愧不已。我十分清醒,自己有几两重,不过是过期作废的老卒而已。这只不过是随口说的客气话,绝对不会自我陶醉。但是这却是应对大陆科幻作家呼唤的首次回应,对大陆科幻同仁的尊重,这才最有象征意义,是不是也是一个融冰的预兆?让我们拭目以待。

中国科幻的“原生代”、“古生代”、“中生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日的“新生代”和“更新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乃是历史的必然。从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前三杰”,到吴岩、王晋康、刘慈欣“后三杰”,几乎带动了中国科幻小说整个历史。

一个“大中华”的理念正在形成。祖国统一大业不能阻遏,率先在科幻领域来一个“大中华”聚会,团结一切科幻作家不是不可能的。

六,几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话说到最后,似乎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如何看待中国科幻的主旋律?

我想,主旋律不应忘怀,但是也不能机械不变,一切都应该以时代背景为准。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民族和国家危难之秋,一股奋发图强,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主旋律。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一切以建设为中心,强调科学建国也是当时的主旋律。但是国家独立、富强之目的,最终是为了人民幸福美满,获得真正的民主生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飞速发展,政治民主也日益有所开拓。人们生活幸福,个性更加解放,一种追求多样化的浪潮随之而生。这样的思潮反映到作品中,自然也会有所表现。因此今天的作品,多元化现象比较明显,这是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和思想发展必然的结果。我们只有接受,不能横加指责。这个阶段的主旋律,除了过去留传的民族自强的特色为主,从而与西方作品有所区别。也不可避免渗入了一些表现人民幸福生活,思想更加解放的多元化元素。须知,“独立,富强,民主”自来就是百年来中国人民渴望的目标。“独立”、“富强”分别是前阶段的目的。包括思想更加解放,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开放的民主生活,就体现于后者,也逐渐溶为主旋律的一部份了。尽管还不能成为主要部份,却必须承认其有一定的地位。所以对待这个问题不能生硬要求一成不变,对一些新元素横加指责。

2,新流派的出现和划分

过去的科幻作品,仅仅有重科学流派和重文学流派之分。由于后者并非仅仅以文学笔法为追求,往往涉及社会生活之重视。所以笔者认为后者,其实应该称为重社会学流派更加符合情况。今天在新形势下,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许多作品中既无科学主题,亦无社会学主题,无有浓厚意境,文学色彩也不十分浓烈。常常以追求故事情节,天马行空之幻想为能事,看来热热闹闹,皆大欢喜,娱乐功能十分显著,不如干脆称为娱乐流派有别于其他。这个流派似乎相当于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幻想小说之间的中间地带。由于它沾了一丝半点“科学或社会学佐料”,而与奇幻小说、幻想小说相区别。这样既解释了科幻小说内部的差异性,也解决了科幻小说、奇幻小说不分的认识混乱。

说到这里,需要申明一句,娱乐绝非贬义词,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是苦行僧,生活好了就要娱乐。何况其中不少作品尚能启发思维,发展想象力,作用就更加显著了。是否这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当前的一种社会生活?既然当前生活如此,为什么不能归入主旋律成为所从属的一部份,时代的一种另样表现?只不过凡事应该讲求一个“度”。不过度可以,过度就很容易流于滥觞,淹没了同时代的其他方向。不管怎么说,从更加深沉的层次关注科学和社会学,还应该是时代的主流。这样的娱乐流派可以容许,却绝对不能代替一切,甚至以为只有这样才叫“科幻”,才是所谓“主流”,那就未免太过度,转化为另一个问题了。

今日科幻文坛有如歌坛,既有美声唱法、民族唱法,也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流行唱法。在科幻文坛里,事实上存在着重科学流派、重社会学(文学)流派、娱乐流派等三大流派。流派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功能不同。不能扬此抑彼,对任何一个流派轻蔑否定。

3,我们的作品存在的问题

我们说了半天好,绝对不是说,我们的作品就完全没有问题。不能发现问题就不能进步,从而固步自封停滞不前,阻碍了正常发展。

我们的作品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应该从更高的观念,更深的层次寻求。自从80年代以来,我就提出了当前作品似乎还存在着科学性、文学性、民族性和联系现实的四个不足。

以科学性而言,当然不能要求每一篇小说科学性都很足,不能要求每一个作者都是科学家,但是如果你要写一个科学问题,至少应该基本符合科学原理才好。现在我们的科幻小说的科学性不足,和作家本身的条件有关。无可讳言的是,当今的科幻作家中,虽然也有一些经验丰富的科学工作者,但是在校和毕业不久的青年还占很大比例。加以许多文科出身的作家,接触自然科学,自然会产生一些问题。这无足为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一个堂堂大国,总得要有一些科学性比较鲜明的作品,有一点沉甸甸的份量,才能反映我们应有的科技水平吧?

话说到这里,引出了怎么才是“言科学”的问题。

作品中直接涉及一个自然或人文的科学问题,当然就是“言科学”。或以为科幻小说主要任务是建立科学的理念,普及科学的世界观,也可以算是“言科学”的范围。再一个说法,以为描绘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精神也应包括在内。这样说,似乎有些勉强。如果我们写一本《徐霞客传记》,宣扬他坚忍不拔的精神,算不算科幻小说?那就有失于太宽了。不过在作品中既有科学精神,同时也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科学主题,自然另当别论。

最近在一次讲座上听见一个说法,以为科幻小说的功能,主要在于建立科学的理念,不能要求其指导科学研究。这话不能不说也有一些道理,可是至少却不够全面。前面一句是对的,后面一句说得太武断,将科幻小说和科学研究的关系完全斩断杜绝,就值得商榷了。问题在于带着什么目的,由谁来写。如果作者本身就是某一个方面的专家,所写的作品是其自己从事的研究课题的直接继续。当其在研究中掌握了一些切实可靠的科学材料,不仅有进一步探讨的线索,也基本预见到触手可及的结论。仅仅隔着薄薄一层纸,稍微着力就能捅破,解决一个实际的科学课题。但是要写学术论文,尚嫌材料不够十分充足。于是摆出实际材料,发之而为一篇科学幻想小说,有什么不可以?对这个科学课题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或者跳出具体的课题,从更高、更加广泛的认识空间,针对某些科学领域内故步自封的思想方法,提出新的研究途径,同样也具有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所以笔者针对一部份选题,提出了“科学幻想是科学研究的直接继续”的说法。事实上我的一部份作品,包括《美洲来的哥伦布》、《海眼》、《柳江人之梦》等在内,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样的作品言之有物,从立论到细节都是真实的,经得住严格的科学检验。甚至可以列出参考文献,一一标明出处。怎么不能在某个具体的科学研究领域内,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笔者深感遗憾的是,当前还不能这样做,没有一个科幻刊物和出版社,允许带参考文献的论文式科幻小说问世。来一篇,或者来一本试试看如何?敢为天下先就是特色,有什么坏处?

文学性不足是另一个现象。尽管我们的许多科幻作品写得也还不错,但是和主流文学作家相比,还是差那么一点。作为文学作品,至少应该塑造一个感人的艺术形象,有的还需要营造深沉的意境吧?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作品,在这方面还没有太突出的例子。

文学性不足,也有认识上的原因。须知,文学性不完全等同于情节离奇的故事,编得越奇越好。情节离奇曲折固然很好,也是浪漫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文学作品更加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环境,刻画典型人物。写人,要写他的思想境界,也要联系生活背景。扪心而言,我们似乎还缺乏这样很理想的代表性作品。

过去一段时间里,民族性不足是一个问题。特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许多作品言必称洋人,似乎不“洋”不足以为科幻。使人高兴的是现在已经大大改观,中国人写的作品,基本是中国样子了。不过在这里还必须时时提醒,我们的作品应该具备本民族的文化特色,才能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否则还说什么促进对国家自主创新的影响?话说到这里,也应该防止另一个极端。我们现在不是拖辫子的锁国时代,强调民族性并不是完全排斥外国的东西。如果一些题材的背景本来就来自境外,当然不仅可以,也必须写外国环境和人物。海外题材不是不能写,但是不能过于泛滥,不能成为主流。

最后是现实性不足的问题。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门类,文学作品不能离开现实生活的原则,对科幻小说也一样。科幻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通过折射、反射的方式来反映现实生活,遗憾的是现在我们一些作品是脱离现实的闭门造车。为幻想而幻想,看起来非常热闹,可是仔细一咀嚼,里面可以让人深思的东西不是太多。好似辛稼轩所云:“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闭锁在象牙之塔里,自作多情抒写风花雪月,只凭着想像在脑瓜里驾驭鲲鹏,万里虚空逍遥游。自我编造故事,越离奇越好,远离了现实生活。有一次我和王晋康在武汉大学,面对武汉许多高校的科幻迷演讲,收到一个条子问:“为什么社会大众不关心科幻小说?”我回答:“问题在于你不关心社会大众,社会大众怎么关心你呢?”中国科幻现在看起来非常繁荣,但是给人的印象,基本上还是一种校园文学。因为从作者到主要的读者群,基本上都是学生,或者刚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自然会造成这个现象。如果有一天,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成为人所关心的大众文学了,也就结束了眼前这个“小众”自我欣赏的尴尬局面了。

现实生活不能出科幻吗?倒也未必。谁都知道科幻小说并不等同于未来学,其时态并非统统都是加will be的未来式,为什么不能发展加ed的过去式,加ing的现在进行式?笔者就大力提倡“过去式”和“现在进行式”,被叶永烈称为“向后看”的“幻兄”。其实未来式也好,过去式也好,许多作品都是言在未来,意在今天;言在天外,意在人间。高者能够超越现实,又返还现实,是可以回收的“人造卫星”。否则就像朝向宇宙深处射出的“导弹”,或如断线风筝一样有去无回。二者相较,意义自然大不相同。科幻小说之特殊处,就在于具有折射反映生活的浪漫主义手法,其奥妙就在这里。往而不返,失之于“浮”;能往能返,方可谓“沉”。忘记了科幻小说抒发瑰丽幻想的目的,在于折射反映现实生活,就不免有无本之木,断线风筝之讥了。

现实生活不能出幻想吗?不!仔细思索现实生活里的许多问题,大自全球变暖、沙尘暴,小至反贪、下岗,以及住房、医药、教育新的“三座大山”,以至人见人骂的中国足球。许许多多社会大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不能进入科幻的领域。你谈社会大众关切的热点,社会大众自然就会关心你。科幻小说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进入这个领域,也许是一匹黑马,非正统文学所可及,有什么不能试一试?即使一时失败了,也没有太大关系。进攻失败而捐躯的士兵,总比枯守战壕不动者更加壮烈。

进取!进取!进取!不怕嘲笑,不怕失败;不抱残守阙,不固步自封;敢于创新,敢于放弃。不要相信什么“正统”,不要相信那些模式产品的“权威性”,不要死抱着既有的成绩不放。百战百败,百败百战,方是沙场上真正勇士的本色。

这段话说完了,还要最后说一句。如果文学性和科学性不足,这是我们的水平问题。个别作品民族性和现实性不足,问题还不算太大,不能横加苛求。如果作为一个现象而普遍不足,这就是方向问题了,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这样的学究式话题是否太多了?这样冗长的中国科幻发展史是否太多了?让我们回到这本选集来讲吧。

恭请读者诸君注意,其实这本选集就是中国科幻发展史的一部份。不这样罗嗦讲历史也可以。但是了解历史后,将其放在一定的时间坐标里观察,所能得到的就不仅是一篇篇作品本身,而是时间长河的表现了。这样读文章,岂不更加有深度和广度?因此我们在这里奉献给大家的,就不仅是一些作品的无序堆砌,而是奉献的一个时代。如果有机会,和过去不同阶段的作品参照阅读,就更能掌握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脉络。您就是研究的专家,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读者了。

阅读历史,使人思虑深沉,视野广阔。这就是我最后要对大家说的话。

读历史吧。不要仅仅读一本书,一篇孤立的文章,甚至个别精彩的短语。

西蜀80不老翁 刘兴诗于成都理工大学

张系国与《超人列传》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12期)

“科幻小说是现代人的神话,因为现代的人不可能再相信从前的神话,一定要取得一种代替品,科幻小说便是现代的文学神话。”
关于科幻小说的定义,见仁见智。以上这段话,是台湾作家张系国对于科幻小说的理解。请注意,在大陆,有人称科幻小说为“科学神话”,为此选编了一系列以《科学神话》为书名的科幻小说选集;然而,张系国则称科幻小说是“现代的文学神话”。他所强调的是“文学”。他的诸多科幻小说,注重作品的文学性,人称他的作品“文以载道”。
张系国,笔名有三等兵、域外人、白丁、醒石等。
我最早是从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张系国短篇小说选》中“认识”张系国的。他的小说选为什么会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呢?因为他原籍江西。
如今,张系国被重庆市列入“重庆名人”。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1944年出生于重庆市。
当然,现在对张系国的通常的称谓是“台湾作家”,因为在1949年他随父母去了台湾。他1961年毕业于台湾新竹中学,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到台湾大学。
在关于美国华文留学生文学的研究论文中,也常常提到张系国及其作品,那是因为张系国从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毕业之后,1966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系学习,两年半后,获博士学位。他的许多作品抒发了留美学生的浓浓乡思。
在科学界,则称张系国为电机专家、电脑专家、教授。他曾任教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及伊利诺大学,担任伊利诺理工学院电机系主任。后来又转攻电脑,在匹兹堡大学担任电脑研究中心主任以及美国知识系统学院院长。
1993年圣诞节前夕,我从美国洛杉矶飞往匹兹堡,到匹兹堡大学看望在那里任教的挚友童恩正。遗憾的是,当时也在那里任教的张系国回台湾探亲,失之交臂,很是遗憾。
张系国身材胖,性情孤僻,从小就喜欢读书,文学是他童年的伴侣。据说,他小时候喜欢读章回小说,如《东周列国志》、《水浒传》、《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等。那时,他常到租书店抱回一大堆书,独自关在房间里看。文学的养分就是在大量的阅读中,流进张系国的心田的。
张系国虽是工科学生,却深深迷恋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哲学家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7980)的著作。进入台湾大学之后,他细读了萨特的小说《墙》、《理性的岁月》,剧本《蝇》、《无路可走》等等。1963年,19岁的张系国,出版了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的第一本著作——《萨特的哲学思想》。
也就在这一年,张系国开始他的小说创作,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皮牧师正传》,充分显示了这位工科大学生的文学才华。
大学三年级时,20岁的张系国写出了短篇小说《亚当的肚脐眼》(后更名为《孔子之死》)。
到了美国留学之后,张系国写出长篇小说《昨日之怒》、《黄河之水》、《棋王》,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地》、《天城之旅》等。其中特别是短篇小说集《游子魂》组曲,上册《香蕉船》,下册《不朽者》,共12篇小说,具备12种不同的风格。
正当张系国在纯文学小说领域频结硕果之际,美国蓬勃发展的科幻小说创作,理所当然地引起这位有着浓厚科学修养的台湾旅美作家的关注。
1968年夏,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女作家张晓风的一篇“破冰”之作。张晓风被誉为“台湾十大散文家之一”,她的“笔如太阳之热,霜雪之贞,篇篇有寒梅之香,字字若璎珞敲冰”。然而,这位才情并茂的女作家忽然一改往日的文风,在《中国时报》推出新作《潘渡娜》。“潘渡娜”,即“Pandora”的台湾译名,在大陆译做“潘多拉”。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用水和土做成了一个女人,取名“Pandora”。张晓风在《潘渡娜》中,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人造人潘渡娜的悲剧一生。此前,虽然台湾也曾发表过一些简单的科学幻想故事,而张晓风的《潘渡娜》被认定为台湾第一篇科学幻想小说(见黄海、叶李华、吕应钟共同整理的《台湾科幻50年年表》)。
1969年3月,张系国在《纯文学》发表他的第一篇科幻小说——《超人列传》。
《超人列传》一开头,便是令人忍俊不禁的斐人杰剃光头的场面,手持剃刀的不是理发师,而是男护士。原来,剃光头是为了进行一次大手术。“再过几小时,他就要离开这副皮囊了,他的躯壳就要被陈列在超人馆里,供人观赏,像博物馆中那些录制的标本一样。而他自己,他真正的自己,却仍然活着,生活在一架机器里——这无论如何是桩奇特的经验”!
故事就这样在调侃的语气中开始。经过手术,斐人杰变成这等模样:“圆柱形的胸筒,下面伸出两根细细的钢柱算是他的腿;两只手臂像百折叶的橡皮管,管口是两只钢爪;原来摆脑袋的部位,改装了一只半球形可自由转动的电视眼,顶上还伸出两根天线。”不言而喻,这是机器人的形象,但是却注入斐人杰的灵魂。科学家们成功地将人脑移植到机器里头,于是就有了“没有肉体只有精神”的人——超人……
作为电脑专家,张系国把关于机器人、超人的幻想写入自己的第一篇科幻小说《超人列传》。这篇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超人列传》的创作,对张系国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一发不可收,创作了一系列科幻小说。
张系国是一位学贯中西、兼跨文学与科学两大领域的作家。他,成了台湾科幻界的领军人物。
1972年,张系国以“醒石”为笔名,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开辟“科幻小说精选”专栏,译介世界各国科幻短篇优秀作品。
1978年,张系国以《星云组曲》为总题,在《联合报》副刊发表他的这一系列科幻小说。
1980年,张系国出版《星云组曲》。其后又出版三本短篇科幻小说集:《夜曲》、《金缕衣》、《玻璃世界》。
从1981年夏天开始,张系国致力于长篇科幻小说《城》三部曲的创作。《城》是描写索伦城的历史变迁,是“既悲壮又诙谐的科幻武侠小说”,前后写了10年:
1982年,张系国在《中国时报》推出长篇科幻小说《城》三部曲的第一卷《五玉碟》。
1984年,张系国推出《城》第二卷《龙城飞将》。
1992年,张系国完成了《城》第三卷《一羽毛》。
张系国的科幻小说,文字流畅清新,充满幽默感。他的作品,往往借科幻反映现实,针砭现实,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
张系国不仅致力于创作短篇、长篇科幻小说,而且自1984年起,与台湾《中国时报》合办年度科幻小说奖征文,前后共6届。1986年,《中国时报》举办第三届科幻小说征文,更名为“张系国科幻小说奖”,这一更名,充分显示了张系国在台湾科幻文坛的主帅地位。
1990年,张系国独力创办专业的科幻季刊《幻象》。1月2日举办创刊茶会。同时颁发科幻奖金。很荣幸,应张系国之邀,我担任《幻象》的编辑顾问——编辑部唯一的来自祖国大陆的编辑顾问。
《幻象》是—本内容丰富的刊物,注重培养科幻新人,大大推动了台湾的科幻小说创作。《幻象》自1990年元月创刊,3年间共发行8期。由于经费问题,后来不得不遗憾地停刊。然而,张系国依然不倦地为振兴台湾的科幻创作奔走呼号,自2000年起,张系国在台湾中央大学开设科幻文学课程,致力于培养台湾科幻人才。

2005年8月8日

宋宜昌与《V的贬值》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11期)

2003年3月25日,全世界关注的伊拉克战争进入第六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出现了一位中年人,正对那场正在进行着的如火如荼的战争进行评点。他的头衔是“军事专家”,他名叫宋宜昌。
2005年7月2日,山东人民出版社在济南举行《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出版座谈会,出席会议的除了原书作者松本文六先生及译者之外,这本书中文版的序言作者做了长篇发言。此人也是宋宜昌,这一回的头衔是“中国著名军事史专家”。
作为军事史专家,他还对《西洋世界军事史》进行解读,写了《辉煌帝国的军事视角——解读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一书。
宋宜昌的涉猎范围甚广:在中国“神舟五号”发射成功的时候,他在电视台讲解这一成功背后的军事意义;当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他又就失事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当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他把此事与“俄罗斯军事帝国”联系在一起进行评析;他就中国与印度两国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对比分析;他还就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进行回顾与反思……
他的许多观点独树一帜,很有见地。比如说,他以为“伊拉克战场也是课堂”,这句话在当时被中国军事院校许多人所引用;又如,他以为,前苏联依宠武力,穷兵黩武,是继承了它的征服者——蒙古铁骑的基因的,但在经商上,始终是二三流水准。前苏联之轰然崩塌,被军备竞赛所拖垮只是表象,败于商战则是基本原因……他的苏联“败于商战论”,也令许多人折服。
英语特棒的人,在今日中国已经不足为奇。然而,宋宜昌居然对学习英语的方法进行钻研,写出《风暴谜式英语单词记忆法》一书。
他跟法国作家凡尔纳一样,对于地图有着特殊的收藏爱好。1997年他居然主编了《国家地理:从地理版图到文化版图的历史考察》一书。
在对宋宜昌的“肖像”进行了一番“大范围”的扫描之后,应该言归正传,写一写作为中国科幻小说作家的他了。
我和宋宜昌认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他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跟宋宜昌聊天,我发现他的思维速度极快、语速也很快,甚至可以说是跳跃式的。他常常刚刚跟你谈这个问题,马上又飞快地跳到另一个问题。有一回他到上海我家,跟我讨论的问题是写长篇小说时是否用“框图”。当他见到我的长篇小说草稿上画着一个个长方形的框子和许许多多箭头时,大笑道,你我都用“框图”!
当我有幸读到他1980年在香港出版的科幻小说《V的贬值》后,完全被他横溢的才华和独特的构思所折服!V,是指美神维纳斯。当人人都具有美貌之后,V也就贬值了。他巧妙地描绘了这一贬值。这部作品不仅构思新颖,而且富有文采,非常流畅,如行云流水。在当时我读到的中国科幻小说之中,《V的贬值》属于另类,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为香港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的时候创作的。由于这部科幻小说过于超越了时代,以致当时无法在中国内地出版。
1982年,我在主编《中国科幻小说选》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收选了《V的贬值》。然而,在出书前夕,责任编辑告诉我,《中国科幻小说选》中有两篇作品在领导审稿时被删去,一篇是老舍的《猫城记》,一篇是宋宜昌的《V的贬值》。老舍的《猫城记》曾经受到过“批判”,当时连《老舍文集》都没有收入(后来终于收进第七卷),所以未能通过图书审查关;至于《V的贬值》,我当时用的是宋宜昌提供的香港版复印件。出版社领导一看是用繁体字排印的,马上“警惕”起来,说道:“《V的贬值》只在香港出版,从未在内地出版,表明这部作品不适宜收入《中国科幻小说选》。”尽管我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只得忍痛割爱。直到1999年我主编六卷本《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时,终于如愿以偿把《V的贬值》全文收入。
宋宜昌的科幻小说不多,但是都很精致,主要是中长篇。在《V的贬值》之后,他的代表作是长篇科幻小说《祸匣打开之后》。这部长篇写的是在23世纪的时候,一场强烈的地震触发了南极大陆冰盖下的外星人飞船。这艘飞船是在几十万年前由一对外星人驾驶来到地球的。当时,这对外星人已经去世,但是死前留下十几个冷冻胚胎。地震使冷冻胚胎迅速发育,仿佛打开了祸匣。新一代外星人操纵先进武器,发动毁灭人类文明的战争。面对凶暴的外星人,地球人奋起反抗。这场恶战还惊动了一批友善的外星人,与地球人结成同盟,终于击败从南极大陆冰盖下钻出的祸种。
一位名叫杜青的科幻迷,在回顾自己读过的科幻小说时说:“我个人认为《祸匣打开之后》是新中国最好的一部科幻小说,这部小说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篇章行文与西方科幻小说风格几乎完全接轨,考虑到当时中国刚刚走向开放,不能说不是件非常令人惊叹的事情。可惜该作者后来再也没有写长篇科幻小说了。”这一读者的评论是恰如其分的。
在完成优秀的长篇科幻小说《祸匣打开之后》之后,宋宜昌的写作兴趣集中在世界海战史,长篇《北极光下的幽灵》是反间谍小说,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德国在格陵兰岛建立间谍气象站,给盟军北大西洋运输线造成的严重威胁;长篇《燃烧的岛群》描述了波澜壮阔的太平洋战争;长篇《北方的孤独女王》,记述纳粹王牌战舰“提尔皮茨”号的战斗历程;此外还有长篇《火与剑的海洋》、《沙漠之狐隆美尔》、《大洋角逐》……
宋宜昌以这样的话,道出自己研究世界海战史的缘由:世界有三种文明,即蒙古游牧民族之类的“绿色文明”,中国农业耕作守望之类的“黄色文明”,以及现在霸道的美英海洋贸易和探险之类的“蓝色文明”。我们必须走向蓝色世界才有希望,因此要了解海权和海战,这也是我做这件事的驱动力……
我注意到两个小小的细节,宋宜昌最初的两部长篇《祸匣打开之后》和《北极光下的幽灵》,都是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另外,在《祸匣打开之后》的末尾,有这么一行字:“1980年6月14日,初稿于兰州;1981年6月4日,二稿于北京。”这表明,作者曾与甘肃有过密切的关系。
我解开这个细节背后的谜,以及深入了解他的身世,是1996年5月25日我在北京对他所进行的采访。
当时,我正在写作50万字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内中写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论战。我查阅了当时的报刊,得知在全国务省市(除北京之外)第一个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是甘肃。甘肃地处大西北,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在政治上也只是一般性的省份,然而,在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在各省市中,却一马当先。其中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由于宋平在“真理标准”论战中态度鲜明,加上他的工作业绩,后来被调往北京,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然而,关于宋平的经历鲜见于报刊。我从朋友那里得知宋宜昌乃宋平之子,便对他进行了采访——这次采访,不再是科幻作家之间的谈话。我从宋宜昌的谈话中,详细了解了宋平的鲜为人知的经历,写入书中。
身为高干子弟的宋宜昌,向来为人低调,从不在人前谈及父亲和家底。这一回,由于我所采访的是宋平的经历,在谈话中,宋宜昌不得不谈及自己的一些经历。宋平原名宋延平,山东莒县人,因此宋宜昌祖籍山东莒县。宋宜昌告诉我,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宋平有机会从山东农村到北平上大学。那是宋平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抽奖,得了奖——三百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了宋平去北平上学。这样,宋平进入北平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宋平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7年,宋平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红色之路……
1949年后,宋平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家在北京生活。1960年,宋平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开始在西北工作。宋宜昌也随父亲来到西北。“文化大革命”中,宋平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那时宋平全家5口人,拥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
宋宜昌在中学毕业之后,作为知识青年,到西北农村劳动。每天在高强度的劳动之余,别人在宿舍里高声打扑克,他却坚持自学外语。他非常珍惜时间,喜欢泰戈尔的一句诗:“暮色已经重了,村子还没到。快一点走,再快一点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居然自学了英语、俄语和日语。掌握外语之后,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宋宜昌大量阅读了西方军事史著作。“著名军事史专家”的头衔就是这么来的。
在中国科幻界,宋宜昌是人品、作品“两优”的作家,可谓德艺双馨。宋宜昌的可贵之处在于从不依仗父亲的地位在宦途上争升迁,而是靠着自己的刻苦努力打下扎实的学术功底,“进击、进击、再进击!”他兴趣广泛,涉猎甚广,也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包括科幻小说)视野广阔,知识丰富。他的文笔流畅,而且仿照“框图”创作出来的作品,故事性强,层次清楚,有头有尾,令人欲罢不能。

2005年7月21日于上海“沉思斋”

萧建亨和《布克的奇遇》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9期)

萧建亨通常被写作“肖建亨”,其实“肖”并非作为姓无的“萧”的简体字。
我最初是从作品中认识萧建亨的。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创办了不定期的《我们爱科学》杂志,我常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作品。在1962年5月出版的笫七期《我们爱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科学童话《一根老虎毛》,而紧挨着我的作品的“邻居”,是一篇非常有趣的科学幻想小说《布克的奇遇》。小说描述一只名叫布克的小狗,在被汽车压死之后,科学家把布克的脑袋移植到另一只狗身上,出现了奇迹……这篇科学幻想小说富有儿童情趣,是一篇构思巧妙的佳作。从此,我记住了这篇科幻小说作者的名字:萧建亨。
后来,我又读了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描述人类征服北极历程的科普小册子《谜一样的地方》,作者也是萧建亨。
1963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我在厂资料室里查阅剧本时,见到一个名为《气泡的故事》的科教片文学剧本,编剧为萧建亨。那是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为了繁荣科教片创作,曾经向社会发起科教片剧本有奖征文活动。这个《气泡的故事》剧本是从苏州寄来,获得了二等奖——最高奖(一等奖空缺)。可惜,《气泡的故事》剧本到了导演手中,却因诸多内容难以拍摄而搁浅,最终没有搬上银幕。
直到1978年在上海召开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的时候,我才结识长方脸上戴一副深紫色边框眼镜的萧建亨。他祖籍福建长汀,1930年出生于苏州,年长我10岁,所以我总是称他为“老萧”。从此,我跟这位老成沉稳的科幻作家有了许多交往。
萧建亨跟我聊起他的身世,我才知道他的人生道路曾是那么的坎坷:他3岁丧父,4岁时随母躲避战乱,过着动荡的生活,到过九江、南昌、长沙、沅陵,然后经贵阳来到重庆。一直到抗战胜利才返回姑苏城。他曾回忆说:“在重庆念小学的时候,读了老翻译家符琪珣译的《少年电机工程师》,这本书使我爱上了电机专业和业余无线电,养成了从小动手的习惯。最后,终于使我选择了大学的无线电系。”1953年,他毕业于南京工学院,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电子管厂工作。然而,不久他因病不得不回故乡休养。就在这时候,他从报纸上见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征求剧本的消息,便写了《气泡的故事》应征,居然中奖,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从此,他在苏州开始科普、科幻写作。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稿费收入的他,不得不去做临时工,生活异常艰辛。直到十年浩劫过去,他才重新拿起笔来。他调到苏州市文化局创作室工作,专职从事创作……
萧建亨说,小时候读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十五小英雄》,这本书培养了他对科幻小说的兴趣。“文革”前,他创作了《布克的奇遇》、《钓鱼爱好者的唱片》、《奇异的机器狗》等科幻小说。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科幻小说无处发表,从1964年起,萧建亨不得不中止创作。“文革”开始后,为了维持生计,他到苏州一家工厂当工人,做过电工、仪表工,他爬过电线木杆,也曾在积灰寸把厚的舞台下装电线……
1978年5月,萧建亨应邀出席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从上海回到苏州,之后,被调往苏州市科委工作。1979年,萧建亨被调往苏州市文化局创作室从事创作,他写出了《密林虎踪》、《梦》、《万能服务公司》等科幻小说。他的这些科幻小说,是为少年儿童写的,故事有趣,构思奇巧。他曾说:“我写作从来不快,一向感到吃力。我深感为少年儿童写好科学文章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1980年、1981年,萧建亨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纯文学科幻小说《沙洛姆教授的迷误》和《乔二患病记》,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
此后,中国科幻小说遭到非难,便几乎见不到他的新作。在中国科幻小说连遭“批判”的“非常时期”,萧建亨与我交往颇多。1982年11月,郑文光从北京来到上海。我当即发电报给苏州的萧建亨(当时打长途电话还很不方便),请他马上赶赴上海。这样,郑文光、萧建亨和我,在上海我家进行了长谈。紧接着,1982年12月18日童恩正从成都来到我家。我又发电报给萧建亨,请他来上海相聚。12月20日,萧建亨赶来了。童恩正、萧建亨和我在我家得以相聚。在一个多月之中,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和我的相聚,使我们之间有了直接的沟通,商讨了如何应对中国科幻小说面对的严峻局面。当时,中国科幻小说并没有专门的组织,而只有“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是老干部郑公盾,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和我为副主任。然而,我们的努力和积极应对,仍然无法挽回中国科幻小说走向低谷的命运。后来,郑文光病倒,童恩正出国,萧建亨搁笔,而我转向纪实文学……
萧建亨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曾说:“我一直是在科普的旗帜下写作科幻小说。”后来,他非常感叹:“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伏下了一个潜在的危机。这危机就是‘工具意识’过于强烈一仅仅把科幻小说当成了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而忽略了科幻小说作为文学品种之一的文学品质。”萧建亨经过反思,指出:“中国科幻小说如欲求得发展,只有反复其本来面目——应首先强调它是‘小说’,既是小说,当然就是文学作品。”萧建亨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科幻小说走过的一段弯路的深刻反省。

2005年4月6日于上海“沉思斋”

童恩正和《珊瑚岛上的死光》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8期)

1993年圣诞节前的美国,人们忙着回家过节,机票顿时紧张起来。正住在洛杉矶的我却在这时接到科幻作家童恩正的电话,希望我尽早飞往匹兹堡,因为他要在元旦飞往台湾。我不得不临时买票,这时,只能买到清晨6:30飞抵匹兹堡的机票。我实在不好意思这么大一大早要童恩正来接我,可是已别无选择……
所幸,飞机晚点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想,这下子童恩正可以晚一些去机场。可是,我刚从飞机的引桥走出,便见童恩正已等在那里。童恩正还是老脾气,办事一丝不苟。他早上5点多摸黑起床,冒着风雪开车离家,6点多便抵达机场。他说匹兹堡机场特别大,机场内既有地铁,又有公共汽车,下飞机后要乘地铁去取行李……他生怕我新来乍到,弄不清楚,便在引桥之侧等我。我深深地为童恩正的一片挚意所感动。
我第一次读到童恩正的科幻小说,是在1960年。当时,我读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刚刚出版的童恩正的《古峡迷雾》,我一下子就被这篇科幻小说深深吸引。作者具备文学与历史双重功底。《古峡迷雾》不仅注意运用悬念而使结构扑朔迷离,而且刻画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环境描写、肖像描写以及对话都极具文学性。《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王扶在与我聊天时,曾经随口说了一句:“在中国的科幻小说作家之中,童恩正的作品最具文学性。”我深有同感。我非常喜欢《古峡迷雾》,至今仍保存着《古峡迷雾》的初版本。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童恩正曾经重写《古峡迷雾》,从中篇扩大到长篇,我却仍以为初版本更精练、紧凑,所以我在主编《中国科幻小说世纪回眸丛书》时,选收了《古峡迷雾》的初版本。
自从《古峡迷雾》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之后,在《少年文艺》、《我们爱科学》等杂志上,凡是见到署名童恩正的作品,我必定一读为快。
我跟童恩正相识于1978年。当时,童恩正为了补充、修改《古峡迷雾》,来到了上海,住在他姐姐家。我们就在那里见面。他中等偏高的个子,风度潇洒,喜欢朗朗大笑。我们一见如故。在长谈之中,我发现,两人对于科幻创作的见解,竟是那样的一致。从此,我们结为挚友。在中国科幻界,我与童恩正相知相交是最深的。
童恩正出生于湖南宁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的父亲童凯毕业于哈佛大学电机工程系。1935年,童凯和妻子曹曼殊在旅居江西庐山时,生下了童恩正。他们总共有6个孩子,童恩正排行第三。
童恩正在抗日烽火中随母亲逃难,辗转于湘西山区。他没有受到正规的小学教育,而在私塾里读古文,无意之中打下很好的文学基础。童恩正的父亲去了重庆。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父亲在湖南大学任教,童恩正考入长沙雅礼中学,成为学业优秀的学生。1956年,父亲调往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童恩正也来到成都,并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那里执教,成为考古学教授。他早在大学一年级时就开始发表小说。毕业之后曾经一度在峨嵋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
1978年,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时,编辑王扶拿出一大叠手稿给我看,那便是她正准备发表的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
《珊瑚岛上的死光》在《人民文学》上推出,使童恩正名震文坛。细细阅读童恩正的这一力作,我发现,童恩正远远超过我——因为那时我还只是停留在写儿童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的稚嫩水平,而童恩正的科幻小说是真正的小说,不再是奇趣的儿童故事。
《珊瑚岛上的死光》在1978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童恩正创造了“两个第一”:第一个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科幻小说作家,第一部中国科幻电影。
记得,在1978年,我正忙于写长篇传记《高士其爷爷》一书,童恩正忽发奇想,说:“到了2000年,也许高士其会站起来,会从病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当即说,你能不能以《2000年的高士其》为题,写一篇科幻小说,用作《高士其爷爷》一书的“尾声”一章?童恩正当即允诺,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了出来,交给了我。我把《2000年的高士其》收入《高士其爷爷》一书。很遗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审看《高士其爷爷》一书时,认为《2000年的高士其》与全书不协调,建议删去。这样,《2000年的高士其》一文,成了童恩正迄今尚未发表过的科幻小说。
1978年12月8日,我与童恩正、王亚法共同讨论,由我执笔写了《幻想是极其可贵的》一文,于1979年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这篇由童恩正与我共同署名的文章,论述了提倡科幻小说的重要性。1980年8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童恩正与我合著的科幻电影剧本选《生死未卜》。
童恩正思想深邃,见解深刻。1979年第6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向中国科普界所谓的科幻小说是“科普工具”的传统观点发起挑战,指出科幻小说首先是文学,是小说,遵循的是文学的规律。
在中国科幻小说遭到“大批判”,被斥为“伪科学”、“污染”的那些阴冷的日子里,我和童恩正成了主要目标。我挨批判的是作品,而童恩正则是他对于“科幻小说首先应当是小说”、“科幻小说姓‘文’”的主张……我和童恩正成了站在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反击着那些“批判”炮弹。那时,我们之间的通信十分频繁。在那些日子里,我和童恩正都是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副主任。我们在北京的会议上,在上海的会议上,一次次并肩抗争。他用带点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发言,话不多,话不长,但他的见解比我深刻,所以他的反击力度远远胜过我。在我看来,他是中国科幻的“主帅”。
即使在那些寒风刺骨的日子里,童恩正仍非常乐观、豁达。他的话富有幽默感。记得,天津一家报纸在刊登我和他的照片时,把说明弄反。恩正一见,哈哈大笑。那笑声持续了近一分钟!
童恩正曾两度去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他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90年代则侨居美国,担任匹兹堡大学教授。他曾对我说,在他出国期间,授权我作为他在科幻小说创作方面的代表,可以替他表态,也可以处理他的作品版权事宜……
我与童恩正在匹兹堡相聚,畅叙着别后的情景。我注意到,他的白发明显地增多了。他在美国,是以教授立足,而不是以作家谋生。在美国当教授,要比在中国当教授付出多倍的精力。他在美国,已开了七八门中国考古新课。最为吃力的是,他不是用汉语向中国学生讲课,而是用英语向美国学生讲课。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靠着自学,在国内把英语学得不错。不过,一般性的英语会话并不难,用英语上专业课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又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每开一门新课,就用英文详细写好讲稿。在上课时,他几乎是在那里“朗诵”讲义。这样,备课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他说,美国学生是花钱交了学费,希望从教授那里得到知识,所以教学半点都马虎不得。再说,作为教授,他绝不误人子弟,所以备课从来都是认认真真的。
我问起他是否还写小说?他摇摇头,叹道:“我得完成我的教学呀!”教授沉重的工作担子几乎占用了他的全部时间。他只是给美国的华文杂志写点短文。他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他退休了,打算完成长篇自传,记述自己一生的道路。他的业余兴趣是汽车。他订有汽车杂志,非常熟悉汽车行情。哪个朋友要买车,他会给你出很好的主意。他的“大灰狼”,便是按照匹兹堡多坡的特点而精心挑选的大马力轿车。
他既订有《人民日报》海外版,也订有台湾报系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中国的命运。我在他家最大的享受,是饱览各种海外杂志。我住的房间里,整整一书柜,全是各种杂志。我整天就看杂志。他对他的夫人说:“没错吧,我说过,叶永烈在我们家看书,会比游匹兹堡更有兴趣!”
圣诞节前的傍晚,他的3个孩子驾着一辆轿车回家了。他们的车子刚在后院停下,前门又来了一辆轿车,那是我的长子的车,几乎同时到达他家。于是,小楼里发出一阵欢呼……
1997年4月21日,我接到刘兴诗从成都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童恩正在20日因急性肝炎病逝的消息,年仅61岁,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我连夜发了唁电到美国给童恩正夫人:“恩正是我多年挚友。迄今,我仍深深记得我们在匹兹堡相聚的印象。不科那次分手竟成永别。今年,我正准备赴美国,本以为可以再与恩正欢聚,却得此噩耗。恩正为人正直,为人诚恳,工作认真,而且见解远远比我深刻。在此悲痛时刻,我和内子以及兴诗谨向您表示我们深深的怀念之情。望节哀,多多保重。”
在收到我的唁电后,他的夫人杨亮升给我发来传真。她写道:“恩正一生坎坷,但勇于抗争。他是那么充满活力、充满智慧和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我实在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回忆在匹兹堡的相聚,历历如在眼前。恩正走得太匆忙,我的悲痛无法表达。他未竟的事还很多,我与子女将尽力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以便永远纪念他。”
童恩正不仅对中国科幻小说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在考古学上建树颇多。他兼教授、学者、作家于一身。在他去世之后,经过四川文友们的努力,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童恩正文集》,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
童恩正豪爽,仗义,勤奋,执著,思想敏锐,才华横溢,我永远怀念他!

2005年4月9日于上海“沉思斋”

叶至善和《失踪的哥哥》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7期)

在介绍迟叔昌的时候,提到他的科幻小说“处女作”《割掉鼻子的大象》是被《中学生》杂志独具慧眼的主编叶至善发现,这才得以发表的。叶至善是发现迟叔昌的“伯乐”。迟叔昌跟我谈起叶至善,总是充满感激之情。
我曾经到北京叶至善家拜访,那时候他跟“老爷子”——著名作家叶圣陶——住在一个大院里。他是叶圣陶的长子。受父亲影响,他和弟弟叶至美、叶至诚都喜欢写作,兄弟仨联名出版过3本选集,即《花萼》、《三叶》和《未必佳集》。
叶至善写过许多科学幻想小说。
1956年,《中学生》杂志连载了一篇科学幻想小说,吸引了众多的小读者。这篇题为《失踪的哥哥》的科幻小说,一开头便是“公安局来的电话”,对东山路16号张家进行盘问,提出悬念,一下子就抓住读者,然后故事一步接一步发展。作者描写名叫张建华的哥哥在15年前误入冷藏库,被冻在库里,从此失踪了。15年后,当冷藏库大修的时候,工人发现这个冰冻的男孩,赶紧向公安局报案。经过科学家用红外线快速升温,孩子居然复活了,于是发生了弟弟的年纪比哥哥大、个头比哥哥高的一系列趣事。
《失踪的哥哥》署名“于止”,这是叶至善常用的笔名。我曾向叶至善问起这一笔名的含义,他说取义于成语“止于至善”。由于没有“止”姓,他把“止于”颠倒一下,用“于止”作为笔名。
叶至善怎么会写起科幻小说来呢?他说:“我当编辑有个主张,要编哪方面哪种形式的东西,最好自己先写一写,试一试,尤其在搞什么新点子的时候,自己写过了,试过了,多少可以知道这个新点子搞得成搞不成,好处在哪儿,以后跟作者打交道就不至于瞎出主意。”科幻小说在当时属于“新点子”,《中学生》杂志要刊登科幻小说,作为主编的叶至善便想亲自“先写一写,试一试”。
叶至善又怎么会想起写《失踪的哥哥》呢?最初,是报上的一则新闻,触动了他创作的灵感:苏联有一个人掉进雪坑,被雪埋了18个小时,后来居然被医生救活。他由此浮想联翩,把18个小时“扩大”为15年,变成科学幻想小说。这篇科幻小说最初便叫《失去的十五年》。
《失踪的哥哥》发表之后受到好评,被选入1957年出版的《儿童文学选》,并在1958年出版了单行本。
然而,在1983年,当叶至善回忆《失踪的哥哥》的创作历程时,道出了“知识硬块”曾经使他煞费苦心:由于“失去”了15年,以致弟弟比哥哥大得多,利用这样的喜剧冲突,编成有趣的故事,这并不难。然而,叶至善必须诠释复活冰冻男孩的科学原理。他在写作时,极力想避免当时科幻小说的通病,即讲述科学原理时与故事脱节,这“知识硬块”与小说如同“油水分离”。他设计安排医生与工程师进行对话,讲述科学原理,本以为这么一来可以自然一些,然而终究未能跳出“油水分离”的病症。那时候强调科幻小说是“普及科学知识的工具”,所以很难消除那“知识硬块”。
叶至善还透露了为什么把“失去”的时间定为15年?因为那时候以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再苦干10多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位“失踪的哥哥”在冷藏库里沉睡了15年,“什么事儿也没有干,醒过来就坐享其成”,他“非常懊恼,非常惭愧:惭愧在建设美好生活的日子里,他没有出一点儿力气”……好在作者并没有把“15年”的这“政治背景”写进故事。不过,作者如今仍然为自己当年政治上的幼稚而“不由自主地脸上一阵热”。
叶至善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科幻小说概括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侦察式”,故事一开始往往是出一件奇怪的事,然后加以追究,最后真相大白;一种是“参观记”,作者化装成一位导游,带着读者一路参观一路讲解。他说,他写科幻小说,也跳不出这两种模式,《失踪的哥哥》属于“侦察式”。他以为,“凭我这点儿小聪明,要找到一条新路子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在写了一阵子科幻小说之后,也就洗手不干了。
尽管叶至善这么自谦,我却一直非常喜欢《失踪的哥哥》,因为故事完整,富有层次,脉络清楚,充满幽默。1979年,正在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的我,征得叶至善的同意,准备把《失踪的哥哥》搬上银幕。叶至善宽宏大度地给我来信说,你怎么改,都行。
当时,我从众多的中国科幻小说中,选中了《失踪的哥哥》改编电影,原因之一是其富有喜剧色彩,适合少年儿童观看。原因之二是从电影导演的角度考虑,人物不多,场景简单,没有多少特技,比起拍摄那些高科技科幻片要节省得多。
我写出了分镜头电影剧本。就在我打算投入拍摄时,遇到了意外:《失踪的哥哥》全片只20分钟,电影发行公司认为太短,只能按照纪录片的价格收购。纪录片的价格远远低于故事片价格。这意味着影片将亏本,因而这部科幻影片也就流产了。至今,我仍为未能执导《失踪的哥哥》而遗憾。

2005年4月5日于上海“沉思斋”

迟叔昌和《割掉鼻子的大象》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6期)

1982年9月16日,我在上海锦江饭店出席欢迎Sony名誉会长、日本创造协会会长井深大博士的晚会。井深大博士发表演讲,由一位中国翻译现场口译。起初,井深大博士讲述访华观感时,口译很流畅。然而,到了他讲述Sony推出的摄像机的时候,口译者结结巴巴,因为她不知道那些科学名词应该怎么译,面露窘色。就在这时,一位身材修长的东北汉子站出来“救场”,流利地为井深大博士口译科学技术内容,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笑声、掌声……
这位东北汉子,就是我的老朋友、科幻小说作家迟叔昌。当时,他在日本担任Sony公司中国首席顾问。
迟叔昌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相当活跃的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大约由于“年代久远”,现在的读者不大知道他。有的年轻的科幻作家在写中国科幻历史时,甚至把他的名字错写成“迟书昌”。其实,这是因为他排行老三,按照中国“伯、仲、叔、季”的命名惯例,叫“叔”昌。他的大姐,就叫“伯”昌。
据迟叔昌告诉我,1922年2月13日他出生于哈尔滨。他的父亲在东北开面粉厂,但是酷爱文学,无形之中也培养了他对文学的兴趣。哈尔滨曾经多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迟叔昌上小学、中学时,日语是必修课。后来他又到日本庆应大学读经济学,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迟叔昌走上科幻小说创作之路,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的出版社雇了一批“抄稿员”,专门誉抄那些字迹潦草或者没有写在方格稿纸上的书稿。1955年,担任抄稿员的迟叔昌,奉命抄写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译著。他抄着抄着,竟然入了迷,从此对科幻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
不久,他去拜访一位外国女专家,看到她在北京饭店窗台上晒咸鱼,十分纳闷,心想,她们国家太短吃的了!跟女专家一聊,才知道她原来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晒的干鱼是标本!女专家说起自己小时候喜欢读科幻小说,使她爱上了自然科学……
这两件事使迟叔昌与科幻小说结缘,竟然写出一篇科幻小说“处女作”——《二十世纪的猪八戒》,讲的是猪像大象那么硕大。他投寄给《中学生》杂志,杳无音讯。直到一年之后,他的“处女作”被下乡回来的主编发现,帮助他润色、修改,把篇名改为《割掉鼻子的大象》,还加上编者按予以推荐,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这位独具慧眼的主编,就是叶圣陶之子、科幻小说作家叶至善。
《割掉鼻子的大象》一炮打响,被收入《1957年优秀少年儿童作品》。著名女作家冰心在序言中写道:“迟叔昌把科学道理融合在故事里,引人入胜。”《割掉鼻子的大象》的成功,给了迟叔昌莫大的鼓励。于是,他写出《大鲸牧场》、《科学怪人的奇想》(与叶至善合作)、《旅行在1979年的海陆空》、《三号游泳能手的秘密》、《起死回生的手杖》、《科学怪人的奇想》、《冻虾和冻人》、《人造喷嚏》、《机械手海里得兵器》、《小粗心游太阳公社》、《没头脑和电脑》等许多科幻小说。
迟叔昌的科幻小说,是典型的“少儿科幻”。他的作品的特点是构思奇妙,故事有趣,语言生动而且贴近少年儿童。他注意科学幻想的科学性,总要有一段话讲明幻想的科学依据。不过,在他的作品中,人物性格、形象比较一般化,所写的科学家总是无所不知的万能博士式。他的作品,严格地说属于科幻故事,缺乏小说特点。
后来,迟叔昌辞去工作,在家专事写作,当起“职业作家”。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迟叔昌的科幻小说无处发表,陷入窘境。紧接着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他这个“职业作家”推入绝境。他一度不得不去做临时工,手持铁锤去敲三合土,借以维持生活……
迟叔昌终于有了转机。那是他的大姐迟伯昌在日本专门写作中国菜烹饪法的书,叫他这个闲得无聊的“职业作家”帮忙写稿。这样,他在1975年获准东渡。1978年他在日本出版了编译《中医草药字典》和宣传绍兴酒的小册子,他总算有了稿费收入。后来,他在母校东京庆应大学任教,兼在Sony公司做事,有了稳定的收入。
走笔至此,顺便提一下迟叔昌的家庭:他的夫人王汶,是俄语翻译,曾经翻译了前苏联科学文艺作家伊林的许多作品。他的儿子迟方,受父亲影响,后来也成为科幻小说作家。
除了科幻故事外,迟叔昌还写了不少科学童话、科学相声等科学文艺作品,翻译了《板车之歌》、《守礼之民》、《小林多喜二小说集》等日本文学作品。

2005年3月2日于上海“沉思斋”

郑文光和《飞向人马座》

作者:叶永烈

(原载于《世界科幻博览》2005年第5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张然所写的《梦游太阳系》,1950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
此后涌现的中国科幻小说作家之中,郑文光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我跟郑文光很熟,他个子矮矮胖胖,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戴一副褐紫色深度近视眼镜。他年长我十几岁,我视他为创作上的“老大哥”。
郑文光,1929年4月9日生干越南海防市,原籍广东省中山县石桥村。童年和少年时代在越南度过。1947年回国,翌年入中山大学天文系。1951年,郑文光来到北京,从此定居北京。
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此后,他又发表了短篇《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记》、《征服月亮的人们》。他把这几个短篇汇成一集,于1955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太阳探险记》。这本小书,成为郑文光从事科幻小说创作的起点。
1956年,郑文光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飞向人马座》是郑文光科幻小说的代表作,初版于1979年,荣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那是经过十年浩劫、冷静地思索了多年的郑文光,爆发出强烈的创作欲,一气呵成了这部长篇。如同久封的佳酿,一旦启封,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
科幻小说是科学和文学的交汇,要求它的作者具备“两栖”本领:既能在科学中游,又能在文学中行。郑文光就是这样的人。他既是科学家,又是作家:他的本职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从事天文史研究;他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正因为这样,他把科学和文学融为一体,写出了这部天文学题材的科学幻想小说《飞向人马座》。
《飞向人马座》颇有文采,故事富有传奇色彩,而且很注意刻画人物的形象、性格。至于那特殊的科学环境、诱人的科学幻想,作者走笔行文,游刃有余,因为那正是他的专业范畴,是他驰骋的科学领域。这是作者处于创作顶峰时期的一部佳作。
天道酬勤。郑文光以他辛勤的笔耕,获得丰硕的创作成果,写出了一系列科幻小说《大洋深处》、《神冀》、《天梯》、《古庙奇人》、《命运夜总会》、《地球的镜像》等等。他的作品不再是早年的“少儿科幻”,而是日渐注重哲理内涵,注视时代命运,比他早年的作品显得思想深刻,从“硬科幻小说”转向“软科幻小说”。
郑文光的文学功底不错。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科幻小说创作达到了高峰期。他的科幻小说在《当代》、《小说界》、《新港》等文学社发表,他的长篇小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冈恩教授在美国主编了一套大型的世界科幻小说研究丛书,叫《科幻之路》。《科幻之路》第六卷收入两篇中国科幻小说,其中的一篇就是郑文光的《地球镜像》。
就在他排炮似的从他的笔杆中发射一颗又一颗科幻之星的时候,遭遇“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我接连受到来自“左家庄”的“批判”,郑文光为我仗义执言。然而。由于过度的劳累,以及他的作品在当时也受到“莫须有”的“批判”,使他在精神上受到很深的刺激。1983年4月27日,54岁的他突然中风、偏瘫,倒了下去。
我去北京积水潭医院南四楼411室看望郑文光。他因脑血栓右半边身体不能自如动作,讲话困难,只能发出单音节的几声,听觉良好,头脑正常。脸左半边常常斜着抽搐。他的夫人陈淑芬约我一谈。她告诉我,郑文光得病前,一家报纸刊出批郑文章,郑几次打电话给那家报纸的编辑,情绪激动。4月26日下午,郑文光与一位编辑在电话中争吵,那位编辑未听完就啪的一声挂上电话。郑文光很生气。当晚,郑文光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朋友写信,反映情况。陈淑芬先睡,郑文光当晚已感到手发抖,说话口吃。第二天早上,郑文光起床,连裤带都未系上,就瘫倒地上,不省人事。陈淑芬当即请人帮忙,急送医院……
郑文光这一病,竟然丧失写作能力达20年!当时,他正处于年富力强之际。很可惜,在这写作的黄金岁月,他离开了科幻文坛!所幸,由于夫人的悉心照料,使他病体日渐康复,后来居然能远涉重洋,前往纽约探望儿子。1991年5月,世界科幻小说协会在四川成都召开年会,胜友如云,他在夫人的陪同下,也到会了。他告诉我,他还要继续创作,继续为中国科幻小说的繁荣作出贡献。然而,他毕竟丧失了工作能力,在病痛中度过整整20个春秋,于2003年6月不幸去世,终年74岁。从此,中国科幻小说阵营损失了一员大将!
1997年4月,我因痛失挚友童恩正而陷入久久的哀伤之中。不科,病魔又夺去了郑文光宝贵的生命。我坚信,中国年轻的科幻作家们必将继承、发扬郑文光先生执著坚韧的精神,在新世纪开创中国科幻小说的灿烂未来。

2005年3月1日于上海“沉思斋”